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作为感性教育初探“审美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它不仅历史渊源流长，而且内容也十分丰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尤其如此。

因此，以往那种将“审美教育”简单地、片面地归结于某一方面的做法，已经不能概括今天如此丰富、如此新颖的美育内涵了，也就是说，今天的美育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是立体的、多元的，它是一个综合有机体，这里我们探讨的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它作为感性教育的一方面。

美育不等同于感性教育，但它确实包含着感性教育的内容。

一、“感性”的定义审美教育和人的“感性”有着既直接又内在的关联。

所以，在历史上审美教育的命运和“感性”的命运密切相关，常常是人们对“感性”如何，便会如何对待审美教育。

所以，要了解审美教育是什么，如果不首先对“感性”有所了解，就将是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感”的基本含义有两层，其一：“格也，触也。

”即人的第一信号系统对外物的感知；其二：“感者，动人心也”，感就是心有所动。

这里，“感”既是一个生理过程，又是一个心理过程。

“性”的含义则很复杂。

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性”在中国主要指本能、欲望和情感。

所以，中国古人说，“生之谓性。

”（《孟子・告子》）“凡性者，天之就也。

”（《荀子・性恶》）“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荀子・正名》）又说：“食色性也。

”（《孟子・告子》）“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

……情亦性也，谓性已善，示其情何？……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

” （董仲舒）（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202页。

）除此之外，汉语中的“性”还有这样的意思：指人的本质特征，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孟子谈这种“性”谈得最多。

在宋儒张载、二程和朱熹那里，则认为所谓的“性”即人生之究竟依据，“极本穷原之性”，它既是整个宇宙的本根，也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更是人生的根据。

显然，这里所谓的“性”立足于人和动物的区别，与本能、欲望和感情相对（后三者常常陷溺这种“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

至于“感”和“性”合而为“感性”一词，古代汉语中没有这种用法，它是一个外来词汇，大约在近代以后传入中国，主要指感性认识，即认识的初级阶段，与理性认识相对。

在西方，英语中“感性”（ sensuousness）与“肉欲”（sensuality）具有相同的词根（sens）；在德文中，“感性”与“肉欲”仍是同一个术语Sinnlichkeit，它既指本能的（特别是性欲的）满足，也指感性知觉和表象（即感觉），它是一种低级的、混乱的和含糊的认识。

综上所述，所谓“感性”即人生之所以然者，它包括人的本能、欲望和情感，是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这一方面，人格就会是片面的，甚至是病态的。

二、美育与“感性” “感性”与审美教育具有如下关系：从词源上看，被译成中文的“美学”（即德文“Aesthetica”一词），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过它下的定义是：“Aesthetica是感性认识的科学。

”（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2页。

）他认为人的认识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感性认识，一是理性认识；美学研究感性认识，逻辑学则研究人的理性认识。

德国另一个大美学家康德也曾经将人的心理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认为哲学研究知，美学研究情，伦理学研究意。

这些都表明，在西方，“Aesthetica”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之上的，它以人的“感性”为研究对象。

它就是中文中的“美学”一词的本义。

这意味着，美学也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别的，而正是“感性”。

可见，从词源学上看，审美教育是针对着人的“感性”而进行的教育，审美教育与人的“感性”有着直接的关联；并且，审美教育也具有“感性”的品格，因此，审美教育就是一种感性教育。

在美学史上，“美育”首先是作为一种感性教育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的。

那么，美育作为一种感性教育，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首先，审美教育能够解放人的感性。

所谓“解放人的感性”，主要是指美育能够将人的感性从理性的长期压制下解放出来。

在历史上，感性长期处于理性的压抑之下，这在现代社会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意识到，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文明（即现代文明）就是一种压抑性的文明。

现代德国思想家马尔库塞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文明之初，“理性也已被看作是压制本能的工具；本能、感性领域被看作始终对立于理性，有害于理性的。

哲学用来理解人类生存的范畴也保存了理性与遏制之间的这种联系：凡属于感性、快乐、冲动领域的东西都意味着是与理性相对抗的，是必须予以征服和压制的东西。

日常语言也保存了这种评价，因为用于这个领域的语词都有带有说教或猥亵的语调。

从柏拉图到现代世界，有关‘黄色作品’的法律，对快乐原则的毁誉一直具有势不可挡的力量。

”（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 5页。

）正是这种长达几千年的压制，使人们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情消失殆尽，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变得麻木不仁，无论是春天的第一片新绿，还是夏夜璀灿的星空，无论是云白山青，还是川流石立，都难以激起人们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喜悦，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人们在无动于衷中打发着平凡而琐碎的时光。

人们仿佛得了“不感症” ，正如美国阿尔温・托夫勒所说，在现代社会，我们到处可见这种“千百万人的病态性的冷漠态度。

”（注：托夫勒・阿尔温：《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3页。

）而在法国著名文学家加缪的中篇小说《局外人》那里，我们更可以看到现代人这种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不感症”的形象而生动的表现。

小说的主人公莫尔索就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生活激情的公司小职员，甚至面对恋爱、死亡这些人生大事，他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冷漠和麻木不仁。

这种感官的异常迟钝和心理性的“不感症”，不仅使人失去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情，使人的生活变得异常的贫乏、单调和枯燥，而且更使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人与物之间日益疏远、隔膜起来，他人成为一堵墙，人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绝望。

而审美教育要做的，正是将人的感性从这种理性的长期压制下解放出来，将人的感性从在压制下已经变得异常麻木、迟钝的病态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其以感知的敏感和激情。

审美教育的这个作用在本世纪初我国大思想家梁启超那里，被称为“剌”。

他认为，小说对人具有四种支配力量，其中之一即为“剌”，所谓“剌也者，剌激之义也。

”他在比较“剌”与小说的另两种支配力“熏”、“浸”时指出：“熏浸之力利用渐；剌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剌之力，使感受者骤觉。

剌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

”（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18页。

）而美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和它上述的感性品格有关。

美育作为一种感性教育，是以人们对对象的直接感知为基础的，也是以人的感性不断敏感和丰富为目的的。

人的感官如果长期不去感知，就将变得迟钝，就将逐渐退化。

美育正为人的感官提供了一片广阔的感知天地，在这片天地里，日月合壁，山川焕绮，“春秋代序，阴阳惨舒，”（《文心雕龙・物色篇》）桃花之鲜，杨柳之貌，日出之容，雨雪之状，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文心雕龙・物色篇》），莫不使人悟以物色，应物斯感，并进而“心亦摇焉”，“辞以情发。

”（《文心雕龙・物色篇》）在此基础上人们“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神思》），“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文心雕龙・物色》）“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这里，不只是人的感官由于外界的剌激而保持了自己鲜活的生命，并日益地敏感起来，而且人的感情也被不断地激发，人的想象也不断的丰富起来。

可见，只有审美教育，才能将在理性的长期压制下已经变得麻木和迟钝的感性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它敏感、丰富和激情。

这是审美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其次，审美教育能够泄导人的感性。

人生而就有耳目之欲，就有感知外物的欲望，这是人和外界、乃至整个宇宙联系的唯一桥梁，也是人情所不能免。

荀子说：“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

”（《荀子・王霸》）《吕氏春秋》指出：“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

”（《仲春纪・情欲》）《淮南子・真训》也说：“且人之情，耳目应感知，心志知忧乐，手足之疾痒，辟寒暑，所以与物接也。

”相反，如果不让人去感知，将之“囚之于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

”可见，不满足人的耳目之欲，不满足感性所提出的需求，是摧残人性的。

然而，人的这种欲望常常是无止境的，也是盲目的。

如果任其自由的表现，不仅对社会，甚至对整个人类都是十分危险的。

这一点，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有很清楚的认识。

先秦的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荀子・礼论》）荀子这里明确指出，盲目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是国家穷乱的根源。

在《吕氏春秋》那里，作者也告诉我们，盲目地追求耳目之欲，“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仲夏纪》）汉代的《淮南子》也看到了这个危险，它说：“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

五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

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

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

”（《精神训》）这都是“亡国之音”。

明代吕坤更明确地说：“天地间之祸人者，莫如‘多’。

令人易多者，莫如‘美’。

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寝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

皆祸媒也。

”（《呻吟语》）总之，过分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无异于引火自焚，“酒足以狂愿士，色足以杀壮士，利足以点素士，名足以绊高士。

”（杨梦衮《草玄亭漫语》）我国古代的圣人“决不许人类一切的本能，毫无节制，任情放纵。

他取正当的方法音乐地调节本调本能的冲动与官能的享乐。

”（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散文精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页。

）这种“正当的方法”即是“克己”、“格物”。

而在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理性对感性的压抑之所以能够成立并获得巨大的成功，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潘多拉、女性原则、性欲和快乐都成了灾祸，是分裂和破坏性的。

”（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可见，对于人生而就有的欲望，既不能不满足它，也不能盲目地满足它。

在中外历史上，人们都曾经通过理性去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