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孙少勤邱斌潘凌燕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一个文献综述[内容提要]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跨国公司母国及东道国的工资和就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各国经济学者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的工资与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高了东道国的工资并对东道国的就业存在积极的影响;以及随着东道国工资的提高,跨国公司的投资是否会再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和地区。
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进行综述。
[关键词]跨国公司FDI工资效应中图分类号:F2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29-06引言一国对外直接投资(FD I)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跨国公司母国的国民收入和社会福利。
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推动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W TO的成立,投资便利化和各国贸易壁垒不断降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国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生产非一体化活动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也随之发生,那收稿日期:2008110120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5全球生产网络、技术溢出效应与中国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研究6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06JA790019。
本文同时也受到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为07SJ B790019)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研基金(项目编号为Y656)的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孙少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210044;邱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潘凌燕,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贸易系硕士研究生,210096。
就是美国似乎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也转移到了国外。
以美国经济学家为首的各国经济学家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热议FDI的工资效应问题。
特别是Brainard和Riker的/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否同时在出口美国的工作机会?0一文,更是将跨国公司的工资效应问题推向讨论的高潮。
[1]近年来,随着美国对作为所谓/世界工厂0(w orld w orkshop)的中国的投资进一步加大,在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顺差连年加大的情况下,上述讨论重新成为热点。
工资效应(wage ef fect)并无确切定义,而且该效应和就业紧密联系,广义的工资效应应该表述为/工资与就业效应0才更为确切。
经文献检索发现,主流经济学刊物上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对工资效应的讨论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以丧失一部分本国工作机会为代价?特别是,是否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丧失了一部分低端工作机会?假如答案是肯定的话,这部分丧失的工作机会是否会被产业高度化所带来的高端工作机会所弥补?(2)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无在东道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29)会?东道国的工资效应表现为什么样的人群的工资收入得以提高?在东道国,是否仅仅是外资企业员工的收入得以提高?假如答案是否定的,或者换言之,如果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又产生工资的溢出效应的话,那么溢出的机制何在?(3)在东道国工资收入提高的情况下,跨国公司进一步投资的热情是否会因为成本的攀升而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投资是否会转向工资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反过来说,较低的工资成本是否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首要因素?对上述问题的探询和解答成为本综述的一个内在研究驱动。
本文也将沿着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的路径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进行综述。
FDI对跨国公司母国的工资效应正如上述论文/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否同时在出口美国的工作机会?0所描述的那样,该论文作者Brainard和Riker(1997a)在工资效应领域所做的开创性研究认为,美国跨国公司所主导的海外生产活动的确/出口0了或者说流失了一部分美国的工作机会到发展中国家去。
Brainard和Riker通过1983年至1992年美国跨国公司的雇用数据,实证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就业对美国国内就业的替代性及替代的程度。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工资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雇用会降低母国的雇用,但是这种降低的程度是较轻的,但是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之间的雇用替代较为明显,而且在工资水平不同的国家的雇用活动对母国工人工资降低的作用程度不同。
比如,每当在墨西哥的子公司雇用劳动的工资降低10%,美国母公司会减少0117%的国内雇用,而马来西亚子公司会减少116%的雇用。
该研究结果的含义是,美国跨国公司通过FDI对外寻求价格低廉的雇用是符合美国的比较优势的,但是,在工资水平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尚需进一步筛选以实现建立在工资差异基础之上的更大的比较优势。
Brainard和Riker(1997b)在另一项相关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0分工模式其实是高度互补的,/南-北0分工模式中劳动需求的工资交叉弹性是负相关的,即并没有因发展中国家工资低廉而产生就业上的竞争关系。
相反,工资水平处于相似地位的/北-北0分工模式或者/南-南0分工模式却会通过贸易产生就业上的竞争关系,因而,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并非零和博弈。
[2]结果相对接近的研究还有Slaughter (1995)的研究,该研究认为,当只考虑产业工人时,母公司和子公司就业之间的替代率是很低的,产业工人的就业情况和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工人的相对工资之间并没有系统的联系。
这说明,国外的就业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工资差距之间的联系是很弱的,尽管其与不同的海外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有着很强的联系。
[3]如果说上述研究证明了/南-北0分工模式没有造成跨国公司母国就业过度减少的话,那么,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拉大了母国不同工资水平的差距呢?Feenstra和Hanson(1995)通过对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发现,FD I 同时推动了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熟练劳动力在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的定义是不同的,意指在各自不同国家相对是/熟练的0。
在此之前,Slaughter (1993)、Haltiwanger(1993)等人认为是计算机及其相关技术的普及导致美国偏向雇用技术密集型的工人从而导致美国国内熟练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劳动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扩大。
Leamer(1994)和Wood(1994)等人则认为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竞争导致资源分配转向熟练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
Blomstrom等人(1997)发现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投资确实替代了国内的就业,但同样在发达国家进行的投资却没有替代国内的就业,而替代效应仅限于产业工人。
FD I的就业效应随着劳动力群体的不同而不同。
这暗示了FD I 对收入的分配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例如,Lipsey (1994)对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在与国内生产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国外子公司的生产使母公)30)司能够雇用更多管理型和技术型的员工。
[4]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和FDI相联系的外包生产也会对跨国公司母国的工资产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的效应大小和方向是不确定的。
例如, Feenstra和Hanson(1996)逐产业地再检验了1972)1992年期间对美国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增加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来自低收入国家中间品的进口,能够解释美国制造业对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增加的31%~51%,而不是先前估计的15% ~33%。
值得关注的是,Feenstra和Hanson特别考虑了从独立供应商那里的采购,这样一来会直接导致对上述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增加的估算上的差异。
[5]FDI对东道国的工资效应大多数现有论文探讨FDI对东道国的工资效应,主要基于东道国和跨国公司母国的垂直型分工来加以描述。
对于FDI对东道国的工资效应方面,本文从三个方面加以总结:一是FDI是否促进了东道国的就业与收入水平;二是FDI通过何种机制来促进东道国的就业与收入水平(而这又和东道国哪些人的就业和收入水平提高息息相关);三是存在劳动力流动时工资效应如何。
11FDI是否促进了东道国的就业与收入水平FD I通过工资溢出效应实现了东道国工资水平的提高。
所谓工资溢出效应,是指对于一个产业、一个地区或者某个地区内的产业,外资企业的进入或参与对本地企业支付的工资产生的影响。
Aitken,Harisson和Lipsey(1996)以及Feliciano 和Lipsey(1999),使用美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数据,发现外资企业支付的工资比本地企业支付的工资高,这对于提升东道国的总体工资水平有潜在的影响。
Feenstra和Hanson(1997)使用墨西哥的数据发现,FDI的增加和墨西哥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作者将这种效应归结为外资公司在寻求在国外发展的过程中由熟练技术带来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
Lipsey 和Sioholm(2000)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印尼外资企业与本国企业工资率之间的关系,FDI提高了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工资率。
Yaohui Z hao(2001)对中国的情况研究后指出,在一种经济中,若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和很高的劳动力流动成本,那么外商投资者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来雇佣熟练劳动力,而雇佣非熟练劳动力却不需要这么做。
因此,即使不引进熟练技术,一国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也会上涨。
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在外资公司里的收入明显少于在国内企业的收入,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在外资公司的收入要高于在国内企业的收入。
[6]Lipsey(2002)指出,外资企业引起的工资溢出效应并不能肯定。
但是不论工资溢出到何种程度,外资企业的存在确实能提升东道国本地工资的平均水平。
这种影响可能仅仅来自于外资企业的高工资,即使它对本地企业没有任何影响,或者可能来自对本地企业的工资溢出,也可能仅仅是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即使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的工资水平没有差别。
[7]宣烨和赵曙东(2005)指出,FDI进入东道国以后,不仅能够提高FDI流入部门劳动力的工资,而且能够提高非FD I流入部门劳动力的工资。
所不同的是,FDI流入部门劳动力工资增加是由于FD I的注入使得该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劳动边际效率增加,其增长幅度取决于资本与劳动力增加比例。
而非FDI流入部门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则是因为该部门熟练劳动力数量的减少,相对更多的资本和留下的熟练劳动力和其他劳动力结合,导致劳动的密集产出的增加带来的工资的提高。
FDI的进入能够提高该地区的劳动力价格, FD I规模越大、越是集中的地区,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效应越是明显。
但是由于存在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FD I的工资效应会由于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而扩散,同时也会由于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使得FD I流入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上升速度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