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的主客观因素分析-中国古代史论文-历史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也是每一个王朝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通常民族关系处理得当，、经济和文化也会处于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处理不当则往往会处于的境地，甚至陷入危亡之中。

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朝代，从现有研究看，过去所说的积贫积弱观点已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和反思。

李裕民先生认为宋代无论经济还是科技、文化等方面与唐代相比，均有过之而不及，谈不上积贫; 而就积弱来说，宋朝与辽、金、西夏以及后来的蒙古在军事上也是旗鼓相当，才不致很快被灭亡。

①可是从对外政策来看，宋庭绝大多数情况下奉行的是保守的以进为退的防守策略。

在与辽、西夏和金乃至后来的蒙古人的战争中，胜少败多，这样的结果要说民族自信心不受影响很难令人信服，一个不自信的民族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就多少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也为其最终的失败买下了伏笔。

北宋政府面对的最大危险主要是来自于辽、西夏和金。

辽和西夏互相借重对方势力来胁迫北宋答应他们提出的议和条件。

宋也往往通过重赏和贿赂等政策来瓦解夏辽同盟，乃至于后来兴起的金人往往借机趁火打，而面对金人的步步紧逼，宋庭又在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

末期的北宋犹如沉疴在身的病人，积重难返。

北宋就在这样一种被动防御、的尴尬处境中被金人结束了160 多年的统治。

具体而论，北宋灭亡既有客观方面难以克服的困难有关，也有主观方面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等原因造成。

一、客观原因（一）都城偏居开封，对西部、北部鞭长莫及宋朝都城远在开封，整个西北乃至北部的广大疆域均被西夏和辽及后来兴起的金占领，导致中原地区时常危机四伏。

1004 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割幽云十六州给辽，宋北鄙失去屏障，辽人遂能长驱直入，如骨鲠在喉，长期受辽掣肘。

所以钱穆认为：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

藩篱尽撤，本根无庇。

[1]531不仅对东北显豁呈露，易受威胁。

其对西北，亦复鞭长莫及，难于驾驭。

[1]533陈锋先生亦在《从定都开封说北宋国防政策的演变及失败》一文中认为北宋的灭亡与地形无险可守的弱点有一定的关系,加之太宗及后继诸帝改行消极的国防政策,从西到北被契丹和西夏以及后来崛起的金人所牵制，涣散了北宋的国防能力，最终导致失败乃至亡国。

（二）军粮运输困难由于北宋都城远居开封，遂致另一致命软肋---军粮运输遥远艰险，百姓深以为苦。

《宋史苏轼传》云：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之木栰，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

[3]10802长途运输导致财伤民劳，严重制约了宋军在前方的军事行动。

范仲淹曾在庆历二年上仁宗《乞先修诸寨未宜进讨》奏议中指出了当时在与西夏战争时这一头疼形势：臣相度前项军需粮草万数不少，必是一两月办集未得。

如令办搬运上项随军辎重粮草，又须用厢军二三万人，必虑诸处厢军数少，起发不得。

或使骆驼骡子一二万头，即山路险隘，与兵马三二百里，转难主管。

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变，崎岖暴露，稍有惊危，便多逃散，抛弃粮草，为贼之资。

[4]652 -653该劄子指出了四个短处，首先筹集粮草的时间过于久长，延误战事，元昊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岂容一两月之久！其次运输军粮动辄几万人，难以调集。

其三，路途遥远，辗转二三百里，人员难以管理。

其四，遇到恶劣天气或蕃部袭击，难保差夫临时逃散。

这些因素都成为制约北宋在与西夏和辽的战争中难以解决的客观问题。

如宋太宗两次对辽进行①的失败均由于对军粮需求量太大而难以保障前方需求；加之西北地势崎岖险阻，运输艰难，百姓不堪重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的失败。

（三）西夏、辽资源短缺，必须向外获取生存空间西夏从李元昊称帝以来，国力日益壮大。

所据地盘据《宋琪列传》载：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②。

厥土多荒隙，是前汉胡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

从银、夏至青、白两池，地惟沙碛.[3]9129大致包括宁夏、甘肃、内蒙南部、一度延伸至今陕北地区（鄜延西北至今绥德、米脂一带）等广袤地域，然银、夏诸州，羌戎瘠壤，得其地不可耕，抚其众不可守，绥、银僻在羌夷，民贫地瘠,[5]24纵使地盘再大，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源来供养百姓，也难以长享太平。

于是夏、辽经常侵扰北宋边界，抢夺牲口和物资。

仁宗宝元二年（1039）太子中允富弼上疏条陈元昊反状时云：西鄙地多带山，马能走险，瀚海弥远，水泉不生，王旅征，军需不给，穷讨则遁匿，退保则袭追，以逗挠为困人之谋，以持久为匮财之计。

元昊恃此艰险，得以猖狂。

[6]2926且元昊援契丹为亲，私自相通，共谋寇难，缓则指为声势，急则假其师徒，至有掎角为奇，首尾相应。

彼若多作牵制，我则困于分张。

[6]2927两国复相交构，夹困中国.（四）将不御兵，兵不知将宋代从太祖执政以来，为了防止武将飞扬跋扈，重蹈唐代覆辙，开国之初就通过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将的兵权。

形成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特殊兵制。

一旦战争发生，协调作战的灵活性就完全丧失。

比如庆历元年（1041）宋夏好水川战役，北宋几乎全军覆没，任福及其子战死，固然与轻敌有关，但是福所统士卒，皆非素所抚循，既又分出趋利，故至甚败,[7]1029同年，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张方平上书云：国家自景德以来，将不知兵，士不知战，骤用之必有丧师蹶将之忧.1030 加之将愚兵骄，边防失利便为常事。

赵宋统治集团在与辽、夏约和后三十多年来一贯粉饰太平，恣情享乐，已经腐败不堪，英宗治平二年，欧阳修曾在《奏西边事宜》中云：自真宗景德二年（1005）盟北虏于澶渊，明年始纳西夏之款，遂务休兵，至宝元初（1038）元昊扰叛，盖三十余年矣。

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

[6]4963而元昊也摸清了北宋的底细，因而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边疆.二、主观原因西夏、辽、金之所以经常骚扰边境，固然与这些民族随水草而迁徙的特性有关，但也与宋王室因循守旧、保守退让的诸多思想有关。

笔者以为重要原因就是宋庭在对外政策上形成了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即守内甚于防外,在这一宗旨下，面对强大对手时又举棋不定，导致边患难绝，进而成顽疾。

具体如下：（一）赏罚失当，军纪弛废，克扣军饷，涣散军心宝元二年（1039）,鄜延路尝与蕃兵接战，有一寨主为蕃兵所得，及掳去军民甚众，西头供奉官马遵引兵追战，即时夺回。

延帅范雍及副都部署刘平奏乞酬奖，朝命只迁东头供奉官而已。

马遵，突破重围，将此寨主从之地营救回来，虽非大功，亦可谓之奇节。

主帅保奏，理合超迁；只进一官，殊乖舆论。

[7]987故同功不同赏引发是必然。

又《宋史苏轼传》记载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廩赐，前守不敢谁何。

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苏）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

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

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

乃至定人感叹：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久矣。

[3]10816岁久法弛不可避免会使兵士骄纵难治。

又有贪冒士兵之功劳者，如《范文正公年谱补遗》记载，康定元年十一月虎翼军第九指挥王瓊把自己部下于兴砍到人头的功劳据为己有，后于兴告诉了范公，于是范仲淹以王瓊夺戎士死战之功，误朝廷重赏之意处斩。

对于肆意克扣军饷者，如鄜州曹司马勋、张式、黄贵擅自克扣兵士军饷，范仲淹认为当此军期之际，兵士多是饥寒逃亡，若更克扣，转难存济。

[4]766亦以斩首处罚。

（二）朝臣阁员攻守意见分歧，相为短长北宋的政务和军事分别由中书门下和枢密院掌管文武之事，在攻守赏罚等方面两府意见常不合。

《宋史滕元发传》云：中书、枢密制边事多不合，中书赏战功而枢密降约束，枢密诘修堡而中书降褒诏。

[3]10674对于一些边防要塞及战略要地的弃守上大臣们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如《孙路传》载元祐初年，司马光打算放弃河、湟，大臣邢恕谓光曰：此非细事，当访之边人,并挟舆地图直陈放弃河、湟的严重后果：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濒大河，城兰州，然后可以扞蔽。

若捐以予敌，一道危矣。

[3]10688司马光自悔几于误国.又《穆衍传》载：元佑初，大臣议弃熙、兰，（穆）衍与孙路论疆事，以为兰弃则熙危，熙弃则关中震。

唐自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

若一旦委之，恐后患益前，悔将无及矣。

[3]10691之所以发生如此错误，与文臣不懂边防有密切关系。

朝臣意见相左，就导致最后才裁决时难免失当。

《宋史》卷九十一在论西夏态度自熙宁至于绍圣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夺的原因，乃由于庙堂之上，论靡有定，相为短长。

[3]10692（三）长期奉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致使文武失衡宋吸取五代十国长期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外实中空的教训，从立国伊始就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各地方藩镇和节度使的兵权逐渐收归中央。

但是宋庭在防范武将权力过大方面又有些神经质，实践中不断削弱武将实权，而抬高文官的地位，于是产生新的文武失衡状况，特别是宋太宗朝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交战的信心，从此眼光向内逐渐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

[2]254这一治国方略固然在培育宋代文化艺术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弊端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武将不仅地位很低，被一些文臣鄙视，偃兵息武也导致武将素质有所下降。

比如庆历四年狄青因平定侬智高有功而升任知渭州，负责泾原路地区的防务。

后迁枢密院使，但谏官余靖因与狄青有嫌隙而连上四道奏折，竭力，认为狄青不过是一个武人，使之独守渭州，恐败边事,言语中多有轻蔑之词。

[3]10408于是宋朝不少武将便教习子弟弃武从文，学习儒家学问。

在制订对外政策上，宋朝又不像汉武帝朝和唐朝以积极进取和开拓为主，反而以保守和被动防御为基石，有时候不惜以大量输出岁币、布帛等为条件换取屈辱的和平。

（四）内患大于外忧的指导思想和文人不切实际的迂腐言论宋代形成守内虚外的思想绝非出于偶然。

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纷争，使宋太宗时便有此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

惟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6]719他们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只是教化的问题，只要从根本上把中国整顿好了，所谓夷狄，自然不成问题。

[8]400宋代对于内部统治秩序和生活秩序的注重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并希冀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乃至宗教信仰等多个层面确立新的社会规则，①因此宋代兴起的理学只适合治心,不适合治世.此外，宋代从太祖朝便规定不杀士大夫与言官,后来文彦博提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主张，于是文士们人身处境相对优渥，敢于对朝廷一些政策直抒胸臆。

①他们迂腐的认为国家应当将治理的本根放在内部，至于疆土之事则属次要。

如太平兴国五年左拾遗、直史馆张齐贤上太宗书中认为君天下者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乎！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