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组织公共危机管理的探微
我国非政F组织参与公共安全危机管理的依据
（一）现阶段安全形势的促使
目前我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敏感的阶段，这是一个发展机遇与风险因素共存的时期。

首先是各种灾害事故的频繁发生，其次是随着现代化产生的系统风险开始扩散，在资源扩散与再次汇集后，社会中的潜在风险因素逐渐增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增多，这些不良因素都开始给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显著的威胁。

例如城乡二元结构引发的劳资问题，房屋土地拆迁引发的社会问题，人口流动引发的管理问题，人口增加引发的空间问题。

生态恶化和灾害响应机制不健全，缺乏危机预警和监督机制，在行政执法监控中存在漏洞，以及危机管理中行动人员的不当操作而引发的人为社会安全危机等。

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虽说政F无疑是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但是基于单一政F组织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存在的资源和能力缺陷，故需要非政F组织的积极参与，来协助政F，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以确保公共安全。

（二）理论的支撑——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
非政F组织能够在实践中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公民社会与治理理论。

从上个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外诸多的学者逐渐地接受了以政F、市场和民间社会三分法为基础的公民社会概念。

该理论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市场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政F所属的公民组织。

公民社会帮助民众从国家和市场的绝对掌控中解脱出来，强调构建具有
自主性、自律性、自治性的社会组织，从而形成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这种架构有助于国家、市场、社会三个管理主体间开展良性互动。

单一的、命令式的、等级制的治理格局需向多中心的、合作式的治理与善治转变。

治理的基本理念就是主张关注社会管理力量多元化格局的建立，并对社会组织力量加以关注。

该理论一方面改变了单一政F治理的格局，使该格局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非政F组织在国家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地位，为非政F组织参与属于公共事务管理的危机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三）自身特有优势的保障
非政F组织以它独特的优势应对着社会公共危机。

NGO的优势具体表现在：相对于政F而言非营利组织在运作机制上表现出的灵活性和自治性使其比政F组织更具有渗透性和主动性；非政F组织多元化的专业性，使其在救助过程中具有更强的针对性，降低了不必要的组织和人员开支；其公益服务的特点，有助于安抚群众的恐慌不安的情绪；非政F组织成员基本成员是具有志愿精神的，更易与民众进行沟通，有助于开展灾后群众心灵上的修复和基础设施的重建等工作。

面对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若仅依靠政F承担公共危机的管理职能来应对危机，将会给公共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近年来，随着非政F组织的有序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信誉，使其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能通过多渠道动员更丰富的社会资源投入到救灾中去，为政F部门提供必不可少的辅助力量。

我国非政F组织参与公共安全危机管理的两大阻力
笔者主张将两大阻力抽象概况为：外部阻力与内部阻力。

正是由于受到源于政F的外部阻力，以及源于非政F组织自身的内部阻力这两方面阻力的影响，NGO也表现出“资源供给不足”、“家长制作风”等各种志愿失灵的现象。

该现象使NGO不但无法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将自身功能发挥到最大化和最优化，甚至还在某些环节影响了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与效果，从而产生了局部的负面效应。

（一）外部阻力
外部阻力主要源于政F，具体表现为：落后的政F管理理念，对NGO的实践利用不足，未营造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

1.落后的政F管理理念国内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危机管理的氛围尚未形成，从公共危机管理实践的角度来看，政F一方面给予社会力量的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没有合理有效地调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故社会力量参与危机管理实践的渠道就显得如履独木桥，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辅助功能。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点：首先，由于政F所处的主导地位，使其传统的管理思维制约了非政F组织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发挥；其次，对非政F组织参与危机管理中政F部门设立了具有约束性的管理体制，忽视了非营利组织的实力，尚未创造出充足的空间来促进非政F组织发挥自身的优势功能。

2.政F对NGO的实践利用不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明确而规范的分工机制。

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政F和社会力量分别应该承担哪些工作等情况，或是共同承担哪些职责，在我国的危机管理体系中都没有明确规定，使得第三部门的作用无法有效地发挥，在
公共危机管理中缺失了主动权，只能被动听令。

二是由于宣传引导方面权威部门没有予以重视，从而使得社会公众自救互救能力薄弱。

权力部门对社会的危机管理工作、引导、培训仅停留在表层，对危机管理的措施和具体要求不明确，带有阶段性、突击性，缺乏可操作性与长期性。

三是与社会力量进行危机沟通不足。

由于受到传统危机管理模式的影响导致权威部门习惯于报喜瞒忧，近年来，从非典事件、三鹿事件等国内一系列的公共危机事件的政F表现可以看出，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滞后性、主观性等问题，表明政F与公民社会的危机沟通不足、其能力表现与危机管理的需求不相适应，易使得虚假信息在社会中传播给民众造成恐慌情绪，这会影响到安全危机的后期控制和秩序恢复，严重的还有可能引发社会公众对政F的不满，导致社会无法稳定地运行。

3.政F尚未营造有利于NGO发展的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非政F 组织的活动常常因为受到来自自身和外界的影响而偏离原先正常的轨道，故作为公共安全危机管理的主体，政F非常有必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当前，在我国出台的一些立法原则中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等等，在这些法规中仍然会存在着诸多会约束和限制非政F组织的建立的条例。

条例中存在问题不仅仅不利于非政F组织的建立、发展，而且还会影响非政F组织在监管、监督等方面的作用发挥，因此政F要结合实际情况为非政F组织营造出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

尽管我国正在设置有关非政F组织建立与发展的法律制度，然而从目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