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三重解构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上帝的死亡和理性的毁灭，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黑格尔作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巨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在后现代语境中亦受到了质疑并成为了批判的鹊的。

黑格尔历史哲学以“先在的理念”为中心且依靠辩证法建立起来，并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世界理性”的自我实现过程，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囊括于他庞大的哲学体系中。

但由于黑格尔历史哲学自身的缺陷，在它诞生以后便受到了抵制、质疑。

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降，这种反叛的声音越来越强。

笔者将其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与理性相对立的意志的反叛;其次是方法论上的批判;再次是叙事主义的转向。

一、意志的反叛黑格尔历史哲学以“先在的理念”为中心，并依靠“正反合”的辩证法建构起来，德国古典哲学“擎理性之旗帜，唱自由之凯歌，肯定历史之进步，描绘历史之理念”ca 339的特点，在他手里达到最完备的形态。

但是黑格尔历史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其自身的缺陷，他把历史哲学凌驾于具体的历史研究之上、肆意剪裁历史事实使其符合历史哲学的先验图式的做法，终于招致了德国思想界的抵制。

在黑格尔去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光对他的哲学体系，甚至也有人身的攻击，如死狗，诚然，历史哲学也受到了人们的冷遇。

黑格尔之后，出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对立“老年黑格尔派”对于黑格尔一些根本点消极保护，但是抵挡不住“青年黑格尔派”的强烈攻钊礼“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他的“绝对精神”及其诸多附属概念是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或者超越性的，与实际的、有限的生命无涉，或者至少是矛盾的。

他们一方面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要抛弃的，另一方面则认为他的辩证法是要加以保留的。

基于此，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是基督教神学的残余，不值得保护。

甚至有人将其与普鲁士政府挂钩，黑格尔哲学为“普鲁士国家哲学”的说法不胫而走且几乎成为“公论”。

这两个方面的指责至今仍然是一般研究者对黑格尔的印象。

其实深入研究的话，如果黑格认为西方文明是“天命所归”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及趋向使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式微。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反叛的声音越来越强。

最明显的是意志哲学的反叛。

意志哲学中的意志直接取代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理性”。

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降，理性遭到毁灭，意志哲学异军突起。

意志哲学的代表，首推叔本华和尼采。

从年龄上看，叔本华比黑格尔晚出生十八年，几乎可以说是黑格尔同时代的人，但他对黑格尔乃至整个传统的哲学却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

叔本华称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三大骗子’，在叔本华看来，黑格尔哲学“四分之三是胡说八道，四分之一是陈词滥调”。

叔本华广泛吸收柏拉图、巴克莱、康德、古印度哲学和佛学的一些思想，抛弃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力图从非理性的生存意志出发寻找新的出路。

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里，意志取代了黑格尔哲学体系里的理性。

在叔本华看来，生存意志是世界的内在本质，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它的显现和客观化。

理性和思维只是生存的工具。

以生存意志来看待历史，叔本华认为历史是一场无序的恶梦，并否认历史有任何的规律性或进步性，在历史中活动的永远是同样的人。

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到了尼采手里得到了放大及发挥。

作为对西方传统文化最激烈的反叛者，尼采高呼上帝己经死亡，要重估一切价值，重建西方社会文化，为具有创造力的“超人”的诞生提供良好的环境二“超人”的创造力来源于激情、直觉和本能等非理性的“酒神”力量而非理性和知识。

尼采对于历史的看法沿袭叔本华而又超越叔本华。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提出了历史的，“非历史”和“超历史”的概念。

所谓“历史的”就是把过去作为一种存在，但这种存在总是给人们造成沉重的负担，是人们承受着过去事物的重压;所谓“非历史的”就是能够像动物一样遗忘过去，不被过去的事物所束缚，从而找到真正的幸福;所谓“超历史的”就是认为世界在每一刻都是完美的，实现了目的的，抓住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在尼采看来，历史不应该作为一种包袱背在身上，而应该为生活服务。

尼采坚决反对历史的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与生活相对立的，它们意味着湮灭主体性。

尼采凸显主体，强调历史为人生、生活服务，颠覆了黑格尔历史哲学所宣称的“人应该服从于历史发展”的观点。

作为主体的人，在历史面前不要为过多的历史所束缚而要从中摆脱出来，使历史适应人，人应该能够把握历史、驾驭历史，也能够在历史中创造自己的人生。

至此，由叔本华宣称历史的科学性不可能到尼采宣布历史的科学性不应该，非理性主义又上了一个台阶。

二、方法论的批判方法论的批判主要围绕着历史学科性质的讨论和科学方法。

自十九世纪中叶始，历史哲学领域内部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革。

历史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不再是历史本身，不再孜孜以求地寻找历史规律、历史发展的模式，而是思考历史认识何以可能。

自此，历史认识问题成为关注的重心，被推向前台，历史哲学家们集中讨论历史的学科性质、科学性及科学方法。

兰克学派成为首倡的代表，它们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

兰克是黑格尔同时代的人，亦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年轻同事，他虽未指名攻击黑格尔，但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哲学的追求和观点却成为了兰克批判的对象。

他曾写道:经常可以发现一种不成熟的哲学与历史学的争论。

他们从先天的思想推论出必然存在的东西，不管那些思想招致了多少怀疑，他们致力于在世界历史中重新发现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无限多的事实中筛选出那些似乎能够证明这些思想的事实。

人们也称这种东西为历史哲学。

”兰克主张要摒弃主观偏见进入历史，切勿将历史学家自身的好恶掺杂进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必须“如实直书”。

兰克指出历史是“复数的”进步，并不是传统历史哲学家们所认为的“单数的”历史进步，历史发展中不同时间、地区限制以及巨大的历史倒退等事实足以证明。

兰克倡导应公正无私地、毫无偏见地对待历史及现实中的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

显然，兰克的批判抓住了黑格尔式历史哲学的要害，为后来的方法论批判及转向奠定了基础。

施耐德巴赫指出:“黑格尔之后的原则问题采取了提问的形式，即历史作为科学何以可能。

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令人想起康德。

它在这里并不是任意拣选的，因为十九世纪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恰值一个普遍地回想起康德的认识论的时代。

这种回想并不仅仅决定了人们通常与‘新康德主义’这个名字结合起来的那个哲学思潮。

最起码，康德捕捉和讨论认识论问题的方法继续被看作样板”。

德罗伊森被公认为是这一思潮的先驱人物，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学纲要》中。

施耐德巴赫曾评价这部小册子指出:德罗伊森的《史学纲要》是现代历史科学的第一部全面的方法论经典。

它主要是沿着历史学家的内部学术传统的道路塑造传统的。

但同时这部著作也标志着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结合部。

德罗伊森的功绩在于他把同时代的、由兰克学派规定的历史科学的自我阐释……提高到方法论反思的水平上，并且把兰克的普遍历史概念的尚属于神学的前提表述为哲学的前提。

由此可以说，在德罗伊森这里，历史哲学认识的对象由历史本体向历史认识转变。

德罗伊森将自己的研究做了规定，首先他与以历史本体为对象的传统历史哲学或历史神学做了区分，并将历史与自然科学做了区分，进而德罗伊森认为史学所探讨的对象是作为一门特殊科学的历史的恩维方法论。

德罗伊森指出:“史学不是历史科学的一部百科全书，不是一种历史哲学，也不是历史世界的一种物理学，更不是历史著述的一种诗艺学。

它必须为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即成为历史思维和历史研究的工具论。

狄尔泰站在德罗伊森的思想基础上继续前进，在《精神科学引论》中，他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历史哲学思想。

狄尔泰所谓的“精神科学”是指以人类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

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是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科学，在精神科学中，我们所面对的对象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创造物，是生命。

狄尔泰用“生命”一词来指称人类生活的整个范围，或者说整个历史世界。

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深入到他的内部去感受其实在性，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对自己对象的体验、理解、解释。

在这方面与狄尔泰所不同的是新康德主义弗勒堡学派创始人文德尔班，他倾向于从认识的目的和方法即从认识主体方面来区分历史和自然科学。

文德尔班在《历史和自然科学》中提出了一种“以严格的逻辑概念为依据的经验科学分类法”。

李凯尔特吸收文德尔班的这种科学分类法同时也吸取了狄尔泰的思想，提出价值区分法。

他认为自然和文化是对立的，价值是区分两者的标准。

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不必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产物都具有价值，必须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

李凯尔特也吸取了莱布尼茨的单子的连续律和差异律，认为现实世界一方面是连续的，另一方面又是异质的。

要研究文化的价值，必须从对象的特殊性和个别性方面叙述对象的一次性发展，因此，历史的文化科学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即遵循价值原则拣选出历史学家认为有意义的材料。

兰克、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等批判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明确否定历史规律的概念，认为规律的概念与历史发展的概念是相互排斥的。

在这股思潮的前后，意大利的克罗齐、英国的布拉德雷、科林伍德、卡尔.波普尔也都提出了相似的理论。

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从方法论和逻辑的角度来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所谓历史决定论是相信社会科学能揭示社会进化规律以便预见它的未来，卡尔.波普尔明确提出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

人类历史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用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

三、叙事主义的转向20世纪70年代以降，发韧于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对历史学界产生影响。

西方史学家不约而同地对历史文本、话语等语言现象发生了兴趣。

海登·怀特于一九七三年发表《元史学》，这一事件标志着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由于这一转向，有关历史研究性质的关键问题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转变为“历史学是不是小说”了。

换言之，历史叙事的“诗学”成为研讨的中心问题。

史学家们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历史著作中的“诗学”维度，如海登·怀特和杰姆逊不约而同地研究了历史著作中的比喻法问题。

海登·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的历史文本分析理论，他把历史叙事看作是再现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并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基础上，对叙事所采用的传达叙述者意图的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他发现决定历史解释的最重要因素是文本中隐喻的丰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