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泰富事件
事件亏损具体产生：为了降低公司在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中面对的货币风险，从2007年起，中信泰富开始购买澳元的累计外汇期权合约进行对冲。
该操作的操作不当（澳元贬值）引起巨额亏损。
风险对冲：通过投资或购买与标的资产收益波动负相关的某种资产或衍生产品，来冲销标的资产潜在的风险损失的一种风险管理策略。
风险产生原因包括：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
其中内部控制是主要原因。
内部环境包括：
董事会制度：
董事长大权在握控制着董事会
独立董事制度失去作用
董事会高管巨额薪酬
风险评估：
中信泰富事件反映出其内部的风险监管和治理机制存在问题，累计期权的风险与收益严重的不匹配，收益固定但风险却无限。
中信泰富选择了澳元作为买卖产品，但却并未考虑汇率变动引起的汇率风险而设定止损金额。
风险表现包括：
1.市场风险：截至2008年第一季度，中信泰富共先后买入澳元期权合约共90亿澳元，因全球金融海啸，澳元大幅贬值。
澳元兑美元从全年最高价（七月份为0.9848）狂跌到10月份的0.6004
2.流动性风险：
中信泰富08年10月20日对外披露自身资产巨亏信息，由于巨额亏损，曾出现短暂的流动性危机，随后中信泰富主席向母公司中信集团求救，母公司授出116亿港元的备用信贷，认购中信泰富发行的可换股债券，并承担中信泰富在外汇累计期权合约的损失。
3.信用风险
受巨额亏损等负面消息影响，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2008年10月的股价暴跌逾5成，收市时跌幅达55.1%,股价由14.52港元跌至6.52港元。
大量投资者对中信泰富信心不足。
集团主席荣智健代表董事会向公众表示道歉。
为挽回投资者信心，荣智健声明称：中信泰富拥有包括特钢、铁矿、地产、基建等各种优良资产；中信泰富集团高级管理层发现问题后，召开了特别董事会，并授权审核委员会进行独立调查；并同时也在寻求母公司中信集团的支持。
控制活动：一般包括业绩评价，信息处理，实物控制，职责分离。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出盈利预警，首次披露持有超过百亿澳元的累计期权，并称早在9月已经察觉其潜在风险。
中信泰富事件折射出中信泰富外汇衍生品交易在操作上违背了基本的内部控制原则，尽管公司有很多的规章，实际上都成了摆设，而没有被执行。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的落实甚至比制度本身更重要，因为没有被落实的制度形同虚设。
所以，控制活动一定要落实到位，只有这样才能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信息沟通：
信息与沟通指为了使职员能执行其职责，企业必须识别、捕捉、交流外部和内部信息。
沟通是使员工了解其职责，保持对财务报告的控制。
而中信泰富的内部信息沟通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中信泰富的财务层面对金额如此巨大的金融衍生品合同，不向公司董事会汇报与请示，信息在企业内部就不流畅。
另外，早在2008年9月7日，中信泰富董事会即已获悉该公司投资外汇交易，酿成百亿亏损，却在9月9日的一份公函中称，“公司的财务或交易状况没有出现重大不利改变”，而直到2008年10月20日，该公司才正式对外坦诚损失。
内部监督：
中信泰富作为在业内颇有影响的红筹股公司，其自身的内部监督却没能合理有效的设计与落实。
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志健的公开信中称，“集团财务董事未遵守集团风险对冲政策，在进行交易前未按照公司一贯规定取得董事会主席的事先批准，超越了职权限度”，“财务总监未尽其应有的把关职责，没有将此等不寻常的对冲交易提请董事会主席关注”。
中信泰富巨额的外汇交易亏损反映该公司欠缺适当的内部监管，透明度不足。
企业要想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并切实予以实施，且实施的效果良好、内部控制能够随时适应新情况等，就需要对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进行再控制，即对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总结：
首先基于企业现有的内部环境,对企业经营活动风险,包括公司层面的风险和业务流程方面的风险进行评估,确定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并针对风险评估确定的风险点确定相应的控制措施,实施内部控制活动;与此同时建立相应的信息收集和沟通机制,对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的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进行收集、加工、整理,及时反馈至企业内部控制相关的各方,并同时实施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以提高控制措施实施的有效性,从而实现内部控制的目标。
中信泰富正是对风险没有合理估计，对权力没有有效监督，在信息披露上又严重违规，结果导致内部控制系统漏洞百出，最终成为其巨额亏损的根本原因。
巨亏原因分析：
加框效应：
高估收益头寸。
加框效应是指在投资决策时，对低概率事件作出过高的期望，从而使得投资者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
加框效应的实质是没有看到真正的输赢概率，降低对损失可能性的估计，而提高了对赢利可能性的估计，因此选择了与市场方向完全相反的决策。
由于特种钢生产业务的需要，中信泰富2007年动用4.15亿美元收购了西澳大利亚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公司的全部股权。
这个项目使得中信泰富对澳元有着巨大的需求。
而为了防范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中信泰富在市场上购买了数十份外汇合约，即中信泰富把宝完全押在了澳元多头上。
在中信泰富看来，澳元在最近几年的持续升值趋势还将保持，做多澳元肯定会赢利。
然而，一场全球金融海啸最终让澳元飞流直下。
对澳元价值前景的误判导致了中信泰富决策的失误，并最终让中信泰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投入升级：
误判市场风险。
投入升级主要是指投资决策者为了证明自己最初选择的正确性，进一步向已经存在较大风险或者证明可能失败的地方继续追加新的投资，希望能够弥补过去的损失，并最终获得赢利。
投入升级实际上是投资者对未来获取高额收益的期望，和即使在低概率条件下运气也会改变的信念相结合的产物。
中信泰富买入澳元期权合约共90亿澳元，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4倍多，并且其买入行为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采取分批买入的方式。
应当说，中信泰富在投资澳大利亚磁铁矿时世界经济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话，此时做多澳元完全可以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密集买入澳元的时段为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而此时，全球经济已显危险征兆，特别是到了2009年，所有不同经济体衰退的趋势非常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信泰富已经发生明显亏损却仍在一味做多澳元。
之所以如此，就是中信泰富认为澳元跌势已经见底，并试图通过追加投资挽回前面的损失，结果窟窿越填越大。
管理层风险意识淡薄：
企业没有建立起防火墙机制，在遇到巨大的金融投资风险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对冲交易来规避风险，使风险无限量扩大。
事实上公司是建立起了会计事务所设计的风控机制来预防流动、营运风险的，但因为总裁荣智健的独断专行，该机制完全没有启动，造成制定制度的人忘却了制度对自己的约束的局面。
产权经济学原因：
国家控股企业由于事实上割裂了产权所有者和产权经营者的利益链条，不仅淡化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意识，而且也放松了经营者对市场的风险意识。
因为，在国有化的制度安排中，风险最大承接者是政府。
中信泰富正是背靠着官方这棵不倒的大树，以为政府具备了超级的风险分解能力，才敢于大胆压赌，孤注一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