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沉沦》独异性之略谈1103班111040113 夏玲玲14号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发表于1921年，该小说一发表就以其“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而引起广泛的争论。
小说写的是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故事，主人公在性欲的苦闷中受着弱国小民的屈辱与煎熬，最终走到了颓废的尽头。
用郁达夫自己的话说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
”小说中的“他”，是一个很典型的“零余者”形象；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他”作为中国留学生，性格忧郁孤僻，同时多悉善感，内心自卑，甚至有变态情结。
但同时又有个性解放、民族富强的要求和愿望。
小说的情节并不离奇动人，但它的深情与大胆的描写很震撼读者的心。
小说的情节，或者说主人公的经历，就是一个“沉沦”的过程，在此我认为这“沉沦”成了郁达夫创作的独异性，主要体现在“零余者”及“性”的描写。
首先我们来分析小说主人公的“沉沦”的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有两条主要的线索，从中感受小说的“零余者”及“性”。
第一，是国家弱小的原因。
他在异国他乡，受到侮辱和嘲弄，很大程度上受了“弱国小民”身份的拖累。
在这样的背景下，使他多愁善感，内心自卑，“零余者”的形象浮现。
其一，因为祖国弱小，他确实受到了来自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侮辱。
在异国他乡，个人就是国家的代表，受到外国人的侮辱，内心是很痛苦的，自尊所受的煎熬和自信所受的打击是不容忽视的。
其二，既然祖国弱小，这自然会在他心灵上形成一层阴影，“祖国弱小”的念头，无时无刻不闪现他的脑际，遇到任何事都会毫无理由地往这方面想，把任何迹象或别人的行为都往侮辱或藐视方面想，给自己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压力，日积月累下来，也就不堪重负了。
这方面的原因，在小说中有很明白的表现，主要是第二点。
他误解了那两个日本女学生的眼光后，以为受了莫大的侮辱，在日记中写道：“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并大喊着要复仇。
妓女问他府上在哪，他便以为人家嘲笑他是支那人。
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基本上都是隐藏在他内心的无意识状态下的想法，都是他根据别人的行为作出的毫无依据的判断。
原因是，祖国弱小的现实一直是他心灵的阴影和伤疤，他害怕别人看不起他，这再与他的性格一碰撞，对别人的行为就怀疑起来，别人的行为似乎就成了对他的侮辱和嘲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相连的。
他身上折射出的是“弱国小民”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怜形象。
他的命运有意无意地受到了国家命运的影响，可以说，人物的沉沦是在国家的沉沦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所以，他向祖国发出了愤慨的呼声：“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快强起来罢！”这种呼声是很有震撼力的，尤其是结尾，“淡青的路”、“西天”、“明星”等都表现出对祖国的眷恋。
当然，小说的原意不是宣扬爱国主义，而是表现主人公的命运，以及这种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爱国主义的效果是客观达到的。
何况这种爱国主义是在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来的，主人公的爱国主义是寄托在个人的需要上的，他要求祖国强大也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至是“复仇”的需要。
他的心胸是狭窄的，他将自己的遭遇和感情的痛苦都归咎于祖国，他一心只寻找祖国的原因，所以他最终的愤慨的呼声也或多或少带有私意。
我们不能否认个人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关系，但也应该看到，祖国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只是客观的，个人的命运关键还靠自己掌握，祖国贫弱，个人为何不能图强？个人又为何不努力用行动改变祖国的命运呢？所以，主人公“他”的沉沦主要还是因为他个人的性格与遭遇。
这是他沉沦的主要原因之二，即线索之二。
他是一个孤独、忧郁、自卑、愤世嫉俗的青年。
小说开篇就说：“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道明了他的孤僻的性格。
他孤独、忧郁得出奇，他的同学便不喜欢与他交往，他于是将自己封锁起来。
当同学们高声谈笑时，“只有他一个人紧锁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他真的那么愁吗？不是的，他只是无端地发愁。
他即使有高兴的时候，也要掩饰自己的感情。
他看景色看得出神时，突然发现来了一个农夫，于是“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装成了一副忧郁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这样的人，别人怎么会喜欢与他交往？他怎么会不觉得苦闷？他只会越来越忧郁下去，沉沦下去。
其实他很害怕孤寂，经常暗暗痛苦，在受到冷寂欺凌时，他非常渴望慰藉与爱情，怀念家乡。
这在他到达N市的第一晚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觉得害怕起来，几乎要哭出来了”，其内心之孤苦，显然可见。
他也不甘孤寂、沉沦，曾多次下定决心要振作奋起，但是他缺乏毅力，行动往往与决心相悖，“一到了紧迫的时候，他的誓言又忘了”，结果是一步步走向变态、沉沦。
尤其表现在性欲方面，他在被窝里犯罪，偷看人洗澡，偷听别人幽会，虽然每次都有意识地阻止自己做下去，但每次都忍不住做了下去。
他的精神是很空虚的，他没有很远大的理想与追求，他的要求，是很低级，或是为一己之私的，例如他一心要复仇，要追求美女。
他失意时竟然说：“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岂不是说他留学也是为了美女？他还极度的自怜自恋。
他观景生情，“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说了就“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把自己想得很清高，可怜着自己的遭遇；他与长兄绝交后，自家想想，便觉得“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他尽量把自己往好处想，“他证明得自家是一个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同瀑布似的流下来”，他甚至在自杀前也是在自我可怜。
这是脆弱的缘故，表现出来就很像妇人，眼泪也成了家常便饭。
有这等性格，要奋强起来，是很难的，他的沉沦自然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本来他有一种很好的精神，就是善于自我反省。
小说中很多内心独白都是他在自省，可是他一反省，便走向消极。
例如他本来只有二十一岁，还大有可为，但却认为“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于是自卑、悲观与痛苦一起袭来了。
所以他的反省没能使他振作奋起，没能阻止他沉沦下去，反而使他在反思中感受到了更大的痛苦，加快了他的沉沦。
然而以上只是一个方面，造成他沉沦的个人原因，更主要的还是性，或者说灵肉的冲突。
《沉沦》中，性是人物沉沦的核心线索。
弗洛伊德认为，人都有性本能，并且认为“心理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无意识中最基本的欲望是性的欲望。
可惜主人公不知道这些，他把自己本能的冲动看成是一种罪过，强行去压抑，闷藏在心中，这必然造成其强烈的甚至扭曲的性压抑。
小说中关于主人公性压抑的描写，主要有：两个日本女学生与他擦肩而过，竟引起他内心连番的波动，他毫无根据地想象人家眼波的含义，无端地自怨自艾，此其一；他在被窝里手淫犯罪，欲罢不能，只有苦闷下去，此其二；他暗恋旅馆主人的女儿，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她身上，以此为满足，此其三；他偷看主人女儿洗澡，激动异常，很长时间都不得平静，此其四；他无意中碰上一对男女幽会，一面责骂自己下流，一面却“用了全副精神在那里听着”，此其五；他最终迷迷糊糊地进了妓院，唤起妓女来了，此其六。
他一直都渴求得到一个“妇人”：“苍天呀苍天，……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更是他性欲受到压抑长期得不到满足的直接表现。
这种压抑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痛苦，他越陷越深，一步步沉沦下去。
性压抑，从前到后俨然构成了一条线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人公是怎么沉沦下去，并最终投身大海的。
性的压抑所带来的痛苦，所造成的精神病态，成为主人公沉沦的主要原因。
当然，我们绝不能否定主人公对性和爱情的追求。
他正处于充满活力的年龄，追求异性的爱情，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他的态度和追求的方法。
首先，他很懦弱，他渴求爱情，渴求性爱，却不敢去爱，而压制和扭曲自己。
其次，他只有爱与欲的要求，却不具备追求的条件，他的性格，他的人生态度，很难吸引异性的爱。
再次，他对爱的看法，有些差错，他把异性的爱当作是排解心中郁闷的出口，从而产生对性爱的病态的渴求。
他也从来没有积极去争取、追求过爱，他只是消极等待，有色心没色胆。
这种矛盾把他推入了困境，正如他自己想的“那同兔儿似的小胆，同猿猴似的淫心，竟把他陷到一个大大的难境里去了”，也难怪他苦闷了。
他的以上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得不到真正的爱情，他只有在病态的性苦闷中沉沦下去。
以上是对小说中性描写的简单分析。
性是该小说的筋骨，是其不可缺少的部分。
我们阅读的时候，正可以从主人公的性苦闷下体味到其它同样深刻的东西。
那种性苦闷，在当时成为“时代病”的一种症状，对它的真实大胆的反映，是在大胆地展现丑，解剖病态；它把握到那一代人的心理脉搏，揭示产生病态的社会原因，把心理与社会联系了起来，深刻地表现了病态的、黑暗的社会现实对于人的性格与灵魂的摧残与戕害，也产生了反封建的客观效果，有着一定的社会意义。
郭沫若先生也说得很精彩：“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
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这就是小说真切大胆的性描写的效果。
可见，这种性描写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是不能将它简单地视作不道德的色情描写，而加以批判的。
在读小说时，郁达夫不仅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零余者”的他，并通过他的沉沦，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青年对于摆脱封建道德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封建道德的勇敢挑战。
正如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所说：他的这种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使那些“假道学假才子们”感受到假的困难。
这里的沉沦，不仅仅是性的沉沦、人的沉沦，而且还是人性的沉沦，这是前者未能突破的。
正因如此，更显现出《沉沦》在当时的独特性，对“五四”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