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保守派思想变化—以刘锡鸿为例指导老师：周山仁学生姓名：王辰内容摘要：本文以刘锡鸿使英时的日志《英轺私记》为切入点，通过对比刘锡鸿出使英国前后的思想特点来体现晚清保守派在面对鸦片战争之后前所未有的变局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

本文首先分析刘锡鸿使英之前的的思想特点，然后记叙刘锡鸿置身西方世界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然后分析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对其原有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通过对刘锡鸿思想变化的研究来折射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面对突然到来的西方文明的心态，及其由不变到变，一点点的认识、接受西方的心路历程。

关键字：晚清保守派刘锡鸿思想变化使英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隆隆的炮声惊醒了封建帝国沉迷了千年的天朝上国的美梦，清王朝被迫进入到了近代世界的历史潮流中。

中国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变局，传统但已腐朽的儒家文化全面遭遇了现代进步的西方文明。

面对着西方文明全方位的入侵，中国的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在思想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管是统治阶级的盲目排外还是普通民众的极度恐惧，实际上充满的都是对西方文明不解甚至是误解。

随着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或者说是在西方列强的进一步入侵，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来了解西方社会，并将西方社会的种种向统治者及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介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落后的国家。

这些人以翻译和撰写与西方相关的书籍为手段，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在晚清一些有识的官僚的支持下，最终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重视，从而开展了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

然而迂腐的思想是不可能一下子一扫而空的，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依然是落后的传统思想，这点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直对于西方世界以蛮夷相称，以蛮夷相看，认为西方只是仗着船坚炮利，奇巧淫器，毫无文明可言，提出了“以夏变夷”的主张，依然死守落后的封建文化不放，如同把头埋在沙中的鸵鸟一般。

可以说即使和西方世界有了实质性长久性的接触之后，东方世界依然对于西方文明是陌生的，这种陌生一方面是文化使然，另一方面也确实是缺少着对西方世界亲身的接触与了解。

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外交作为新鲜事物之一也被引入到了中国的政治活动之中。

中国在一段时间内不断的向国外派去了自己的使团，做贸易或者学习之用。

这对西方文明被中国所接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走出去亲身体验西方文明对于受中国传统封建教育长大的官僚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化机会，为中国了解西方文明开辟了一条有效的渠道。

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官员的思想都产生的或大或小的变化，刘锡鸿也正是其中之一。

刘锡鸿字云生，原名刘锡仁，生于现广东省番禺县，是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反对洋务运动论者，是保守主义代表人物。

他从小就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秉持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理想。

刘锡鸿在考取举人后通过做幕僚了进入了官场，因为成功镇压了农民起义而被郭嵩焘所看重，进入了郭嵩焘的幕府，并进一步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与心腹。

1876年云南“马嘉理”教案①后，在《烟台条约》规定下清廷被迫派遣高官担任钦差大臣出使英国道歉并担任驻英副使。

在当时的世界各国间互派使节早已是平常之事，然而这对于中国来说尚属第一次，原因在于传统封建王朝天朝上国的思想在作怪，对于出使国外认为是屈辱之事。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刘锡鸿作为副使同郭嵩焘一起出使英国，他不同于郭嵩焘对于出使有极大的兴趣，希望亲身去体验先进的西方文化。

作为一直持有浓厚保守思想的刘锡鸿，这次出使更多的是被迫以及妄图身体力行去证明西方毫无文明，验证东方文化是远远胜于西方的，想要“以夏变夷”，克尽大清臣子之责。

虽然刘锡鸿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踏上出使之路的，然而他一路的所见所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思想，通过亲身的体会西方各种现代化的文明以及先进的科学，政治制度，即使是充满守旧思想的刘锡鸿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思想是有偏执的是有误的。

刘锡鸿在外担任公使时间分别在英国及德国常住过一段时间，对于当地的风土民情，现代文明可以说有着丰富的接触，这些经历都被记入到他的私人日记《英轺私记》之中，在记述之中也往往包含了刘锡鸿对于种种事件的看法，从中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刘锡鸿的思想变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刘锡鸿矛盾的内心世界。

刘锡鸿是一个代表，通过他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在当时的社会中面对强势的西方现代文明，持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文人士大夫是怎样的一个心态，是怎样开始自身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思考的。

一．刘锡鸿使英之前思想特点刘锡鸿的第一个思想特点是不变，这个特点表现在对西方世界的整体认识上，刘锡鸿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整体上还是模糊不清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之前历朝历代的记载上，如，旧唐书的西戎传里就曾记载着西方有一种羊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刚出生的羊羔的脐带还和大地相连，这样的记述还出现在康熙朝的渊鉴类函边塞部九中，西方世界在他们的眼中是离奇和遥远的，这是因为他们对西方过去的历史没有清楚的认识，更不要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蒸蒸日上的西方世界了。

在鸦片战争之后，虽然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有了拓宽，但也仅仅还是停留在西方人用来打开中国门的洋枪洋炮上，对西方世界还是没有什么深入的认识，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能自拔，对西方依然持一种不愿意也不屑去了解的态度,表现出一种不变的思想特点。

刘锡鸿的第二个思想特点是守旧，这个特点表现在同治十三年到同治十四年清廷内部发生的一场大论辩中。

同治十三年（1875）日本侵略台湾，清王朝上下再一次看到了国家前途的危机，急需自强求存，在1875-1876这一年清王朝内部发生的大论辩中，洋务派与保守派进行了激烈交锋，刘锡鸿也参加了这场论辩并对洋务派提出的“练兵、造船、减器、筹饷、用人、持久”六项办法进行了驳斥，他坚决反对把夷狄之道施之中华，反对开局制器，反对机器满天下，反对商参与国是，对西方多持否定抵制态度。

因为这些思想在作祟，所以刘锡鸿在出使英国之前思想上就做好了对所有“以夷变夏”的尝试迎头痛击的准备，而且还尽力去为“以夏变夷”做着准备。

二．刘锡鸿使英见闻及感受首先介绍一下本文的主要参考依据《英轺私记》。

《英轺私记》是刘锡鸿在任驻英副使时所写的一本私人日记, 日记记载了他到英国九个月来的见闻, 日记内容十分丰富、详细, 从①1875年，在云南发生的英国驻华翻译官马嘉理被杀事件。

与正使共同呈递国书到被英国君主接见, 到参观伦敦各处包括戴晤士报馆、蜡人馆、大英博物馆、枪炮局、伦敦监狱、御花园等各个地方都做了详细的文字记载。

另外日记中还记录了他同马格理①、博郎②、井上馨③等外国人士议论时事的主要内容。

与此同时, 日记对他与正使的日常生活琐事，例如参加舞会、观看科技表演、参加茶会酒会、观看烟火等等也有记载。

我们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他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一种与原来思想大不相同的东西, 这就刘锡鸿的保守思想在他不到一年的使英经历后所发生的变化。

下文主要论及刘锡鸿在英国的所见所闻。

（一）参观格致书院刘锡鸿在刚参观了格致书院后就大发议论，反问洋务派“一器一技，于正心修身奚与？”刘锡鸿出于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以农为本，商贾工艺技艺为末，认为百工技艺均无益于治国，甚至认为他们属于社会的危险成分和不稳定因素，不仅没有参与国事的资格，而且还应当由官府统辖，而西学也不过就是百工技艺之类的事而已。

到达伦敦之后刘锡鸿参观了泰晤士报馆，这才真正看到了机器的巨大力量：风驰电掣，耗时仅及瞬息，新闻纸就堆满案上。

用时一点钟七万份皆成。

虽然报馆总计用来装订、分拣、运输的人数量庞大，但仅从刷印新闻纸而说，仅需排版字模者二人，看管机器者六人，就足矣。

在心中产生惊讶的同时，刘锡鸿还没忘记或者是顺其自然的进行比较、计算，最终得出的结果是：我中国也不错，全用人工操作，可以让多少人养家糊口啊。

刘锡鸿认为，印刷报纸若专用人力，可以让每个工人自备活字板一组，每当新闻撰写完成，限每人一时刷印一百张，也是力所能及的。

印刷二十八万新闻纸，可让二千八百人共同分工刷印。

用每日所收入的四千三百七十五元洋银分给印报的二千八百人，每人至少可得一元半洋银。

虽然英国物价较高，但也足已养活一个八口之家。

二万数千人的生命托付与此，为何必用机器，以此夺这数万人之活计哉？到此刘锡鸿不但没有因此感觉到学习西方技术的必要性，反而认为机器夺人口食和工作，不学也罢。

在《机器耕作》一篇中，他又提到：“夫农田之以机器，可为人节劳，亦可使人习逸者也；可为富民省雇耕之费，亦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者也。

人逸则多欲而易为恶，失衣食亦易为恶。

”④简单说，就是因为机器的出现节约了人力，导致富人们越来越安逸，人一旦安逸就会多欲，一旦多欲就更容易做坏事；而穷人们则因为失业，失去了原有的衣食来源，所以也就不像以前一样安守本分了。

而这些正是刘锡鸿一直所在担心的社会动荡的前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此之间刘锡鸿也曾经有过引用机器效仿英国的想法。

刘锡鸿在参观伦敦铸钱局后所写的观后感中明确指出中国币制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官员的中饱私囊，同时感叹改革之艰难，其中就有这样一句话：“今使中国开金银矿，置办机器，效为英伦，钱币私销私铸之患，诚可免矣。

”看到英国币制之先进，自然而然的会联想到本国官场的腐败，因此头痛但又无奈，在无意之中流露出了对使用机器的向往。

但是因为早已习惯了自给自足、劳动得食的小农经济思维模式，所以在他面对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时不能也不可能很快接受。

尽管刘锡鸿认识到并且也承认了机器的优越性，但是机器在他眼中的弊端也让他产生了种种忧虑、种种不屑甚至恐惧。

因此说，在其面对完全陌生的西方文明时，刘锡鸿所持的是一种既赞叹、羡慕又批评、不屑的态度。

深究其根源，他的种种忧虑、种种不屑和恐惧，是出于政治体制方面的考虑，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体制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完全对立、根本不同的政治体制也是他不愿意向西方学习的最根本原因。

具体来说，在中国，中国人坚持以仁义治天下，①马格里（1833-1906），美国人，咸丰八年随英国侵略军来华，后加入中国国籍。

②博朗英国人，自幼在德国读书，来华后长期效力于清廷，流利掌握汉语。

③井上馨（1836-1915）十四岁入伦敦学习西洋事物，十年后返回日本，是日本明治维新元勋。

④刘锡鸿《英轺私记》1986版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第160页而西方人政治上则是舍本逐末的。

治国之本，在于施行仁义，这是祖宗之法的最根本所在，同时也是儒家文化下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一直所固守和据以为傲的东西。

这一根本是不能也不需要改变的，所有器物上的东西都绝不会被容许对其构成威胁和冲击。

（二）关于火车最初论及火车是刘锡鸿在京师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初次见面时，威妥玛谈到统治者为政最关键之处在于养民，而中国的当务之急就在开煤铁矿、修建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