“国朝六家”：施闰章和宋琬年辈最早，并称“南施北宋”。

施长于五言，风格温和，涉及民生疾苦；宋则擅写七言，诗风雄健，偏重个人境遇的描写和自我情感的抒发。

比他们稍后的是王士禛和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

王士禛标榜神韵，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数十年，影响最大；朱彝尊早年诗作内容充实，多为唐调，后来转而学宋，以学力、才藻见长，为清诗中的浙派的领袖。

并称为“南查北赵”的查慎行、赵执信可以说是朱、王对应关系的延续。

就社会关系来说，查是朱彝尊的表弟，赵则是王士禛的甥婿。

就诗学观点而言，查慎行在朱彝尊学宋的基础上公开标举宋诗，以苏轼、陆游为效法对象，气求调畅，词务清新，在清初学宋诗人中成就最高；赵执信则对王士禛的诗学理论不以为然，主张取法晚唐，自写性情，诗思清新峭拔，有时也伤于刻露。

“岭南三大家”：“岭南三大家”之称缘于稍后的王隼取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诗合刻为《岭南三家集》。

陈恭尹字元孝，广东顺德人，明亡后出游四方，晚年归家，以诗文自娱，自称罗浮布衣，有《独漉堂集》，其诗感时怀古，抒发亡国之悲，间或表达矢志复明的决心，激昂盘郁，长于七律，《邺中》《读秦记》等，是所谓“人无数篇”的名作。

梁佩兰字芝五，号药亭，曾仕清朝，诗多酬赠与写景，七古苍凉伉爽，《易水行》《养马行》等写社会民情，寄有深意，能独开生面。

有《六莹堂集》。

虞山诗派：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等人。

这个诗派的代表人物是冯班，曾师从钱谦益，其主张主要有：①反对七子、竟陵和严羽《沧浪诗话》，著《钝吟杂录》专摘严羽以禅喻诗之谬。

②沉丽细密，锤炼藻绘，抒发故国悲痛，婉而多讽。

如《题友人〈听雨舟〉》《有赠》。

③以标榜李商隐而自张一军，势力颇大。

“梅村体”：指的是清初吴伟业的一种诗体风格。

以明清易代的史实为题材，反映社会变故，感慨朝代兴亡；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写法，侧重叙事写人，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晚唐温、李的风情韵致及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

代表作《圆圆曲》《永和宫词》等。

成为古代叙事诗新的高峰。

后人取吴伟业之号，称之为“梅村体”。

）“梅村体”的主要艺术特征有：第一，融元、白叙事诗的善于铺排和初唐四杰的才藻缤纷、李商隐的色泽浓丽于一炉，并引进史传文章、明代传奇的曲折变化的叙述手法，使其歌行既沉郁苍凉，又气势磅礴，既笔意纵横，又韵致深曲，在古代叙事诗里独具一格。

第二，语言以华美清丽见长，声律以和谐谨严称擅。

它辞藻绚丽，工于设色，律度严整，尤擅转韵，同时注意偶句与散句的间错并用，重视音调和色彩的调和匀称，故能做到开阖自如，音色并妙。

第三，多以人物的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同时在人物的身世遭遇和荣辱变迁中又牵合着家国兴替，绾系着一代史实，这样，就使得梅村体在题材、格式、韵味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规范。

总之，“梅村体”叙事诗约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着示范的作用。

受吴氏的影响，在其家乡太仓产生了娄东诗派。

江左三大家：是中国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的合称。

三人皆由明臣仕清，籍贯都属旧江左地区，诗名并著，故时人称江左三大家。

顾有孝、赵澐选其诗为《江左三大家诗抄》9卷。

有康熙帝刊本。

“神韵说”：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神韵”即风神韵味。

神韵说在理论上着重继承了唐司空图《诗品》的“韵外之致”说（“冲淡”、“自然”、“清奇”）、严羽的“妙悟”“兴趣”说，提倡“兴会”“神到”，而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在创作实践上，则主要奉王孟韦柳等人的山水田园隐逸闲适之作为典范。

神韵说要求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发挥含蓄蕴藉、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从而加强诗歌消遣娱乐功能。

神韵说注重诗歌的整体效果，这显然是对明代前后七子支离破碎的拟古模仿和公安、竟陵两派的肤浅轻率的救弊补偏，但它易流为空调、掩却性灵，也促进了诗坛脱离严肃沉重的人生的倾向，有其偏颇之处。

“格调说”：清代中期沈德潜的诗论。

一是强调诗人的性情要合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诗教，诗歌创作要中正平和、委婉含蓄。

二是强调写诗须讲究格律声调：“诗贵性情，亦须论法”，要写得含蓄、蕴藉、委婉，提倡学古，但反对拟古。

“格调说”对“神韵说”空疏浅陋的弊病有所补救，但它维护传统“诗教”，基本属封建正统派诗论。

“肌理说” ：翁方纲的论诗主张。

认为主张“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

”（《志言集序》）“肌理”源于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之句，包括义理与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思想与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句等作诗之法。

其肌理说也就是要求以学问作为作诗的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思想和文辞谐和，做到外表空灵，内容质实。

翁方纲的本意在于以学问考证的质实，补救神韵、格调之失，有可取之处，但实际上却引导诗人脱离现实，从故纸堆中寻找诗材。

后来的学人之诗和宋诗运动，都由翁氏的肌理说推动而来。

“性灵说”：袁枚的论诗主张。

性灵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

“性情以外本无诗”，“自把新诗写性情”，就是要在诗中表现诗人独特个性，“作诗不可无我”，认为“诗有性情而后真”。

这是性灵说审美价值的核心；其次是“才华”：“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性灵”，艺术构思中的灵机与才气、天分与学识要结合并重。

既反形式主义，又反拟古主义，体现了一种革新精神，有一定进步意义，成为乾嘉诗坛上最活跃最有成就的诗派。

但是，它也有缺乏深刻社会内容的局限性。

阳羡词派：形成于顺治中期，极盛于康熙二十年，余波及于康熙后期。

以陈维崧为其领袖，因其籍贯是江苏宜兴（古称阳羡）而得名。

阳羡词派竭力推重词体，把词的本体功能提高到与诗、经、史同样的地位。

继承《诗经》和白居易“新乐府”精神，“拈大题目，出大意义”，反映明末清初的国事，是阳羡派的基本特点，尤其崇尚苏、辛之词，词情激烈，骨力遒劲，“以豪情抒悲愤”是其风格特征。

与陈风格相近的曹贞吉、孙枝蔚、吴本嵩、潘眉等一大批词人被称为“阳羡派”。

编有《今词苑》、《荆溪词初集》、《瑶华集》等词选。

浙西词派：是以浙西六家为核心的一词派。

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及其本人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渐西词派”之名。

以朱彝尊为领袖，浙派宗法南宋，标举“清空”、“醇雅”，以婉约为正宗，注重词的格律，主张宗法姜夔、张炎。

具有古雅峭拔的格调，疏淡清远的意境，严谨和谐的音律。

“京华词苑三绝”：康熙十七年前后，清廷统治日趋稳固，词坛中心转移到了清王朝政治中心北京。

南北词人荟集皇都，京华词坛涌现出群雄纷起的新景观。

其时曹贞吉、顾贞观和纳兰性德最为杰出，被誉为“京华词苑三绝”。

“常州词派”：清中叶以张惠言、周济为首的词派，以儒家诗教为理论基础，注重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在当时直至晚清都有巨大影响。

张德瀛《词征》：“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

”主张尊词体，反对把词当作“小道”，力图提高词的地位，使之“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

倡导词应以比兴寄托为主，反对琐屑堆砌之习；主张“意内而言外”、“意在笔先”。

要求“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

张惠言把词的正格规定为一种通过比兴手法表达“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并讲究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

古文三大家（“国初三大家”）：指清初以写作文学散文而著称的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

魏禧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汪琬写人状物笔墨生动，侯方域的影响最大，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

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桐城（含今枞阳县）人，故名。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

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櫆、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

桐城派文章因而成为有清一代古文正宗。

阳湖派：桐城派的一个支流。

因其代表作家恽敬、张惠言、李兆洛及大部分后继者均是阳湖（今常州）或阳湖附近人士而得名。

阳湖派崇尚桐城之“义法”，古文上宗唐宋以至秦汉。

但他们不满意桐城派散文内容的单薄和风格的枯板，企图驰骋于先秦诸子百家，以充实的才学为文坛起衰振弊。

苏州剧派：明末清初，苏州地区活跃着一个以李玉为首的20余人的戏曲作家群体，他们以昆山腔从事创作。

前期作品内容多反映市井居民伦理道德，入清后创作出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剧；其创作以舞台演出为中心，增强了作品戏剧性；又以苏州人、演苏州事、作苏州语，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人称苏州剧派。

包括朱素臣、朱佐朝、毕魏、叶时章、陈二白、丘园、张大复等。

他们彼此交往密切、经常合作写作戏剧，以至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

共同特点是：在身份上，都是出身社会中下层，大多与科名和仕宦无缘，大多是以毕生精力从事戏剧创作的作家；在作品的题材内容上，一反传奇创作领域“十部传奇九相思”的窠臼俗套，而是关注现实，写了许多政治剧和时事剧，因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作品形式上，他们既精通音律，又熟悉演艺优人，一反案头剧脱离场上演出的弊端，以生动曲折的情节排场、工巧和谐的宫调曲牌而形成适合场上搬演的作品，所以苏州派剧作家的作品流行于当时和后来的戏剧舞台上。

苏州派杰出代表便是李玉，他的《一笠庵四种曲》和《清忠谱》最为著名，其他作家较为知名的作品还有朱素臣的《十五贯》，又名《双熊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