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斯三大定理的内容,证明,意义。
科斯第一定理内容:无交易成本时,法律上的初始产权界定无论如何界定,都不影响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
交易成本可以简单理解为生产成本之外的、为达成交易所要负担的成本。
当然,你可以设想为谈判、上法院、请律师等为捍卫产权所要花费的成本科斯第二定理内容:在正的交易成本前提下,法律上初始产权的界定,会影响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
推论:在正的交易成本前提下,法律或法院应当将初始产权界定给能够带来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一方。
例证:思想实验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耕种这块土地所收获的谷物的纯收益为2美元;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具体说来,扩大牛群规模的边际收益为3美元)。
Case 1:假设养牛者拥有土地的初始产权此时在这块土地上放牧牛群的收益为3美元。
若农夫赶走牛群来耕种这块土地,所收获的谷物收益为2美元,但由于他必须赔偿养牛者3美元,收益将为负值(2-3=-1),因此他将不会赶走牛群、侵入这块土地来种植谷物,土地产权的最终拥有者仍是养牛者。
结论:法律若将土地产权初始界定给产出较高的养牛者,社会总产出达到了最大化。
Case 2:假设农夫拥有土地的初始产权农夫耕种的净收益为2美元。
若当养牛者在农夫邻近的土地上经营时,扩大牛群规模会带来谷物损失。
依照法律规定,养牛者将支付损害赔偿费2美元。
那么,养牛者会不会扩大牛群规模呢?养牛者或者通过没有成本的法律制裁,或者直接与农夫商议,拥有这块土地事实上的产权,获得1美元的纯收益。
因此,扩大牛群规模是有利可图的。
结论:法律若将土地产权初始界定给产出较低的农夫,社会总产出仍达到了最大化简化假定为诉讼费用4美元(败诉方承担)Case 3:假设养牛者拥有土地的初始产权此时在这块土地上放牧牛群的收益为3美元。
农夫会考虑,若将牛群赶走、在这块土地上种植谷物,会获得谷物收获的纯收益2美元;但他必须支付养牛的净收益3美元、并承担诉讼费用4美元,损害赔偿费将是7美元,显然所获利润为负(2-7=-5)。
因此农夫不会侵犯养牛者的土地产权。
结论:整个社会净收益为3美元,达到了最大化。
Case 4:假设农夫拥有土地的初始产权农夫耕种的净收益为2美元。
养牛者若放牛进田,净收益为3美元,但将支付损害赔偿谷物纯收益2美元和诉讼费用4美元,所获利润为负(3-6=-3),因此不会侵占农夫的耕田。
结论:在正交易成本条件下,社会总产出的净收益为2美元(与前面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相比,没有达到最大化)。
科斯第三定理:从效率角度看,并不存在普适的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办法!有些外部性问题市场和企业能很好的解决问题,有些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的直接管制。
意义:1、权利(规则)的清楚界定(此时交易成本为零),是达致市场交易、从而保证市场效率的先决条件;2、但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这意味着,产权不能清楚界定时),经济的制度、法律的制度就非常重要3.科斯的远见还在于:不仅法律对效率影响重大,而且法律本身,同样是经济选择的产物。
引申含义:当界定产权本身成本高昂时,还不如不界定(模糊产权理论的提出)。
2.请问你如何理解产权概念,功能?现实中有哪些问题可归结为产权界定不清的问题?产权:指人与人之间关于物的法律关系;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用益权,让渡权。
产权是排他性、可转让的使用权!)产权这一制度安排,最终要解决的是“谁说了算”问题。
因此,产权可理解为:关于财产的最终决定权剩余分配权或控制权承担风险的责任产权的分割,保证了社会分工及合作性生产组织的形成,有利于专业化比较优势及规模经济的产生,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私人产权,共有产权,国有产权,相对产权,绝对产权。
产权的社会功能:产权的功能,源自资源的稀缺性:只要资源稀缺,就对产生对稀缺资源的争夺或竞争;功能之一:提供激励和约束:产权的激励功能是通过利益机制得以实现的,如果产权受到威胁和没收,就会造成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
功能之二:外部性内在化产权界定清楚,人们可以将不能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或收益进行交易,有助于达致产出最大化。
例,排污权交易,全球碳排放市场功能之三:资源配置功能案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产权的起源稀缺性是产权产生的基本前提潜在利益是产权产生的基本动力公地的悲剧问题是产权界定不清的问题。
“公地”是人类赖依生存与提高生活质量的公共资源。
场景:一群牧民同在一块公共草场上放牧。
某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
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
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时,“公地悲剧”上演——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心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
抢猫大战前不久电视上说,上海、江苏等地的家养猫(全国没有猫养殖场)被偷来运至广东,宰杀下菜。
法律可并没有说,不准宰杀猫。
再说,这是地方文化、民俗传统。
有大量爱猫人士,放弃睡眠、放弃生活,与猫贩子直面斗争。
还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可是姚明说过的)。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而在于,猫的产权难以界定、保护、实施清楚学四楼宿舍用电,用水制度。
3.企业包括哪几种组织形式?科斯企业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威廉姆森资产专用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1.个人业主制企业:是由单个资本家出资,完全归个人所有和控制的企业,这种企业在法律上称为自然人企业。
合伙制企业:由多个作为自然人的资本所有者共同投资,共同所有,共同经营,共同承担风险和分享利润的企业。
股份公司制企业:资本的股份化和自由转让;出资者的有限责任;企业具有独立于出资人的人格交易成本决定组织结构:例子:一个工厂(组织)的工人,可以由计件或计时工资的办法支付其工资:如果测定和监督的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类型)为零,那么不管哪种做法,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在上述成本大于零情况下,如果测定产量的成本相对较低,就很可能实行计件工资。
”(注意:计件工资,就是市场交易的方式)科斯企业理论:间接定价理论市场机制有成本: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体制由价格机制协调,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组织。
在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之间的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发现这种说法在许多地方并不适用。
如果一个工人从部门Y流向部门X,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
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看来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
”“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企业家不得不在低成本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这是鉴于如下的事实:他可以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通常也能够再回到公开市场。
既然企业由于市场运行成本的存在而引入,因此科斯认为,企业在如下情况下将趋于扩大:“1、组织成本越少,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多,成本上升得越慢。
2、企业家犯错误的可能性越小,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多,失误增加得越少。
3、企业规模越大,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下降得越大(或上升得越小)。
”最终,企业将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威廉姆森资产专用性理论的前提:关于交易的三个维度: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的程度和种类资产专用性程度基本结论:经济组织与技术结构匹配涉及高度专用性资产、交易频率高时,适合于在企业内部进行(因为高度专用性的资产交易意味着交易双方有很强依赖性,若采用市场体制,处在不利地位的一方就要面临很大被“要挟”而遭受损失风险)当资产具有通用性,由独立企业面对大量买者的需求组织,大规模生产成本很低、生产企业可以获得稳定的收益时,作为买者的企业,从外部购买的费用要低于自己生产的费用,就会宁愿通过市场购买,而不自行生产(当产品的专用性提高时,该费用差额消失,此时,交易就会由市场转入企业)。
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重要动力市场作为一种交易管理机制,在四种基本条件综合相互作用时,会失灵:第一、人们的理性有限;第二、机会主义行为(人的损人利己特点);第三、未来不确定性(缔约后会机会主义);第四、小数目条件(市场上角色数目越小,市场机制越不灵)。
市场交易管理机制失灵时,企业制度应运而生应该根据交易的不同属性,采取相应的治理结构,以降低事前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认为,市场交易的特点是,人人为己;而企业内部交换特点是,交换双方的利益基本一致,故企业作为一种治理结构而存在影响或决定交易成本的因素有关市场的环境和交易技术的因素(交易因素)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和交易发生的频率与交易人相关的因素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市场结构与交易成本完全竞争市场或垄断竞争市场,交易成本较小完全垄断市场或寡头垄断市场,交易成本较大从交易成本角度来说,当资产通用时,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大于市场治理的成本;但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交易对治理结构的要求越来越高,市场治理结构的成本越来越高,均衡时的组织出现在,内部组织的治理成本等于市场治理的成本时。
目的总成本最小化,是比较不同治理结构原则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诺斯都列举了哪些实例说明了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
制度变迁:指某种制度安排,经过人们的修正、完善、更改、替代、转换、废除、创立、创新等各种方法,而演变为另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制度变迁,亦称制度变革、制度变化、制度更新;广义的制度变迁,包括制度起源。
从制度创新的主体角度,制度创新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创新和自愿性制度创新或自发的制度创新。
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凭借国家的力量,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管其社会成员是否愿意,所进行的制度创新都带有强制性,所以,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创新也称为行政性制度创新或强制性制度创新。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往往是在制度主体的一致同意的、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却常常是在制度主体非一致性同意,即存在异议或反对者、非全部自愿的基础上,由某种行政权力作为强制力进行的,两者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前者绝对地、始终地优或劣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