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有影响的说法达十多种,如沙门赍经来化说,伊存口授《浮屠经》,霍得金人说,刘向见有佛经说,汉明帝时传入说等。
其中大多被否定了,但仍存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认为佛教早在秦始皇时就已传入。
据《历代三宝记》卷一记载:
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
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
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
始皇惊怖,稽首谢焉。
”又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五所记:“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异其俗,囚之。
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
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
这种说法一向被人们否定,一因这种记载源于《朱士行经录》,朱士行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族僧人,但这部书并非他本人所撰,而是伪作;二因西汉张謇未通西域之前,关隘重重,闭塞不通,印度大德无法进入中国传教。
其实,《朱士行经录》虽系伪作,但内容不一定作伪,这点是后人研究时必须区别开来的;而张謇通西域只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陆路),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运至印度等地,可见那时,已有海上丝绸之路了;再则,即使
张謇未通西域之前,也有商人为了巨额利润冒险通关,而高僧大德为弘扬佛法舍命闯关,侥幸进入内地当不乏其人。
秦始皇在位时期(公元前246—公元前210),正是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公元前226在位)奉请大德四方出国、光大佛法的年代(公元前250—公元前240)。
对此,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中认为:“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
阿育王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
然则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
”
另据锡兰所传律藏典籍《善见律毗婆沙》(僧伽跋陀罗译)及藏传佛教觉囊派学者多罗那他著于1608年的《印度佛教史》所记,阿育王时也有大德前往中国弘法。
第二种说法,佛教在汉哀帝时传入。
这便是著名的“伊存授经”,说的是西汉末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在京城长安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
这一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松之注,此后又见于《世说新语·文学》《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太平御览》《史记正义·大宛列传》《通典》《通志》等诸多典籍。
伊存授经,是佛法传入中国的最早正史记载。
汤用彤、吕澂等著名学者经过认真研究、翔实考证,不仅认可这一说法,并得到学界的肯定,比如周叔迦在上世纪三
十年代末所撰《中国佛学史》便明确指出伊存授经“言而有徵”。
第三种观点,便是东汉初年汉明帝时传入。
据东晋袁宏《后汉纪》卷十《孝明皇帝纪》记载:“初帝于梦,见金人长大而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西方之“神”引起了汉明帝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在古代,皇帝一言九鼎,圣旨一下,外来佛教在中华大行其道。
“汉明感梦,白马东来”,遂成千古佳话。
以上三种观点,皆有其事实依据,也从不同角度佐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
阿育王奉请大德出国传法,秦朝时期,佛教就已进入中国,如涓涓细流般开始在民间传播,逐渐渗透、影响,由底层百姓到上层人士,所谓士农工商,只有进入知识分子阶层,“伊存授经”才有可能进入正史视野。
慢慢地引起最高层的重视,得到官方认可,一如阿育王派遣大德出境传法时的愿景,佛教在华夏大地得以发扬光大。
永平八年(65年),汉明帝在回复楚王英的诏书中,使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等佛教专门用语。
如果没有民间的流传与佛经的口授,皇帝一下子哪来这么多“出口成章”的佛教语汇?
即使汉明帝从发愿认可到渐成“气候”,也有一个“水到渠
成”的过程,遂有永平三年(60年)、永平七年(64年)、永平十年(67年)传入三说。
首先,汉明帝“感梦”,心存契合;接着,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人前往大月氏国,将牵着白马,驮着佛像、贝叶经的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迎回洛阳;然后,建白马寺,奉请迦叶摩腾、竺法兰译经说法。
白马寺对中国佛教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象征。
它建成于永平十一年(6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享有中国佛教“祖庭”、“释源”之称。
“永平求法”在一段时间内的确十分盛行,对此,汤用彤分析道:“汉明为一代明君,当时远人伏化,国内清宁,若谓大法滥觞于兹,大可为僧伽增色也。
”
现在的关键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应以什么为标志?
如果以官方正式认可的时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显然与事实不符。
佛教的传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由经典、教义、教规、信徒、戒律、寺庙等诸多要素构成,而经典、教义又是其中的核心所在。
没有典籍与教义,佛教便无从谈起。
因此,以经典的传入视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无疑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
于是,将西汉哀帝时期的“伊存授经”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已在佛教界、学术界及其他社会领域逐渐达成共识。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
……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
此事是可信的。
”
任继愈在《中国佛教史》中澄清事实道:“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
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古代史》明确写道:“西汉末年,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
”
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的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中,也说伊存授经“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
即如港台地区,关于佛教初传时间,台湾佛光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佛教史年表》也认为“大月氏之使节伊存口授浮屠经予博士弟子景卢为中国佛教之始”。
最具权威性的结论,当属1998年,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宗教学会举行了“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
由此可见,中国佛教界已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确定为公元前两年,也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之时。
有鉴于此,我曾撰文说“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了。
当时有过在“西汉末年”后括号添加“一说东汉初年”的想法,即“佛教于西汉末年(一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但这念头一闪而过,未能着笔。
佛教讲缘,讲因,讲果,因缘
凑合,遂成此文。
本文原载于《书屋》2016年第3期>>>>在线购买本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