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族属与身份问题小议作者苏论非中国传统的古典作品，由于时间的久远，有很多都会出现相关资料匮乏的情况，这在客观上使得学界出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更造成了很多问题难以搞清。
很多时候，留给人们的是一种无奈与烦恼。
材料的缺乏，让研究成了空中楼阁，让我们能够谈的很少，而推理则往往沦为推测。
这种情况在红学中更是普遍存在，例如曹雪芹的身份问题，包括他的生卒年、民族、旗属、出身、经历都引起过很多争议，甚至他是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也无法作出笃定的判断，而在所谓的四大名著中，《红楼梦》的作者还算是比较确凿的。
夸张一点说，我们必须尴尬地承认，四大名著的作者，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完全确定的。
今天就谈一谈两个问题。
其一，曹雪芹是汉人还是满人。
其二，曹雪芹的包衣身份问题。
曹雪芹的族属问题关于曹雪芹的族属问题，并不是新鲜话题。
朱南铣撰有《曹雪芹小像考释》一文，主张曹雪芹是满化的汉人。
王钟翰《满族简史》中则直接认为，曹雪芹是满族“最著名的文学家”，其在《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主张按照“在旗与否”标准应当把曹家划入满族。
而1982 年李广柏的《曹雪芹是满族作家吗》一文，则认为旗人并不等同于满人，曹家人包括曹雪芹自然不能算作满族。
而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未有定论，2010 年赵志忠又发表《曹雪芹民族身份辨析》一文，又主张从曹雪芹家族受到的待遇而言，应为满族。
樊志斌2014年的《满洲、包衣、旗人、满族曹雪芹“身份表述”中的几个概念》一文，又提出“满族”是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影响下的产物，不适合于曹雪芹身份的表述。
观点如此众多歧义，到底何者为是呢？乾隆朝所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记载中描述了曹雪芹家族的源流，其中写道：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
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是当今研究满族、八旗源流的重要资料，也是奉旨编纂之书，书前的乾隆谕旨称：“八旗满洲姓氏众多。
向无汇载之书。
难于稽考。
著将八旗姓氏、详细查明。
并从前何时归顺情由，详记备载，纂成卷帙。
”可见这部书其中记载的姓氏均是所谓的满洲姓氏，曹家赫然在列。
而《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职官志·文职七》也写道: “江宁织造: 曹玺，满洲人，康熙二年任。
”这两部比较权威的一手资料均将曹家视作“满洲人”，那么是不是意为着曹家即是满族人呢？我们仍然不敢作出这样的论断。
因为很明显，即使是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有一些姓氏明显并非满族姓氏，亦有一些汉姓、蒙古姓甚至高丽姓。
而曹氏所属即注明了是“满洲旗分内之尼堪（汉人）姓氏”，“尼堪”即是汉人之意。
那么我们不难看出八旗组织的复杂性，即八旗虽然分为满八旗、汉八旗、蒙古八旗，但也并不是说满八旗里都是满人，汉八旗里都是汉人，蒙古八旗里都是蒙古人。
曹雪芹家族是汉人，但属于满八旗，被编入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即是满洲人与满族人的概念并不相同。
满洲人的划分更加侧重于政治组织的归属，而满族人则隐含了有民族的概念。
但实际上，“民族”演变成为一个固定词汇，并且具有固定的含义只是近代的事情。
准确地说，“民族”一词是梁启超从日语中借用而来，在《红楼梦》的年代尚无民族的概念。
而近代民族主义的勃兴使得民族一词很快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流词汇，人们迅速接受“民族”的概念，同时大力去寻找自身的民族认同，人们的民族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对自身所属民族的认同感也就越来越强烈。
但随着这种认同越来越深刻，不同的民族在理念、生活、感官上却越来越远。
这就导致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社会里，认为一个人具有民族属性，属于一个民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忍不住用这种思维去分析民族概念形成之前的事情。
但实际上，拿这种思维去分析一个古人是汉人还是满人常常让我们误入歧途。
太平天国时期湖广总督官文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不合, 胡林翼曾经弹劾过官文，此事常常被学界提起，要么认为清末满、汉地位发生变化, 出现满权汉移的情况，汉人巡抚可以轻视、指使, 甚至弹劾满人总督。
如朱安东称:“官文, 满洲正白旗人,出身尊贵, 在八旗中属上三旗。
”要么认为满人压迫汉人，比如房德邻认为,“官文是满人, 有很深的民族歧见, 对于胡林翼、左宗棠、骆秉章等在两湖任事的汉人本是心怀嫉妒”。
但实际上，官文与曹雪芹的身份一样，属于内务府汉姓包衣。
这样来看，似乎旗人即是满人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清代有“不问满汉，只论旗民”的说法，清末到解放前后的老北京人，碰到不熟识的人，也会经常问“你在旗不在旗”。
而事实上，当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民族登记，大量的汉八旗人、蒙古八旗人都选择了满族作为自己的民族属性。
我们至少可以说，到清末时，旗人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这种身份认同感基于他们在政治组织中的一体性，这种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血统的不同，于是当旗人在面临选择民族时，旗人的认同感即转化成为身为满族的民族认同感。
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说，现代意义上的满族形成了。
无可否认，《红楼梦》是满汉文化结合的产物，而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不得不承认，曹雪芹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似乎并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从不同的标准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以在不在旗为标准曹雪芹即可以算作满人，以血统而论曹雪芹是汉人，从现代满族概念出发，又可以说曹雪芹既非满人也非汉人。
而这些标准，无疑均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曹雪芹的身份问题朱南铣在《曹雪芹小像考释》一文中提出“曹雪芹是内务府满洲或内务府汉军，实质上完全一样，意思是指内务府满洲旗分内的汉姓，即被满族同化了的汉人”，曹雪芹是内务府满洲旗分内的汉姓这一结论没有疑义，但是，是不是内务府汉姓即是被同化了的汉人却依然不能就此确定。
余英时即在《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两篇文章中指出，“曹雪芹虽出身内务府包衣旗籍，但就就他个人的遭际而言，他早已家业消亡，从满洲统治阶层中游离分化出来了。
在他交往的圈子中既有不满现实、同情胜国的二敦兄弟,又有`叛满归汉'的张宜泉。
他之所以能发展出某种程度的`汉族认同感'是丝毫不必奇怪的。
”这又是两种意见不同的观点，关于曹雪芹是不是满化的汉人，这一点要下出结论十分困难，曹雪芹是旗人，满化程度自然是比非旗民高，但是满化多少才能算是满化的汉人，则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尤其是对于包衣出身的曹雪芹，他的处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有不少人知道曹雪芹的出身是内务府包衣，但是包衣是什么？这个问题却比较难回答，所以我们首先要确定包衣的概念。
孟森在《八旗制度考实》中说：“考包衣之名，包者，满洲语家也；衣者，虚字，犹汉文之字。
”即言包衣乃是家人之意。
郑天挺在《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解释包衣说“包衣即是奴仆，在法律上，他们的隶属、居住、生活、婚娶全无自由，而且他们的奴籍是子孙相续的，非得主人允许不得脱离。
所以就性质而言，包衣就是私家的世仆。
”这是说包衣是奴仆之意。
但如果不去探究包衣概念在满语中的作用，翻译为汉语的用法，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包衣这一概念的变化，我们其实很难理解包衣所具有的准确含义。
而实际上，包衣之所以采用了满语“booi”的音译，而不是翻译为奴隶、奴仆或者家人，也和“booi”一词在汉语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对应词有很大的关系。
《满文老档》中最早将包衣译为家人，记载显示天命三年八月十三日，“命晒打收获之谷。
著纳林、殷德依二大臣为主，率诸贝勒之庄丁家人八百名至距边二十里处打谷。
”将包衣译为家人的这种做法，在有关满清入关之前的记载中非常多见。
不过可以知道，对于满洲人来说，入关之后家人的概念变得更加强调礼治中的所属关系，这让满语的家人渐渐变得像汉语的奴仆之意。
甚至在直接用汉语作文时，满洲人也忍不住用原有的家人称呼而不是用奴仆、奴隶字样。
例如《清实录》卷一一二记载，“顺治六年九月，刑部奏称，靖南王下旗鼓刘养正牛录章京张起凤等、兵丁马四等六人，隐匿包衣董得贵牛录下鞍匠王可义家人王三等。
”这里同时出现了包衣与家人的称呼，而且这个家人正是包衣的奴仆。
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家人的概念渐渐扩充，成为汉语奴仆的同义词，而包衣的概念则相对缩小了，包衣缩小为一种特指用的名词，指专属于皇室的奴仆。
这也就造成包衣成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当顺治帝自领上三旗之后，上三旗的包衣则更加特殊化，在此制度的基础上，成立了内务府这一组织机构。
属于内务府的包衣具有双重旗籍，一个是外八旗的旗籍，另一个就是内务府旗。
曹家即是如此，既属于正白旗满洲旗分，也属于内务府旗。
那么作为内务府包衣其地位如何，是不是内务府包衣汉人更加容易产生对满洲的认同感呢？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有不少学者指出内务府包衣由于是皇帝的奴仆，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较一般的八旗子弟更容易进仕。
例如由于内务府有大量的包衣官缺, 内务府包衣为官的机会比外八旗旗人还要多。
诚然，例如康熙朝的云南巡抚朱国治、江宁织造曹寅、清末湖广总督官文都是内务府包衣汉人，均深受朝廷信任，权柄不可谓不重。
但是包衣整体的地位并不高，对于一些特殊的包衣，则有时会去除他们的包衣身份即去除他们的内务府旗籍使他们只具有外八旗的一个旗籍，这种行为也叫作抬旗，对包衣来说是一种加恩。
例如朱国治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 吴三桂举兵反清时被杀,雍正为表其忠, 特下令从其后世子孙中选一户出包衣, 入于汉军正黄旗。
而据《清代职官年表》的记载，官文也是因为征太平天国有功而被加恩抬入满洲正白旗。
虽然内务府包衣中出色的汉人也可以出人头地，也可以被抬旗去除包衣身份。
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即使是在内务府包衣内部，仍然有满汉之分，汉人包衣在制度上即有一定的劣势。
包衣汉人又称汉军, 所以内务府汉姓包衣人还更具体地被称为“内务府汉军籍”，以此与同属包衣的满洲、蒙古旗人相区别。
这种区分, 在科举考试时, 关系到政治权益上的不同，包衣满洲、蒙古旗人, 是归入外八旗满洲、蒙古考试；包衣汉人, 是归入外八旗汉军考试。
二者所划给的录取名额不同, 前者录取概率高, 后者录取概率低。
为确定这种不同权益, 而将包衣旗人又定有满洲籍、蒙古籍、汉军籍, 主要是防止包衣汉人即包衣汉军投机，冒充满洲籍。
到此为止我们只不过对内务府包衣的境况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内务府汉人包衣是不是满化了这个问题却依旧不能有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者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凿的答案。
具体到曹雪芹身上，依旧如此。
从《红楼梦》书中表述看来，他对祖父曹寅十分推崇，书中曾旁敲侧击地感叹曹寅四次迎驾的事情，曾借焦大之口叹息祖宗九死一生挣下的家业，曾借张道士之口感慨宝玉像国公爷的稿子。
但是书中也隐隐露出了对满清统治的不满，例如大明角灯一词的使用、对于耶律雄奴的调侃。
如此，包衣身份的卑贱而又有权利，祖辈的光荣与现代的落寞，在曹雪芹身上统统交织起来，即使是曹雪芹本人，恐怕都无法理顺自己的心理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