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生不经几番风雨，便难彻悟。

东坡一生多遭困顿踬踣，仕途几经沉浮。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

这次磨难几乎要了他的性命，劫后余生的东坡对仕途早已厌倦，对人生更是大彻大悟了。

从刚被贬谪（1080年）到作此诗（1082年），苏轼的思想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

刚被贬谪时，词人尚在叹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非常希望能“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临江仙》）。

可是希望不等于现实，彼时东坡的心里，有的是对仕途的失望，对未来的迷惘，对人生的无奈。

其悲观的情绪充盈于词句之中，直至发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的喟叹。

三年的谪居生活，长官同僚的厚待，乡野村夫的尊爱，亦能略略慰藉他那颗孤独受伤的心。

东坡的心从刚被贬谪的绝望中逐渐苏醒，心态变得缓和、宁静，而《定风波》一词正好反映了这一点。

全词是紧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一主旨展开描写、抒情的。

写景，景中寓情。

全词所述之事、所抒之情，均放被词人巧妙的置于“风雨”这一环境之中来展开的。

风是什么样的风？“料峭春风”，“微冷”的春风。

雨是什么样的雨？春风轻拂，略带凉意的沙沙小雨，是“烟雨”。

也正是这种微风、细雨，才决定了虽无雨具，也不觉狼狈。

其实，从生活实际的角度来看，初春的风雨应该说还是很冷的，更不宜在初春的风雨中没有雨具行走。

而词人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只是一种体验，一种感觉。

这里有个比较，词人在序中有言：“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为何“余独不觉”呢？东坡正是在感受这风雨，借这风雨来冲刷心中的块垒。

这里似乎在表达，政治上的大风大雨都挺过来了，这自然界中的小风小雨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还有“山头斜照”在前方相迎呢。

要说此时东坡的心态已与刚贬谪时大不相同了，少了一份迷惘、哀叹，多了一份缓和、宁静。

状物，物有所寄。

在风雨、斜照所营造的环境之下，词人巧笔点染“竹杖芒鞋”和“一蓑烟雨”两句，颇有意味。

竹杖、芒鞋（草鞋）本是村野农夫所用之物，如今都出现在词人身上，客观上也说明了词人早已混迹平民之中，穿着行为与百姓无二；主观上也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本愿作一介百姓，我更爱这竹杖芒鞋，它们比皂靴宝马更轻便、更好。

仅一个“轻”字，便刻画出东坡那满身、满心的轻松来。

关于“一蓑烟雨”，历来有多种理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似乎更应该看成是一种写意手法，词人化实为虚，既能让读者感到披蓑戴笠、烟雨濛濛，又让读者去体会那种渔樵江渚之上的逍遥惬意。

这样理解也许到更确切。

抒情，冲淡平和。

一切景语皆情语。

所写之景，所状之物，均为所发之情服务。

同时词人又是通过虚词和动词的巧用来完成的。

“莫听”两字劈头而来，便将那些风风雨雨全部抛在一边。

“何妨”“徐行”二词似在劝别人，实际是在劝自己：这样的小风小雨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不但不值得逃避，反而可以让人好好地享受一下。

真是不一样的襟怀，不一样的感受啊！不是经历大风大雨，焉能如此？“谁怕?”以反问句出之，干脆利落，掷地有声。

什么样地苦都吃过了，还怕什么？“微冷”一词则准确地传达出词人此时地感受——这些风雨是轻微的，不但不令人害怕，反倒可作欣赏。

最后，全篇的情感都归结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句上。

这一句是众口流传的佳句，词人巧用双关，以“晴”谐音“情”，巧妙地将自然之景和心中之情结合起来，了无痕迹。

而“无”字在一句之内地重复使用，不仅音韵铿锵，更是将词人那种无牵无挂，无欲无求，冲淡平和之情充分地表露出来。

虚词和动词的巧妙结合使用，有效地传达出词人内心地平静与冲淡。

综观全词，我们可以用一幅画面来作结：一位老人（其实只有四十五岁），在料峭的春风和微冷的细雨中，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时而低吟，时而高歌，缓缓地走在泥泞地沙湖道中！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世上原本就没有风雨。

如果有，那么他也更愿意醉卧芳草听风雨。

在我国词史上，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创人，在他之前的北宋词坛上，婉约派占统治地位，内容大都是男欢女爱，离愁别恨，流连光景，风格婉曲缠绵，未能跳出词为“艳科”即专写男女之情的樊篱。

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藩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

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了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引诗入词，在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意境、形式、音律、情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革新，建立了“新天下耳目”的豪放派，取代了传统婉约词派的统治地位。

一.苏词“以诗为词”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

“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的说法。

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久而久之，这种观点自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

此即所谓“艳科”词。

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了衰落。

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提出了“以诗为词”的主张，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

苏轼对旧词体的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诗词的关系有一个十分精辟而符合艺术规律的看法，即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异曲同工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

苏轼从理论上提倡词在表现深厚的情感内容，要有高远的立意和阔大的境界。

他的词学理想是推赏唐诗的气象和境界。

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之小词能具有唐诗高华浑厚之美，正是他一贯的“以诗为词”观念的体现。

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了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

可见，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旨在呼应自己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题的个性风貌，扩大词的文学的抒情功能，把小词的艳科小道的品质地位提到诗的地位上来。

苏轼注重以词陶写性情，是其倡导词的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所缘之情多的相思眷恋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力。

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全词如下：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词人与孙权相比，用典自然。

这里更含蓄显现出他勇武胆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

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

二苏词内容的复杂性与其政治生涯、人生的遭遇有关。

苏轼的一生升沉不定，备历险难。

他有经世济民的抱负，有独立的政治见解，耿直敢言，黑白分明，内外如一，而生活于派系倾轧严重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后期，仍要激流勇进，卓然自立，无可避免会受到他人的排挤。

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毁谤和打击。

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

他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强调着文要“有意于济世之用”，反对空虚无实的形式主义之风，提倡“有意而言，有为而作”的现实文风。

所谓“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要言之有物，避免“未有甚得于中而张其外”（《李方叔书》）。

他还要求文学创作要反映人民疾苦“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十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这又使他的现实精神具有了强烈的人民性。

在他的词中，可以看到他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历史沉浮，山川之秀美等方面的作品。

苏词的内容把他的政治生涯，人生的遭遇揉合在一起，含有广阔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知识，形象鲜明生动。

今存苏轼词集表明，他从通判杭州时才开始填词。

这时期的词作虽然还未形成豪放词风，但已有明显的“以诗为词”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界限。

如记游的《行香子》写浙江桐庐七里濑“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的景色，观潮的《瑞鹧鸪》写钱塘弄潮儿搏击江潮的习俗，抒写乡情的《卜算子》，感慨身世的《南歌子》，苏轼都用诗歌的意境和语言来填词。

每首词的词牌之下差不多都有说明题材或主题的副题，这也是婉约派词很少有的作法。

苏轼的词不达意在密州时期有重大的发展，初步形成了豪放词风，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内容以抒发自己报国杀敌的志向，昂扬乐观、充满敌忾情绪的作品为主，同时部分作品还深入探索人生哲理。

《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就是代表作品。

在《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中，作者借习武出猎抒发了自己报国杀敌的志向，又以汉文帝时魏尚自比，显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朝庭的信任和重任，以效力疆场，实现自己抗击侵扰之敌的宿愿。

苏轼的这首豪放词，是当时以草新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精神的曲折反映，他以敏锐的时代感和富于开拓的创造精神，使其词在脉脉柔情的传统词风中，敲响了慷慨激越，纵横奔放的豪迈鼓乐，从而解放了词体，扩大了词的创作意境。

赋予词以新的思想和生命。

同时，苏词的部份作品还深入探索人生哲理。

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咏月而兼怀人，抒写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慨和对亲人的思念，表现出作者对于现实人生的执著态度和豁达胸怀。

上片写对月饮酒，以问月发端，由现实进入幻想，又由天上回到人间，展现了作者内心出世与人生的矛盾和自我解脱的感情变化过程。

它主要抒发作者“身在江海上，心居冬魏阙之下”（《庄子让王》）的政治感慨，认为“天上宫阙”象征朝庭，作者关心朝中的情况，想要回到朝中做官，但又深感党争倾轧激烈而难以穷身，觉得还是地方官好，给人一种进退两难的悲伤之感。

下片写对月怀人，作者对苏辙手足之情甚好，由圆月联想到亲人不能团圆，抒发了对兄弟的深切怀念。

作者由月到人，由古到今，将物理的变化与人事的迁移联系起来，对人生的悲欢离合，作出了具哲理意味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