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摘要：作家宗璞以深厚的文学素养、严谨沉潜的创作风度和优美的无懈可击的文学语言在当代文坛享有盛誉。
在其中短篇小说里，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占有相当的比重。
宗璞也正是用其独特的明朗而含蓄，流畅而又余韵的文字成功塑造了一组当代知识分子群像。
在对他们的离合沉浮的描绘和精神世界的展现中，寄予了深刻而独到的对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和思考，甚至是自己的经验和体认。
关键词：知识分子命运精神世界创作年表一、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一词已经被广泛使用的今天，要为它下一个定义仍然绝非易事。
这里，我们不妨借用黄平先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二期（1999年）的《知识分子：在飘泊中寻求归宿》提出的概念：“把知识分子视为这样一种人，他们在现代社会中通过频繁使用抽象符号来创造关于人及其环境的思想，或表述他们对于人及其环境的理解，并以此为基本生活内容。
”并补充道：“这些人可能批判现实也可能认可现状，可以被社会容纳也可以被公众嘲讽，也许来自上层社会，也许出自平民家庭，或者有大学文凭或者没有……”这一补充实际上就指出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可能面临的各种处境，而在宗璞的小说中，它们均得到了全面充分的表现。
在后来的《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同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一文中，黄平又对知识分子做了区分：体制知识分子，非体制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并具体地指出，将“以学术或艺术为本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划分为非体制知识分子”。
宗璞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大抵属于此类，不同的是他们都具有高学历，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职业不外乎教师、医生等，这样的角色选取在置于一个特定环境和时代中去的时候，就更具有典型性，从而产生更好的艺术效果，当然，也更符合读者心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预设。
二、精彩的知识分子群像正如黄平先生所说：“作为观念的创造者鱼阐释者，知识分子的品质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只是受制于自己所处的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制度和规则。
他们的确更有可能通过自己所创造所阐述的思想去表现并规定自己，从而使自己具有一定的超越能力。
”但是，“这种超越决不能离开制度与话语环境而实现。
”在现代这样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里，“知识分子疏离国家与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泊者”。
而上述矛盾也将陪伴他们终身，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宗璞让我们看见了一组感人至深的、发人深思的知识分子形象。
我们不妨将一组形象分类，依据是其精神、思想状况，而这也恰恰和时间先后顺序相合。
（一）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文革前）早在建国前的革命浪潮中，就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来自党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与价值观念，这些有的影响了他们一生，但当国家建立，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自愿或不自愿地再次“学习”，通过对政策性文件的逐章逐句逐字的学习，接受一种于他们而言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与思维用语，进而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底改变自己。
在《红豆》、《知音》中作家就塑造了一组主动接受改造完成转变的知识分子形象。
《红豆》的女主人公江玫经历“生活-恋爱-接受启蒙与教育-觉醒、决裂-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成长过程。
这种模式在当时的同类小说中并不少见，亦与轰动全国的《青春之歌》十分相似，江玫原先过着“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的生活，齐虹的出现编制了她爱的幻梦，而肖素揭开了其成长与转变的序幕。
最终江玫选择与齐虹分手，留在祖国，为革命事业工作。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叙写故事时，不吝笔墨描写江玫选择之难，抉择之痛苦。
父亲去世的真相的设置也使这个转变与抉择更加合情合理，更可信。
告别齐虹时，江玫心里想的是：“我要撑过这一分钟，无论如何要撑过这一分钟。
”汽车响起来之后“周围只剩了一片白，天旋地转的白，淹没了一切的白——”当六年后江玫已成为好的党的工作者之后重回母校的时候，她伸手去拿红豆，“原来被冷风吹得绯红的脸色刷得一下变得惨白。
”江玫内心深处难以忘却的记忆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党的工作者”，时代的洪流已促成了她的转变，因此在老赵的通报之后，她“刚流过泪的眼睛早已又充满了笑意”。
如果说江玫的“改造”和转变还保留着一份“私人情感”，那么《知音》中的韩文施的经历，则将这一过程变得非常单纯“干净”。
原先的他“不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还驼着背，患着极度的神经衰弱，离了咖啡就不能活命”，而经过党的教导，革命浪潮的洗礼，即便已经是“全白的头发”，“脸却是这样健康的红，真可以说的上是鹤发童颜了”。
我们丝毫不见其在选择新道路与新生活中的痛苦与犹豫。
韩文施对新生的政权及缔造这一政权的党有着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热爱与信任，无比忠诚地追随她，并时刻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当“我”说：“韩伯伯，您和石青，好像在政治上、科学上，都是知音了。
”韩文施郑重地说：“我努力。
”从《红豆》到《知音》，知识分子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之初的命运轨迹清晰可见，接受帮助与改造，追随党，开始新的道路和生活，并希望能“学以致用”，真正成为国家建设中的中流砥柱。
然而知识分子在清楚自己干什么的情况下却不能预计后果。
他们极力重新塑造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形象，但最终没有得到承认，当文革来临，其命运即发生剧变，同时，那种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品格，终于复苏了。
（二）奋争求索的知识分子（文革中及其他）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宗璞小说中此类形象里最为精彩的一组。
和上一组的单一、理想化不同，在《三生石》《我是谁》《谁是我》等作中，作家以温情而倔强的笔触，表现了他们在这场大风浪中的悲欢离合，爱恨情愁和思索、抗争的精神世界，并且各具特色，互为补充。
《三生石》以梅菩提教授患病、治病经历为线索，截取动荡政局的画面，组合起一个关于爱情与友谊的感人故事。
爱情和友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与褒扬，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怀，而对当时社会状况及知识分子命运、遭遇的叙写，使得前者尤为珍贵。
梅里庵小便不通，已有中毒现象，情况危险，但医院却以“不为阶级敌人服务”为名拒不收治；手术后他带着尿瓶子接受揪斗，“拳打脚踢雨点般落在老人身上”。
《我是谁》中饱受侮辱的韦弥倒在校园里，没有人敢扶一把，却有人“重重地踢了她一下，扬长而去”，“迎面跑来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也喊“打倒韦弥！打倒孟文起！”自己和丈夫看作“比生命还要宝贵的研究成果”被监管人员扔进熊熊火堆……。
面对这样的遭遇和打击，知识分子们有的以中国古代士人式的坚韧与乐观顽强成活，“该怎样治，就怎样治”（梅菩提）；梅里庵在膀胱里插着管子的时候，“仍能仔细地观察每块砖”，有所发现之后“高兴极了”，即便是弥留之际，梅里庵说的也是：“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有的则选择死亡，“士可杀不可辱”，以死亡为抗争，为解脱。
如韦弥“很快地向前冲进了湖水，投身到她和文起所终生执着挚爱的祖国——母亲的怀抱”。
沉浮中，知识分子开始跳出原先被灌输的那一套话语体系，恢复自己的思考。
首先袭来的就是对时局的惶惑：“要知道，关心政治，是许多人多年改造的成绩啊，菩提曾怎样重新裁减自己单淡泊的性格，炼铸自己柔弱的灵魂，使之发出斗争的火花，那真是艰苦的历程呵。
但谁也没有想到，等待她的，竟是敌人二字。
”（《三生石》）方知感觉自己与党的关系，“如同胎儿与母亲”，但却依旧被排斥在党之外。
此时他意识到自己“知道错误而不能改正”，实际上，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已经不属于那个疯狂的时代了。
于是他们成为了清醒的人，看见了“整个国家的癌肿正在长大，脓血在到处污染。
”梅菩提深切地同情魏大娘，愤怒地想：“在伟大的中国妇女中出现了一个祸国殃民的败类”，深深体会到“是有自己被错打了，才想到别人也是无辜的”。
梅菩提、方知等知识分子不仅意识到国家存在的问题，也将反省的目光投向自己，知道自己得了“硬化病”，需要一直，梅菩提最终决定与方知结婚，希望的不是他能治疗癌症，而是她的心硬化病。
更为可贵的是，即便自己饱受磨难，他们仍然能以悲悯的情怀看待世事。
“所有的人都很不幸。
难道张咏江，辛大夫他们快乐吗？不会的。
”“算计别人的人永远不会快乐的。
”“文革”结束后，作家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作为个体存在的知识分子形象，她在上述作品中已经塑造出一系列难以超越的艺术形象。
此时她更关注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关注这个群体在新中国，乃至在现代社会的命运、遭遇、职责、前途等。
这样的带有思辨色彩的题材，仅依靠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显然难以驾驭，于是宗璞选择了象征和隐喻的手法，表达了自己对此问题的体认和观照。
这就是《泥沼中的头颅》《蜗居》。
尽管全篇充满了瑰诡谲怪的色彩，但沉重的主题得到了最佳的阐述与表达，因而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头颅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象征，拥有着独立人格和求知精神，正如“异国人”所言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正是头颅赋予了一个凡胎肉体以存在的意义。
土国指代现实世界，一个与知识分子有着冲突的世界。
这个专家在自己的领域的学术会议上却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而只见纸上蒙了泥土，暗指其即便在学术领域也丧失了话语权，科研早已经被异化。
象征着混乱、颠倒但又强大的秩序的泥土覆盖充斥整个土国，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者的形象。
其独立人格、思索与超越的精神受到残酷的压制，而即便如此，知识分子还是在执拗地寻找“钥匙，”寻找拯救自己与国家民族的方法，这本来也确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途径是找“下大人”，然后不断地上访，头颅的行为与其当前卑下的地位和无话语权的处境不相符，故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失掉了脚”“血染红了周围的土”。
上访成为没有变化的重复。
因为上中下大人都是国家秩序的维护者。
直到旁观者的一句判断，促成了大变，人们开始争抢他，然而人们依旧处于蒙昧的状态，并不真正懂得头颅（知识分子)的价值，而头颅也将继续寻找“钥匙”。
头颅放掉泥浆，以求重见清水和蓝天，找到了自己的同路人，另一颗头颅。
小说到了这里有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可而更为之”。
事实上，两句话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和观念，前者有着刑天舞干戚的悲慨，明知不可而为之，试图冲破原有的不合理的秩序，这种启蒙可能是革命式的；后者则表现为妥协，承认要“为”，但在“可为”的条件下为，在旧秩序的夹缝中逐渐建立新的秩序，这种启蒙接近于温和的改革。
然而其本身也包孕着危机，就是当人们皆梦寐，旧秩序坚固强大时，它们可能会为虎作伥。
同样，前者亦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明知不可而为之，究竟能有多大效果？不过是无谓的牺牲。
“相视垂泪”也就反映了启蒙者、知识分子在泥沼中苦苦挣扎而难寻一个出路，“最终又被泥沼淹没”。
这种困惑和思考在《蜗居》中也有集中反映，“我”不想走进刑场，又不甘于落荒而逃，最后发出了“我真希望看见不在割下的头颅里点燃的灯火，而是每个活着的头颅自由自在地散发着智慧的光辉”的呼喊。
然而宗璞所持的态度并非怀疑和绝望，正如戴锦华所说，这是“对‘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认可，又是‘欲罢不能’‘知其不能而为之’的相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