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记者眼中的城市变迁主持人：欢迎走进“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大家好，我是曾子墨。

从今天的这期节目开始，我就接过“大红鹰世纪大讲堂”主持人的这个接力棒了。

其实我离开校园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但是事隔这么多年，再一次回到大学的校园当中，再一次走进这样一个大讲堂，应该说内心并没有陌生的感觉，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来见证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自由变迁、碰撞和交锋，而且我也相信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所奉献的正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盛宴。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理工大学。

我不知道在座的老师和同学当中有多少是北京人，我自己是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的，所以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北京人。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理工大学周围的这片区域还算是北京的西郊，那个时候如果说起城里，那一定会是说四合院、是胡同。

北京理工大学东边的那条马路叫做白颐路，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边是一条非常美丽的林荫大道，但是现在它已经变得车水马龙，非常地热闹，完全找不出当年的痕迹。

似乎这么多年北京城的变迁好像也是这样，马路变得越来越宽，从五环到六环，北京城变得越来越大，但是一年一年的建设好像让北京变成了一个“大工地”，而且交通也变得越来越拥挤，空气的质量也变得越来越差，最重要的是胡同、四合院拆了一片又一片，京味是越来越淡了，可是我很少听到会有人说北京城变得越来越漂亮了，我自己作为一个北京人，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悲哀、有一些无奈。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我读到《城记》这本书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共鸣，因为这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在过去五十年当中北京城的变迁。

今天我非常高兴地把这本书的作者王军先生请到了我们大讲堂的讲台上。

欢迎王军先生。

王军，新华社主任记者，现供职于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他2001年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份的编写，2003年出版自己的代表作《城记》，获台湾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并被《文汇读书周报》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年度图书》。

他是2004年法国“东西南北”文化活动参展人，“2004北京建筑文化周”发起人之一。

在了解了王军先生的经历之后，我发现您和我是校友，都是从人民大学走出来的，只不过是您毕业的那年我才刚刚进校园。

您当时怎么会想到从贵州来到北京念新闻？王军：因为北京作为一个文化之都，自然对各地的学子有强烈的吸引力。

在贵州那个地方，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到处都是山。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就看见我们家对面那个山，它是一片一片的，这边是一座一座的，我都一个一个征服了。

那一片一片的我就觉得一直压着我，压到我到初三的时候，我就和一个同学——他是个农村的一个男孩，知道路况，我们就爬，爬了大概有六、七个小时，爬到那边去再一看——我以前就想那边可能还会有海，有草原，有特别美的一些东西，结果翻过去一看还是山。

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我向往的地方。

我小的时候喜欢画画，老爱画天安门，我说我到有天安门的地方去，到北京去。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看惯了山，觉得天安门就是北京，北京就是天安门。

王军：对。

记得198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登上景山，我现在想想我那会儿眼睛是瞎的，我只会在那儿找人民大学在哪里，虽然可以看到一个中轴线，但是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是一个什么概念，根本不清楚，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是模糊的。

那会儿读了很多书，有很多对理论上探讨的热情，但这些东西、这些历史、这些抽象的东西和一个具像的城市环境有什么联系，那会儿根本不知道。

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我到新华社来写北京的建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尤其是我住的那个胡同，我住的那个房子，是荣禄的花园，居然给拆掉了。

主持人：您曾经在胡同里面住过？王军：对，我住了十多年。

那么，拆掉之后盖了一个住宅楼，我突然就发现我脚下这块大地和我从小受的那种教育、教科书写的那些故事发生了联系，我就开始找，就发现印证这些历史的环境都还在。

所以我就在反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是在大气当中呢？我一定要把它拽下来。

所以我这本书就想干这个事情。

主持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是从来没有见过北京的城墙的，好像惟一的印象就是小的时候看“前门”香烟的纸盒上面好像有古城墙的那个画。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真的能够像你这样脚踏实地去追寻这些古建筑的足迹，还是非常少见的，听说你是前前后后花了十年的时间来做研究的？王军：对于我个人的能力来说，这个时间是没法压缩的，因为我觉得我要走进去，我要有思考，我还要和现实来碰撞。

虽然我是在探索一个历史，但是如果我对现实没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的话，我对历史的了解也是模糊的。

所以说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十年的时间，这是必然的，因为我相信春天播种，秋天收获。

主持人：看来你的生活和北京的古城、北京的古建筑已经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我想下面就请你开始你今天的主题演讲：《一个记者眼中的城市变迁》。

王军：好，谢谢大家。

接着刚才和主持人聊天这个话题顺下来，我是在199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现在想起来，我这十多年的时间恰恰是北京变化最大的时候。

刚才曾子墨说城墙没有看到，我更是没有看到了，因为我是18岁的时候来到北京的。

当知道这个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心中最大一个念头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来征求我的同意？当然我那时候还没有生下来呢，我来问这个事情，其实想想这是蛮愚蠢的问题。

你那会儿哪有，还不在这个世界上。

当后来我读到英国古建筑保护先驱威廉.莫里斯的一句话，他说这些建筑决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他们曾经属于我们祖先，也将属于我们的后代，除非我们把它摧毁，或使它变成假货。

我们没有权利任意地处置它，我们只是后人的托管者。

我想这句话使我找到了答案。

有时候我也想，我们这一代托管人也要尽职。

我觉得这是个道德问题。

那么我当记者来做这个事情的这十年，可以说是北京城变化最激烈的十多年。

可以说，这20多年的变化可能要比那会儿拆城墙的时候还要大。

我以前老是觉得城墙拆完了这城就没了，后来我有一次采访了贝聿铭先生，贝先生就跟我说他1978年来北京的时候北京城还好好的。

我当时一听就奇怪：怎么会还好好的呢？城墙都没有了。

但后来仔细一想，他说的有道理，那会儿也就是城墙没了，也就是被“扒了一层皮”，里面那些胡同、四合院都还在。

贝先生那一次带了一个美国建筑师代表团到景山去看，看了之后就很激动，因为整个古城那个气势还在，从景山上看这个城市完全是一片绿海——我说就是在树林里面“种房子”。

这个城市只有几种彩色，绿海下面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然后中轴线上金红二色，就这么几种彩色，就这么几种建筑材料，它就如此激动人心。

贝先生看了之后就转过身来给那些美国建筑师同行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贝先生已经是美籍华裔了，他还说我是个中国人。

但后来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拆得太多了，四合院、胡同应该成片成片地保留！他就很痛苦。

后来，在苏州的一次会上，贝聿铭先生和吴良镛还有周干峙好几个院士谈一个建筑方面的问题，也就谈到北京的建筑问题，我在边上听着，贝聿铭先生就说了一句话，说北京的建筑问题我搞不清楚，我是个外国人，我说不清楚。

所以我在那儿听着真是心中滋味特别复杂。

这又使我想到刚才我讲的那个问题，这是一个我们要把它传给我们的后人的问题。

那么现在北京城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北京古城的面积是62.5平方公里，北京的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北京古城只占规划市区面积的6％，就这么一点点，6％。

那现在呢，这6％这里面还剩多少面积呢？62.5平方公里，这里面被拆改的已经超过一半了，风貌还比较完整、成片、还能够看出来的不到15平方公里，还包括了公园、水面这些。

我这十多年一直在调查这段历史，最大的动力就是现实当中我遇到的各种矛盾，比如说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还有各种各样城市拆迁过程当中的矛盾。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就看到一张图，这是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在1950年做的图。

大家看得很清楚，图的左侧，公主坟和月坛之间是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区，右侧，大家看得到，就是旧城。

当时1949年定都北京之后，这个城市该怎么发展，其中遇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央的行政区应该摆在什么地方。

当时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做了一个“梁陈方案”，就说应该摆在西边，不要摆到老城里面去。

当时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主要是苏联专家反对这个事情。

苏联专家认为，莫斯科在三十年代也搞了一个城市规划的国际招标，也有人说把莫斯科古城完整地留下来，把新的这些功能摆到外面去，这遭到了斯大林的批判，所以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错误的，尤其他们还举出来说没有那么多钱来盖这个东西，因为再发展新区的话，你还要为它配套50％投资配套设施，而老城里面有这些东西。

于是这个方案由于种种原因被推翻了。

我在了解这个事实的时候，在看这个方案的时候，突然有几个方面就很深地打动了我。

我发现苏联专家讲的那些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北京古城130万人口，62.5平方公里，人口的密度是相当大的，每平方公里超过两万人，而当时纽约八千多人，伦敦四千多人。

那个时候北京古城里面虽然是平房，但它是连排的、高密度的这样一种平房，它能够装下那么多人，没有什么空地了，如果你要把大量的人口搬进去的话，势必导致大量的人口要外迁。

所以梁思成先生说，要外迁的话，这些人也得给他配套这些服务设施啊，这50％的钱跑不掉的。

另外，他还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些功能摆进去，在老北京上面建新北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他首先不愿意外迁，因为他要上班比较方便，他愿意在边上挤着、凑合着，但如果真正地要外迁的话，那么他长距离的上下班进出城就开始了，哪一天北京城出了问题，这就是祸根。

我一看，对呀，这些年我做记者，我做过调查，我们在新华社要做很多调查，在北京的郊区出现了像望京、回龙观、亚运村北部等等二三十万人口这样一种社区，这种社区居然就是个睡觉的地方。

而二三十万人口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一个发达国家就是一个中心城市的概念。

我们这些郊区出现这么大规模的社区，居然没有地方上班，这些人整天要进来上班，每天要出去，试问要有多少高速路、多少轻轨、多少铁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梁思成说城市要平衡地发展，平衡地发展就是说它的就业和居住应该是平衡的，如果把新的功能摆在外面，周围配套住宅，大家可能通过步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制造长距离的机械交通。

这个是很深地打动了我。

另外，他还说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市区要为这个环境容量所限，是一个有限度的市区，他理想当中认为这个城墙就像是一个限制，正好这里面装这么多人口，够了，我们可以再跳出去在另外一个合理的位置再建新的功能区，它是一个平衡的社区，之间用绿地来隔离。

他是这样来设想这个城市。

那么，用他的方法来看今天的北京城市问题，我依然会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以老城为中心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摊大饼摊得非常地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