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李汉林涉嫌故意伤害案一审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李汉林的委托，依法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李汉林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一审的辩护人。
受理本案后，我们依法查阅了本案相关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在充分了解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出庭参加庭审的情况，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希望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汉林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具体理由如下：一、控方指控被告人李汉林犯故意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方面，控方证据中的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主观性证据自我矛盾、相互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从法庭调查的情况来看，控方用以证明被告人李汉林犯故意伤害罪的主要直接证据有：证人梁胜、温文强、彭锦然、宾鉴煌和八桥光的证言、辨认笔录及各被告人供述。
但作为控方主要证据的上述证人证言，不但同一个证人证言前后自相矛盾，而且不同证人的证言也相互矛盾，证人证言与被告人供述之间也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比如：（1）证人梁胜在对究竟是谁将受害人梁增打倒在地的问题上所作的证言：2013年2月27日(第二次)接受询问时明确表示“具体是谁打的就不是很清楚，因为当时很乱，反正后来冲进来那些人，包括那个高瘦的男子都拿木方参与了打架”（证据卷P147/148）；但其2013年3月8日(第三次)接受询问时却能准确无误、详细地讲述被害人梁增被打倒的整个过程，而且能明确指认打倒被害人梁增的人。
（证据卷P150）显然，较早前说“现场乱，不清楚是谁打的”的较为真实，因为梁胜跟受害人梁增是兄弟关系，案发后没有任何理由故意作伪证说“不清楚是谁打的”去维护行为人。
后期所作证言与早前证言前后不一、矛盾，明显是受到侦查人员诱导，甚至是侦查人事先做好的笔录，叫他签字的。
同时，证人梁胜在辨认笔录中指认，被告人李汉林“就是当天冲进丰丰石材厂拿木方参与打架的人”，并未指认被告人李汉林有用木方对受害人梁增进行击打。
证人梁胜的证言前后矛盾，又未出庭接受质询，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予以采信。
（2）证人温文强指认被告人李汉林持木方打到被害人头部致被害人倒地也有两次不同的陈述。
2013年2月2日(第一次)接受询问时说的很清楚，“那七、八个男子进了丰丰石材厂后，有些人就开始拿起木方，有一个人是拿着一把铁尺子”，同时“看到有一人用木方条打中了梁增头部的左侧”，这里的表述是很明确的，在短暂的打架斗殴中，其表述也是连贯的，“拿着铁尺子”的人与“用木方条打中了梁增头部的左侧”的人在2013年2月2日的询问笔录中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证据卷P154）,按正常的思维逻辑，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必然会在2013年2月2日的询问中就指出来（正常人都会说，“用木方条打中了梁增头部的左侧的人就是原来手里拿着一把铁尺子的人”）,但温文强没有!反而是在2013年3月8日(第二次)接受询问时称，穿间条衫男子先是拿铁尺子，后来换成木方打中梁增头部左侧。
不能排除证人第二次接受询问时受到侦查人员诱导的可能。
同时，证人温文强是挑起本案事端的始作俑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可信度本来就很低，加上证言前后矛盾，同时证人今天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其证言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予以采信。
（3）证人彭锦然对究竟是谁将受害人梁增打倒在地的问题所作的证言：2013年2月2日(第一次)接受询问时清楚表示，他当时在挖水沟，只是在挖水沟的过程中回办公室打开水时看到过被害人一伙在办公室，并没有看到打架的过程，但在2013年2月23日(第二次)接受询问时起（3月12日第三次，4月7日第四次）却能异常详细地说清楚整个过程。
这里面，证人证言前后矛盾的同时，其解释也有很多不符合常理之处，比如彭锦然2013年2月23日(第二次)接受询问时解释第一次没有如实反映的原因是“之前，我怕别人报复，没有如实反映现场情况”。
第一次是彭锦然被动接受调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怕报复，不敢如实反映”，第二、三、四次，他为什么会不怕报复，主动去公安机关协助调查了呢？山长水远、路费和误工费都自己承担，三翻五次主动去公安机关协助调查，证人彭锦然有那么高的法律素养吗？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观念下，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不一定能这样主动去作证，更别说他彭锦然！同时，证人明炎南的证言证实，案发后明炎南在丰丰石材厂门口遇到过彭锦然，当时明炎南问彭锦然“因何来打架你知无”彭锦然答“我入办公室倒了杯开水便出来了，看见老板他们几个吵起来，我便返出门口了，具体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清楚”（证据卷P107）明炎南的证言与彭锦然2013年2月2日(第一次)接受询问所作笔录是相符的，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彭锦然根本不清楚本案案发经过，其2013年2月23日(第二次)起接受询问所作证言为虚假。
此外，彭锦然作为唐亚荣雇请的一个临时散工，案发前他没有接触过也不认识梁增、梁胜一伙，但他第二次接受询问时起，屡屡提到梁胜并尊称梁胜为“梁老板”，他是怎么知道梁胜就是梁老板的呢? 这一切的一切均不合常理，不能排除彭锦然受到了利益的驱使（譬如被人收买）在2013年2月23日作虚假陈述的可能，而且证人彭锦然今天没有出庭接受质询，这样的证人证言依法不能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
此外，梁胜、温文强、唐亚荣、张敬初等证人的证言以及本案全部被告人的供述也未提及证人彭锦然曾在现场出现过，证人林冬喜证实彭锦然所在位置离案发现场比较远（证据卷P204），客观上不可能看到现场情况, 彭锦然2013年2月23日作证言虚假是肯定的。
（4）证人宾鉴煌证言。
作为一个与本案毫无利害关系的证人，宾鉴煌的证言是可信的，其证实被告人李汉林进入丰丰石材后从被害人一方中抢过了一把铁尺，至打架过程结束，整个过程都一直手持铁尺，宾鉴煌证言证明了彭锦然2013年2月23日和温文强在2013年3月8日(第二次)接受询问作证称被告人李汉林用木方击打受害人是虚假的，在彭锦然、温文强证言前后矛盾又未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下，法庭依法应采信证人宾鉴煌的证言，确认被告人李汉林手持铁尺，受害人死亡与被告人李汉林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
（5）证人八桥光证言。
作为一个与本案毫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人八桥光证言证实，在宾锐明与被害人一方扭打过程中被告人李汉林和宾东垣是在“拆架”的（证据卷P137），在进入石材厂之后，“李汉林看到宾锐明被对方几个人围在一起打，随即跑过去一手把对方的钢尺抢了……对方另一个人跑不掉给宾锐明和宾东垣追打，后伤者倒地”（补充侦查卷P40）八桥光证言证明在整个打架的过程中，被告人李汉林一直手持铁尺，案外人八桥光证言与彭锦然2013年2月23日、温文强在2013年3月8日(第二次)接受询问所作证言相互矛盾的同时，与证人宾鉴煌证言、被告人供述能相互印证，法庭依法应采信证人八桥光的证言，确认被告人李汉林手持铁尺，受害人死亡与被告人李汉林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
（6）被告人宾锐明、宾东垣的供述和辩解。
作为本案共同被告人，宾锐明、宾东垣与本案有最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受害人死亡的结果是被告人李汉林的行为直接导致的话, 宾锐明、宾东垣只要如实说出来,自己就可以洗脱自己的嫌疑。
但是，在公安机关前前后后所作供述各近十次，后经公诉机关审查起诉的提讯，补充侦查,直到今天的庭审，案发时距离死者最近的两被告人宾锐明、宾东垣都没有指认被告人李汉林有故意伤害受害人的行为，就这一点而言，其供述是可信的，因为他们是现场的直接参与者，在与被告人李汉林没有特殊关系的情况下，他们没必要为维护被告人李汉林而作虚假供述。
相反，如果被告人李汉林确有故意伤害死者的行为，被告人宾锐明、宾东垣如实供述即可洗清的自己嫌疑，无需遭受牢狱之灾。
所以，在被告人李汉林没有故意伤害死者的行为这一点上，被告人宾锐明、宾东垣的供述是可信的，他们的供述与李汉林的供述和证人八桥光、宾鉴煌的证言也可以相互印证的，足以证明被告人李汉林没有故意伤害被害人的行为。
（7）被告人李汉林的供述。
被告人李汉林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到今天的庭审，前后供述基本一致：没有实施故意伤害受害人的行为。
其供述与被告人宾东垣、宾锐明的供述和证人宾鉴煌、八桥光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人李汉林没有实施故意伤害受害人的行为，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与被告人李汉林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此外，封开县公安局的《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李汉林是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后被刑事拘留羁押的，按常理，如果被告人李汉林确实有用木方击打受害人并致受害人死亡的话，作为一个正常人，要么他逃匿，要么，他到公安机关自首，绝对不会像他现在这样，被刑事拘留羁押后到现在前后供述一致都说自己手拿铁尺，没有击打到受害人。
所以，被告人李汉林的供述是可信的。
综合上面控方主要证人证言的各种矛盾、疑点和漏洞，结合司法实践经验，我们认为无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还是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都是第一次或者较早前作出的比较真实可信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翻供比比皆是，但法庭一般都采信第一次或者较早前作出的供述。
因为，被告人在知道的自己如实供述对自己不利时往往会翻供以逃避法律制裁，所以第一手材料的真实性相对比较高。
同样的道理，作为证人证言，特别是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在第一次或较早前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做出的，其可信度、真实性肯定也比后来作出的要高，因为人民群众目前的法治观念不强，事后所作证言被诱导、被收买、趋利避害等各种可能性都有。
所以，本案中，对证人梁胜、温文强、彭锦然前后自我矛盾的证言应当采信第一次所作证言和采信其对被告人有利的陈述，证人梁胜、温文强、彭锦在没有出庭接受法庭质询的情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刑法的公平、公正。
证人宾鉴煌和八桥光的证言与证人梁胜、温文强、彭锦然第一次所作证言基本一致,与各被告人供述也基本一致,可以相互印证,证明被告人李汉林没有故意伤害被害人的行为,被害人受伤死亡的结果与被告人李汉林手持铁尺之间没有直接的、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总的来说，控方证据中的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主观性证据自我矛盾、相互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无法作为认定被告人李汉林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证据予以采信。
另一方面，控方没有任何书证、物证等客观性证据能直接证明被告人李汉林有故意伤害的行为(换句话说，控方所据书证、物证没有一件与被告人李汉林是否构成犯罪有关)。
案发后，侦查机关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并进行了细致的勘查，但公诉机关提交的所有物证中并没有任何一件与被告人李汉林有关，既然你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汉林拿木方与击打受害人头部至受害人受伤而后死亡，那么你应该向法庭提交最重要的物证——凶器木方。
但公诉人提供的凶器木方上只有受害人和被告人宾锐明的血迹，也就是说控方出示的击打受害人的凶器是宾锐明持有的，根本与被告人李汉林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