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破产重整中强制批准制度的对策建议摘要：作为破产重整制度的亮点，新《破产法》引入了强制批准制度，旨在提高企业重整的成功率。

当重整计划的表决陷入僵局时，法律赋予了法院在平等保护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不顾部分债权人的反对，强行批准重整方案的强制批准权。

本文意在比较各国强制批准制度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该制度的法理基础与适用原则。

建议确立该制度的适用原则并建立系统的判例制度，以此完善我国的强制批准制度。

关键词：强制批准制度；强制批准权；法理基础；适用原则；建立判例制度2006年8月27日获得通过并于2007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简称“新《破产法》”)中关于破产重整制度的完善是一大亮点，而引入了有效提高重整成功率的强制批准制度则堪称亮点中的亮点。

强制批准制度毕竟是舶来品，法官们缺乏审判经验。

如何确定法院强制批准的适用标准，在审判活动中恰如其分地适用该制度。

成为学界和法官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也成为本文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强制批准制度与强制批准权的概念界定关于强制批准制度，我国著名破产法专家王卫国教授认为：新《破产法》第87条第2款规定在表决组并未全部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法院可以经债务人或者管理人的申请，在重整计划草案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而使重整计划生效的强制批准制度。

依据我国新《破产法》的规定，参照以上定义和外国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强制批准制度是指在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一项重整计划草案的过程中。

如果该草案最终仅能获得部分表决组的通过，与法定标准和条件符合时，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行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度。

所谓强制批准权，是指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的过程中，如果部分表决组坚决抵制该草案的通过。

与法定标准和条件符合时，经债务人或者管理人申请。

人民法院强行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的公权力。

该制度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运用得当，该权力会缩短重整时间。

提高重整成功率，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如果该权力未被法院依法适当运用。

将可能导致法院司法公权力侵害部分债权人(尤其是中小债权人)的司法自治领域。

甚至严重损害司法权威。

面对国际破产法改革的新一轮浪潮，我国的立法者不失时机地引入了强制批准制度。

该制度的引入被公认为本次立法修订的一大亮点。

二、强制批准制度的法理基础第一。

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强制批准制度更倾向于维护债务人的利益——为债务人的自我拯救提供更多便利；同时，该制度忽视了部分债权人(尤其是小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胡利玲认为，法院行使强制批准权的假定前提是：强制批准符合最大利益原则、符合重整各方当事人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利益。

因此。

当某些债权人非理性运用或滥用决定权。

否决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的重整计划时。

司法必须干预，对债权人的行为予以否定。

不仅给予确有复兴可能的债务人特殊救济，而且体现重整制度对公平正义和效率的追求，实现私权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协调。

对于以上问题的合理解释是，在该制度的实施过程中。

法院的确牺牲了某些债权人的意志，对其进行了“强制”。

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平”：但这种牺牲是值得的。

因为其所欲达到的终极目标是正义的，即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首先。

该制度合理性的本质在于，使债务人有更大的可能起死回生，从而有机会重新为社会创造更多新的价值。

其次。

与那些“被强制妥协”的债权人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因为“还本付息”始终是债权人的合理期待。

而破产清算只是最坏的打算：强制他们妥协的最终结果可能使他们如愿以偿地得到全部本息，这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即使重整失败而不得不破产清算。

强制批准制度也保证了“被强制妥协”的债权人能够得到不低于其债权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

这是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最后保障。

也是该制度合理性和公平性的最终归宿。

第二，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

破产法的理论与实务往往游弋于法学与经济学之间，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便成了衡量破产法中某一具体制度合理性的重要视角。

在实践中，如果某些债权人迟迟不作决定，或者始终也不肯同意对其无歧视待遇的重整方案，那么企业重整复兴的道路将会遥遥无期，这无疑会影响资源的使用效率与企业的经营效率。

最终，这种无效率会影响债务人和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该结果的造成，他们并不能控制。

这无疑是不公平的。

如果撇开“搭便车”问题，我们不能否认，重整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而隐藏在这一层层外衣下的最本质矛盾。

正是作为法律核心价值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

不难理解。

强制批准制度中私法自治观念更倾向于尊重全部债权人的表决权，而实现公平的追求：而法院司法强制力的运用则更着眼于提高重整成功率，达到效率的最大化。

法院运用强制批准权的确更多地考虑了效率，但并没有放弃对底线公平和底线正义的保护。

强制批准制度通过保证了“最大利益原则”和“绝对优先原则”而保障了被强制做出妥协的债权人，能够得到不低于其债权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

正是这一制度，为法律天平上“公平”的一端增添了砝码，使其不至于因过度倾向“效率”而导致整个制度天平的倾覆。

第三，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者团体在不付出代价或付出极小代价的情况下，从他人或社会获得收益的行为。

这种现象在破产重整中尤其是在重整方案表决过程中屡见不鲜。

“搭便车”现象的出现，将导致重整谈判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不必要的增加。

从而增加重整失败的风险。

并影响到重整的效率。

强制批准制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首先。

小债权人可以为了节约成本而放弃债权人会议的参加权。

但一旦其利益得到了合理保护，即可获得不低于当时破产清算所能得到的清偿，法院就可以忽视他们的意志，强制通过重整方案。

其次，该制度会削弱小债权人原本拥有的过度的谈判能力。

事实上，小债权人只有很小比例的债权，但按照传统的分组表决机制。

他们能够轻易获得与其所拥有的债权比例相比明显过高的“一票否决权”。

这种极易被滥用的否决权，将成为小债权人要挟债务人和大债权人，强迫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妥协的工具。

强制批准制度将极大地削弱甚至根除这种不合理的权利。

最重要的是，强制批准会督促小债权人积极行使债权人会议的参与权，增加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参与谈判的积极性。

使他们不能再“躺在权利上睡觉”。

从而避免了道德风险。

三、完善我国强制批准制度的立法建议(一)确立适用原则第一。

最大利益原则。

一项重整计划必须保证每一个未投票赞成这项计划的债权人或出资人。

在重整程序中，法院均应保证他们可以获得不低于清算程序中本可获得的清偿。

该原则在于保护对重整计划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利益。

作为该原则的派生。

如果有一个拒绝接受者能够证明若依清算程序。

他将得到更高的金额。

法院就不得做出批准重整计划的裁定。

新《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3项是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典型表现。

对此。

笔者主张采用“清算检验标准”加以检验。

所谓“清算检验标准”。

是指债权人依照重整计划可以获得的清偿，以不低于他们在债务人破产清算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清偿分配额。

如果债权人经重整计划调整权益后。

可获得的清偿低于清偿分配额，则除非他们自愿同意。

法院不得强迫他们接受这种低于破产清算的清偿结果。

如果债权人经过重整计划调整权益后，可以获得的清偿额等于甚至高于预期的清偿分配，则应积极谋求债务人的拯救，以获得债权人利益不减损情况下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获得更好保护的“次优结果”。

此时。

法院的强行批准权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第二，公平对待原则。

如果一组债权人或出资人反对一项重整计划，该项重整计划就要保证这些持反对意见的组获得公平对待，即根据破产法处于同一优先顺序的债权人必须获得按比例的清偿。

新《破产法》笫87条第2款第4项与第5项是对于该原则的规定。

比较而言。

美国《破产法》对无歧视原则的规定非常简单，仅在第1129(b)(1)中做出概括性规定，要求“重整计划不存在不公平的差别待遇”。

我国《破产法》中“公平对待”的对象仅限于表决组，并非如美国法中对于每个表决组的成员(即每个债权人个人)都能够公平对待。

不利于充分保护债权人个体的利益。

第三，公平与衡平原则。

获得强制批准的重整计划所确定的内容。

对于那些持反对意见的表决组而言必须是公平与衡平的，否则法院不得强行批准。

公平与衡平原则是重整计划权益分配中的重要标准，是法律对担保债权、普通债权和股权的减损及其受偿所提出的原则性要求。

美国《破产法典》第1129(b)(2)详细规定了这一原则。

尽管不能说该条规定涵盖了公平与衡平原则所涉及的全部内容，但它为公平与衡平原则的适用提供了明确规则。

大部分所涉及到法律问题都可以该条所规定的内容加以解决。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该原则运用的对象在美国《破产法》中一般仅限于反对重整方案的表决组。

第四，绝对优先原则。

如果任何一组债权人或出资人反对一项重整计划，该重整计划就必须保证，只有这个组的成员获得充分清偿后。

在优先顺序上低于这个组的其他组才可以开始获得清偿。

该原则的宗旨是，破产法对清算程序规定的优先顺序，在重整程序中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组必须同样地适用。

这在我国《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1、2、5项也有明显的体现。

第五，可行性原则。

法院在行使强制批准权的过程中，必须对债务人在重整后实现企业复兴的可能性做出一定的判断。

只有那些具有可行性的重整计划，才能得到法院的批准。

我国新《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6项对于该原则的规定是：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

该原则中，判断重整计划可行与否的标准往往更多地依靠商业判断的经验而非法律经验，这一点也决定了法官在判断是否符合该原则时，需要更多地求助于企业经营领域的专家学者。

这些专业的咨询意见将会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有力依据。

(二)建立判例制度第一。

建立判例制度，以指导法院强制批准权的运用。

我国新《破产法》第87条第2款使用了6项条文详尽地规定了强制批准权使用的条件，从表面上看已经非常完善了。

但是。

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远非立法者所能想象周全的，6项法规仍然难以保障具体破产案件中强制批准权适用的准确性。

此时。

成文法的模糊性成为判例制度存在与发展的肥沃土壤。

从法理上对这6项法条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它们不仅包含了强制批准权适用规则的规定。

还蕴含着力透纸背的原则性法理。

立法者巧妙地暗藏原则于法条，用以指导法律规则的适用并弥补其空白。

以上对于5大原则的总结意义正在于此。

然而。

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原则，合理地解释和完善规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判例产生的本质是从具体案情中抽象出一般性的法律原则，再将该原则应用于以后的司法实践中的过程。

简而言之，判例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运用法律原则不断解释和明晰法律规则适用的过程，二者具有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