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卷第5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3 No.5 2012年5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y.2012略谈杜牧七绝诗中的歌妓情结陈树（湖南商学院 北津学院 图书馆，湖南 长沙 410205）摘 要：杜牧以七绝著称，其中与歌妓的交往赠答占有不小的比重，表现了诗人对女性不同流俗的审美与情感，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杜牧；七绝；歌妓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2）05-0017-04杜牧（803年－852年）字牧之，号樊川，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士族。

晚唐著名诗人和古文家。

杜牧在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其中尤以七绝著称。

作为当时的贵族子弟， 他在生活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雄姿英发，有抱负，好言兵，以济世之才自诩；另一方面，却又美容姿，好歌舞，风流颇张，不能自遏。

在其七绝佳作中，与歌妓的交往赠答占有不小的比重，显然，这既反映了诗人个人独特的审美取向，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杜牧对歌妓不同流俗的审美与情（一）“楚腰纤细掌中轻”——喜好身姿轻盈的女性所谓“燕瘦环肥”，是说汉代崇尚赵飞燕般的纤瘦，而唐代羡慕杨玉环般的丰硕。

唐代的女性多以丰硕为美，如当时著名的仕女画家张萱、周昉笔下的女性形象就展示出大唐盛世的华贵之美，周昉《挥扇仕女图》（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的是嫔妃们的内廷生活。

画家在真实地刻画出嫔妃们体貌丰腴、衣饰华丽的外貌形态时，也表现了贵族女性倦懒的神态。

再如张萱的《捣练图》（系宋徵宗摹本，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表现的是妇女捣练缝衣的场面，人物形象逼真，刻画维肖，流畅，设色艳而不俗。

这些画作都反映出盛唐崇尚健康丰腴的审美情趣，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物造型风格。

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诗》中有这么一段男女性爱描写：……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

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

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频聚，唇朱暖更融。

气清收稿日期：2012－04－10作者简介：陈树（1975－），男，湖南桂阳人，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中国古代文学。

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诗中表现的也是一位丰满性感的贵族少女形象。

而杜牧作品中的以歌妓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却大异其趣，多是轻盈纤瘦、柳嫩花柔、豆蔻年华的少女，如《遣怀》的一、二句：“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这里运用了两个典故。

楚腰，指美人的细腰。

“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

掌中轻，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体轻，能为掌上舞”（见《飞燕外传》），两个前代的典故，都是表现女性轻盈纤细的美感，诗人在这里用来形容他所钟爱的扬州歌妓。

又如“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据《本草》记载，“豆蔻”产于南方，其花成穗时，嫩叶卷之而生，穗头深红，叶渐展开，花渐放出，颜色稍淡。

南方人摘其含苞待放者，美其名曰“含胎花”，常用来比喻处女。

他将十三四岁的小歌妓比作二月初柔嫩的“含胎花”，同时，花在“梢头”随风颤袅的形态又暗应了少女娉娉袅袅羞怯稚嫩的样子。

这样的比喻优美而新颖，作者若没有用心去观察并注入感情就不可能作出如此奇绝的比喻。

再如那首《屏风绝句》：昉屏风周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娆。

实际上唐代绘画雕塑中的女子大都体态丰满，且有周昉画中的美人多肥的说法，因此，杜牧描述的周昉画中的美人其实是他心目中完美女性形象的投影，这也反映了杜牧对女性美有着不同当时流俗的审美趣好。

（二）“落花犹似坠楼人”——对弱势女性群体的同情，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刻画应该说，杜牧有着与时人不同的女性观，即使在他的咏史诗中也表现出这一点，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关于他《赤壁》中的这两句诗，历来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与见解，笔者不须赘言，古人有以九鼎、传国玉玺17来作为国家象征的，杜牧却独具只眼，以二乔被劫来见证亡国，以女性的处境作为国家尊严的象征，使人不得不叹服他的奇笔之余也感受到他对女性的重视与关爱。

古人写美女，从屈原开始，多是借美人以喻君子，所谓“美人香草”，蕴含了一定的政治意义，而杜牧的《赠别》、《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却是为女性而写女性。

杜牧在《杜秋娘诗》前作序说：杜秋，锜锜金陵女也。

年十五为李妾。

后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

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

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己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

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

又为《张好好诗》作序：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

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

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

后二岁，为沈著作述师，以双鬟纳之。

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

可以说，杜牧在这两篇诗序中，毫不保留地表达了对杜秋娘和张好好等弱势女性群体的深厚同情，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

再如《金谷园》：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金谷园故址在今洛阳西北，是西晋时富豪石崇的别墅，繁荣华丽，极一时之盛。

唐时园已荒废，成为供人凭吊的古迹。

据《晋书·石崇传》记载：石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

孙秀使人求之，不得，矫诏收崇。

崇正宴于楼上，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

”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君前。

”因自投于楼下而死。

绿珠是石崇的家妓，而古代包括唐朝，官僚贵族蓄家妓成风，他们常常从女奴中选出姿色出众者加以歌舞训练，以供其娱乐。

但家妓的地位十分低下，命运也多凄惨，《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歧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肤，谓之暖手。

”在这里，家妓已经完全被当成了暖手的工具。

《全唐诗》和唐人笔记中，屡有“赠妓”的记载，甚至还有“家妓换马”的“艳事”。

与其他人纯粹玩弄的心态不同的是，杜牧对歌妓带有较为真切的感情，他路过金谷园，触景生情，联想到绿珠凄惨的命运，在诗中自然表达了他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同情。

同时，杜牧对歌妓心理的刻画也十分传神，如《赠别二首》（其二）：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一般认为，此诗前两句说的是杜牧本人与情人离别时的感受，刘永济先生却认为：“‘似无情’、‘笑不成’正十三龄女儿情态。

”[1]216笔者以为刘说义长，《赠别》第一首“卷上珠帘总不如”表现是诗人以自己为主体的感概，而第二首却是以女性为主体，表现的是其情人歌妓的心理活动，抛开职业不说，歌妓其实也是豆蔻年华的少女，而“似无情”、“笑不成”正是少女情态的生动写照。

（三）“商女不知亡国恨”——对“失足妇女”亦有冷竣的一面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泊秦淮》）杜牧七绝诗也有对歌妓冷眼相看的一面。

“商女不知亡国恨”中的商女即歌妓，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释：唱《后庭花》的商女，就是扬州歌女，不懂得亡国之恨，到了江南陈朝故都金陵之地，仍然唱靡靡的亡国之音。

杜牧一向好歌舞，但这次歌妓唱的《后庭花》却深深触动了他敏感的心弦，这表明诗人并没有在歌舞宴乐中丧失一个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忧虑，对时局的清醒判断。

当然，古代歌妓的职业性质与今天的“失足妇女”也许并不能打等号，但其从事的同样是服务行业，她们唱什么歌完全取决于听者的趣味，因此，真正不知亡国恨的是那些听歌的官僚贵族。

其实诗人在这里用的是一种曲笔，他并无意对身不由己的弱势女性加以指责。

二杜牧涉妓七绝侧面反映了晚唐时期的社会现实（一）“春风十里扬州路”——晚唐时期南方商业城市歌妓云集，娱乐业发达的盛况“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诗中似乎有意无意地表露出他与扬州有着某种不解之缘。

笔者揣想，这除了是因为杜牧曾经在此任过两年从官外（文宗大和七－九年，即公元833－835年，杜牧在扬州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中作推官，后转为掌书记），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扬州确实有令“美容姿，好歌舞，风流颇张，不能自遏”的诗人留恋的地方，那就是名闻天下的扬州歌妓以及当地发达的娱乐业。

小杜在寄赠给友人的诗中也毫不掩饰这一点：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寄扬州韩绰判官》）这首诗当作于杜牧离任不久，寄给先前的同僚兼狎友韩绰，诗人除了眷恋江南的青山绿水以及时值深秋草木未凋的气候，最让他挂念的还是扬州那些美貌的歌妓和丰富的夜生活。

诗人本是问候友人近况，却故意用调侃的口吻，问韩当此月明之夜，却在何处教妓女吹箫取乐呢？诗人的率性以及对朋友的温情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以扬州为代表的南方商业城市确实在文化娱乐业方面已经大大领先于18其他地区甚至超过了首都长安。

时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中也侧证了这一点，其诗曰：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风光好墓田。

他这里所说的“神仙”，其实指的就是扬州歌妓，就是那些“神仙妹妹”。

如此看来，九世纪时的扬州对于追求个性解放的文人骚客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最好的家园与归宿。

而杜牧《赠别二首》中所说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更是侧面反映出当时南方商业城市娱乐服务业呈现规模化发展的情形，这个“春风十里扬州路”实际上就是个古代的“酒吧一条街”，同时也是个红灯区。

对此，于邺《扬州梦记》描叙道：扬州，胜地也。

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

当时谚曰“扬一益二”。

意思是说，天下繁华所在，第一是扬州，第二是益州。

时人徐凝有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

”就极度夸张地写出了扬州夜生活之盛。

凭此，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十里长街中秦楼楚馆林立，歌舞升平，色艺双全的扬州歌妓为吸引客人纷纷登楼“卷上珠帘”“招红袖”的盛况。

诗人生在国家多事之秋（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半个多世纪前的“渔阳颦鼓”（安史之乱，755年—763年）已动摇了唐帝国的根基。

“甘露之变”（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时杜牧刚从扬州离任调至中央）后，唐室更是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风雨飘摇。

然而，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经济的发展进程在时间与空间上并不总是呈现对称的关系。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屡遭破坏，恢复、发展较慢，而南方地区由于避开了战祸的锋芒，社会比较安定，同时大量南迁的北方人民还带来了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地区开放的文化，这使得长江流域的生产力特别是“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涌现出一批繁荣的商业城市。

其中，在当时的“长江经济带”中处于龙头地位的扬州是米、海盐、茶叶等的集散地，更有不少来自大食、波斯等国的外商在此经营珠宝、地毯之类的高档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