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论述类文本论证方法类试题汇编及答案一、波兹曼的诅咒周国平美国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的《把我们自己娱乐死》是一部声讨电视文化的著作。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确实时时听见一声声急切有力的喝问：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自己娱乐死？无人能否认电视带来的便利，问题在于，这种便利在总体上是推进了文化，还是损害了文化。

波兹曼认为媒介的变化意味着并且导致了认识世界方式的变化。

在文字一直是主要媒介的时代，人们主要通过书籍来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

在书籍的阅读中，我们得以进入用文字记载的悠久传统。

相反，电视则以现时为中心，所传播的信息越具有当下性似乎就越有价值。

文字是抽象的符号，作为一种媒介，它要求阅读的同时必须思考。

而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有时甚至忌讳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

在波兹曼看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

书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电视却会使我们背离这个目标。

那么，电视究竟把我们引向何方？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

一种迷恋当下和排斥思考的文化，我们只能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娱乐。

并不是说娱乐和文化一定势不两立，问题也不在于电视展示了娱乐性内容，而在于电视上的一切内容都必须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波兹曼的结论是，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都依照其转变成娱乐的程度而被人们接受，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

“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

波兹曼是把美国作为典型来对电视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但是，电视主宰文化、文化变成娱乐的倾向却是世界性的。

譬如说，在我们这里，通过电视剧学习历史，而历史仅仅作为戏说、也就是作为娱乐而存在，消灭历史的方式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加彻底的了。

又譬如说，在我们这里，电视也成了印刷媒介的榜样，报纸和杂志纷纷向电视看齐，蜕变成了“电视型印刷媒介”。

且不说那些纯粹娱乐性的时尚杂志，只要翻开几乎任何一种报纸，你都会看到一个所谓文化版面，所报道的全是娱乐圈的新闻和大小明星的逸闻。

这无可辩驳地表明，文化即娱乐日渐成为新的约定俗成，只有娱乐才是文化即将成为不争的事实。

赫胥黎曾预言：一旦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一旦文化成为滑稽戏，文化就灭亡了。

波兹曼认为，赫香黎的预言应验了。

这个结论也许太过悲观，我相信，只要人类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决不会灭亡。

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

面对这样的行径，我的感觉是，波兹曼的书名听起来像是诅咒。

问题：文章第五段说明“电视主宰文化、文化变成娱乐的倾向却是世界性的”观点时，为什么以中国为例？在阐明中国情况时采用了什么方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答案：（1）原书以美国为典型，作者以中国为例，有世界性，有代表性；读者对象为中国人，有现实针对性。

（2）举例论证的方法。

（3）具体实在，读者易于接受，增强说服力。

（意对即可）二、谈动情情是诗之魂。

感受于外，情动于中。

先有感，后有情，情不是飞来的。

感受是被动的受，情动是主动的动。

由感而情，由情而诗，这个程序我们都得遵守。

为什么说感受是被动的受?人活在世界上，由不得他自己。

万事万物，每日每时，乱纷纷都到他的眼前来，一一逼入他的感官，叫他回避不了，不受也得受，难受也得受，所以说是被动的受。

为什么说情动是主动的动？感受既多，叠累在心，人非草木，哪能无情。

情是有的，看你怎样处置。

熄下去了，就不会有诗了；燃起来了，就可能有诗了。

或燃或熄，主动在你。

如果那一缕情是合理的，是健康的，那就让它燃起来，“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

动情在先，下笔在后，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郭沫若年轻时求学日本，雄姿英发，写了《地球，我的母亲》，开启一代豪风。

那天上午，他在福冈图书馆看书，诗兴忽来，激动得很，难以静坐攻读。

他走出图书馆，到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去，脱掉木屐，跣脚乱走若狂，乃至“率性倒在路上睡着，真想亲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

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

晚辈庸才如我者，从来没有雄姿英发过，更不会在下笔以前动情如此。

偶有一二幸获献丑之作，都是在下笔以后才逐渐动情的。

对一般初学者，要求他们动情在先，下笔在后，那是苦人所难。

真能做到先有感受，下笔以后逐渐动情，就很不错了。

为了使自己动情于笔下，在写作过程中，首先必须排除周围环境诸种干扰，对眼前与主题无关的事事物物，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求视听寂然，如入无人之境。

视听寂然之后，你就从现实的人境跃入笔下的诗境。

设想你要写的那些场景事物一一复活，一丘一水都能用灵眼看见，一笑一啼都能用灵耳听见。

让模糊了的清晰起来，清晰得可触可感，纵然你写的是朦胧诗。

在笔下忘却现实，在诗境忘却人境。

写初恋就得忘却鬓边的白发，写黑夜就得忘却窗外的阳光。

此时最怕的是邻居吵架和小儿哭叫，或你的贤妻叫你去捅蜂窝煤。

写作过程就是醒着做梦，梦被打断，使人心烦意乱，怪不自在，甚至难以重温。

听说过可恶的催租人打断诗人的梦，使他未能成篇，只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的故事吗?常人在床上睡着做梦，梦中笑，梦中哭。

诗人在纸上醒着做梦，也会笑，也会哭。

完全入梦以后，你的情就会在笔下动起来，你就有可能写出一首感人的佳作“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

“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这是狄德罗的话。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是白居易的话。

中国新诗无论怎样变来变去，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也好，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也好，民歌体也好，现代风也好，明朗也好，朦胧也好，你下笔的时候，总要动情才好。

情永远是诗之魂，不要忘记了才好。

（选自《流沙河诗话》，有删改）问题：第三段以郭沫若和作者自己的创作为例，论证了什么观点？这样举例有什么作用？（6分）答案：①写诗动情在先或下笔后逐渐动情都值得肯定，不必强求一律。

②事例生动具体、典型，说服力强；③从不同角度举例分析，论证更加严密。

三、再谈面子艾思奇既会讲面子，必然也会丢脸。

猴子戴上了花花绿绿的面具，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耍戏，的确是得意非凡。

一旦戏毕了，锣鼓声停止了，就仍旧要露出一副毛脸来。

这可以叫做五分钟的英雄美人，一辈子的禽兽。

表里不一致的把戏，在观众面前，迟早总要被揭穿。

不是货真价实的英雄美人，不能对人民永远遮住那凶恶、丑陋、其实也很寒伧的面孔。

希特勒曾挂过一块英雄脸，说要为欧洲，以至于为人类防止什么什么主义的灾害，现在丢脸了，谁都看见原来他自己才是专门制造灾害的恶魔。

其下场也很凄惨，竟至消息不明。

清朝的慈禧太后，专制主义的老妖精，曾戴上了美人脸来欺骗人民，说就要实行宪政，开放民主了，但人民都知道那是装门面的假招牌，所以不久之后，就来了辛亥革命，让她连她的面具一同完蛋！人民欢迎的是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英雄，说起来也不神秘，就是能忠实地为人民谋利益，于是自然而然地有人民拥护。

劳动英雄之被称为英雄，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不但发展了自己，也对周围的群众有了很大的好处。

这些好处都深深刻记在群众的心中，化为高度爱戴的热忱，劳动英雄的威信，就是建立在这种真挚的群众感情之上的。

这比钢铁坚固百倍，永远不会垮台。

这样来说，①为寡头财政资本和贵族地主耍戏的猴子英雄如希特勒之类，在劳动英雄面前，就会显得渺小极了，小到简直不能相比！要辨别英雄美人的真和假，最好的方法，就是打一盆水来，看他肯不肯“洗脸”。

②挂上去的英雄脸壳和涂脂抹粉的美，越洗必然越丑陋不堪，如果是冒牌货，你立刻就可以欣赏到他那一副“恐水病”的神情。

就为着这原因，专制独裁者才要仇视言论自由。

真正的英雄美人，脸上的光彩，全是本来健康血液的表现，不同于只有外表的泥菩萨，一洗之后，恰恰可以把污浊的空气中所染上来的某些尘土涤净，光彩就会更焕发起来。

因此，真正的人民英雄，应不怕“天天洗脸”，不怕被指出缺点，不怕自我批评。

目前参议会和劳动英雄会上之所以能展开批评讨论，就因为来参加的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和人民英雄。

对于他们，既没有装上去的面子，也就没有丢脸的问题。

怕批评，怕丢脸，喜欢把缺点当宝贝一样深藏起来的人，在我们中间，也还不是没有。

谁有这样的情形，谁就需要警惕一下：因为有了这样的毛病，虽然并不表示就是猴子，③但也可能是进化不够，在身上遗留了某些猴性。

不除掉这样的猴性残遗，就难于保持我们血液完全健康，难于发扬我们脸上真正的光彩。

（选自1944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有删节）问题：画线句子②内容在论述上有什么特点？答案：（1）运用对比和比喻手法；（2）形象地阐明了对待批评应持有的正确态度；（3）分析有深度，极富说服力，又有感染力。

四、环境保护的人道原则葛剑雄地球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是人类的方舟，是迄今为止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生态环境之所以值得珍惜，也是在于它对人类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是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所以，离开了人类的生存权利，离开了人类的根本利益来谈环境保护，不仅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某些时期、某些人的局部利益或眼前利益不能牺牲，但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生存。

正如适度的人口数量只能通过人类自觉的控制，而不是用天灾人祸的屠杀来实现一样。

的确有一些科学家或仁人志士，为了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种崇高的行为是道德的典范，但不应该是对人类的普遍要求。

而且他们的行为之所以崇高，绝不在于保护了一头猩猩或一个物种，也不在于发现了什么奥秘，而是对人类长远利益的贡献。

如果有一头濒危动物危及了一个人的生命，当然最好是在不伤害它的情况下保证人的安全；但如果只能在二者间做出选择的话，毫无疑问应该是人，而不是动物。

我们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报道：珍稀野生植物禁止采挖后，赖以为生的贫困山民问道：“国家保护野生植物，那么谁来保护我们呢？”我们难道不应该想一想，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大批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这样的条件下，毁林开荒、乱捕滥猎、竭泽而渔的事禁止得了吗？要一个对自己能不能生活下去都没有信心的人，去考虑未来以至子孙后代或者其他人、其他地方的长远利益，究竟有多大可能？退一步说，依靠强制手段可以禁止这类行为，或者能够迫使他们顾及眼前以外的利益，但如果因此影响了他们眼前的生计或生存，难道就符合人权和道德的标准吗？脂肪过多的人必须减肥，但很多人没有吃饱饭，或者正苦于摄入的热量不够，营养不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他们提前减肥。

所以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对环境保护提出严格甚至苛刻的标准，可以因为保护环境而关闭工厂，停建工程，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却会引进这些工厂，以解决更迫切的失业和资金问题。

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未必不知道这些工厂被引入的原因，但只能在两害之间择其轻。

比如有一条在发达国家的海滩上搁浅的鲸鱼，被善良的人们千方百计救出，但却在非洲海滨被饥荒的难民们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