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专权-----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兴衰摘要：宦官是一群非正常人，是一群“可怜”人，那么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站在正常人的角度去看这群非正常人，他们可怜又可恨，下贱显高大，宦官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肿瘤，它的存在和灭亡始终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和更替，伴随着封建王权的兴衰强弱，与专制王权同根而生，同期而亡，宦官是王权的赘生物，如同癌症和肿瘤一样，愈割愈扩散，直到主体死亡，宦官才能死亡.正文：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丧失了性功能，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就是宦官，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太监。
在古代宫廷，宦官的主要职责是侍奉皇帝和其他贵族。
太监一制并不为中国所独有，但中国的宦官制度是所有国家中产生最早，延续最久，组织最严密，影响最大的，太监的总数也是最多的。
宦官之名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天文学已相当发达，人们观察星空，为了区别星座，给星星取名字，人简称帝王为天子，人民是上帝创造的，换是一个星座的名称，在帝星之侧，侍奉帝王的家奴也在帝侧，天文称天官，所以有了宦官这一名称，而且已经有了使用宦官的情况，春秋时期，就秦国而言，那时已经有了使用宦官的记载【1】，宦官制度不仅在中国起源较早，而且发展迅速，根据文献记载及以往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秦统一前后宦官制度的发展基本趋势表现为：宦官人数规模逐渐扩大，与宦官有关的机构不断新设增值，上层宦官的权势地位发生了变化【2】，宦官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和封建王权一起，日臻强大。
宦官是一群特殊体，关于它的由来，用一句话概括为：宦官是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宦官是研究历史，是深入认识封建专制制度一个必不可少的侧面。
”【3】首先，中国从夏朝开始了家天下的统治，有了国王，便打破了一夫一妻制，国王拥有无限的权力，便要求许多人来为其及其家庭服务，这就产生了宫廷和那群为其服务的宫女，宫女为国王私有品，肉体为其所占有，这种一夫一妻制从根本来说是十分不合理的，而且为宦官的出现买下了种子，宫廷里不可能只有宫女，因为这样一个大家庭必然会有很多重活，而这些是女仆不可能做的，但是如果男人放入宫中有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一群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圈子里，纳入其他男人必然会引起淫乱宫帷的问题，封建专制体制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让这种问题不可能发生，于是采取了一种极其残忍的办法:将这些男人阉割，使其丧失性功能，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那种问题的发生，由此，宦官的产生是封建专制制度自私的产物，他是封建专制制度产生的附带品。
其次，从这些人自身来说，他们之所会愿意做这部分人，还是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有关，封建社会的弊端必然会造成相当一部人的贫困和落后，忍饥挨饿，农民受地主阶级欺压的事情屡见不鲜，这样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摆脱这种受压迫受欺辱的局面，也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办法：进宫做太监。
太监虽然不能再生育，不能传宗接代，但可以去陪王伴驾，他朝富贵飞黄腾达的愿望一定可实现，这样一样可以光耀门楣，说到底，是借助封建专制制度来耀武扬威，因此，这再次说明了宦官制度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附属品。
最后，有了这两厢情愿的事情，便只需要东风了，这个东风，还是封建专制制度，主权集中于一人手中，生杀大权全凭一个人的喜好，宫刑出现为满足国王自身的需要，将一些“违法反罪”的人赐以宫刑，让他们进宫当太监，成为其家奴，当然正好成为那些梦寐以求到宫中飞黄腾达之人的借助物。
于是，中国宦官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而且发展惊人，人数庞大，“到明朝初期，宦官的人数就号称10万，到明朝崇祯年间，才削减为9000人，即使是清朝末年，记录在册的太监也达到了上千人。
”【4】总之，宦官的产生和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密不可分，是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封建专制制度相辅相成。
而且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后，宦官制度应中央集权制度而愈益发展壮大。
宦官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肿瘤，他始终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而周期性的为祸社会，流毒全国，给当时的政治带来危害，给当时的人民带来灾难，秦朝有发动沙丘政变，断送大秦的赵高，汉朝有党锢罪魁侯览和祸乱朝纲，最后殉葬东汉王朝的张让，唐朝有宦官宰相，只手遮天的李辅国，恃宠而骄，权倾朝野的鱼朝恩，和心狠手辣，协君凌相的仇士良，宋还有宦官封王，卖国亡朝的童贯，明有三大恶宦，谋略制胜，造成土木之变的王振，恶贯满盈，权奸八虎之首的刘瑾，还有末期阉党罪魁，号九千岁的魏忠贤。
东汉，唐末，和明后期是宦官发展的三大顶峰期。
但宦官中也不乏有有识之士和杰出之人，在秦国发展史上有推荐商鞅变法的伯乐式宦官景监，西汉有大音乐家李延年，东汉有经学家郑众，改进造纸术的蔡伦，支持清流朝官与十常侍作斗争的吕强，五代后唐宦官张承业是一个辅弼贤臣，北宋宦官多有功于边陲，张崇贵，王中正，李宪都建功于西北，还有水利专家程昉，至于明代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和赫赫功业，更是青史留名，光照千古，宦官不是一个阶级，他只是皇帝的家奴，由此可以看出皇权和宦官的关系，皇权强大，宦官依靠其主体也就强大了，但是宦官本身也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历史上专权乱政的只是宦官上层，宦官下层更多遭受压迫，清代竟发生了宦官加入天理教的，如刘德才，杨进忠，王福禄，刘金等人义反朝廷。
“宦官是皇帝的家奴”【5】，宦官的这一历史地位，决定了宦官奴性十足！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陋习，一个是女人缠足，一个是宦官，本身是陋习陋规，是一种丑恶，这种丑恶是封建制度的产物。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倾危国家政权的大宦官，他是因犯罪而被判宫刑，与其说他是借助二世的信任来掌握政权，倒不如说是始皇成全了他的野心，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凡是独断，刚愎自用，他任用宦官掌管皇帝车马，并管理符玺和中央疏密文书档案，开了一个宦官揽权的恶例，由于始皇独断，声威显赫，他在世时，赵高不敢为非，始皇死后，胡亥立，威权不立，自以为聪明，信任阿谀逢迎的赵高，大权旁落，赵高正借助皇帝的这种大权胡作非为，从此，历代宦官专权，皆由此开始，因此，宦官制度是集权政治的恶性的肿瘤，是无法割除无法根治的，他将伴随着集权政治的终结而一同消亡。
秦始皇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伴随着宦官为祸加剧，始皇集权，欲传之万世，二世而亡，权力过分集中，就必然旁落群小，这是始皇所始料不及的，赵高为祸，其特点是内外朝勾结，发动宫廷政变，最后，必然是内外朝分裂，由于宦官靠近皇权，所以内外朝的斗争，外朝总是处于劣势，一旦宦官控制了外朝，这是皇权本身将皇帝异化为对立物，皇帝被假有皇权的宦官所控制。
几次宦官为祸的高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东汉宦官之祸。
东汉政治的特点，是宦官外戚轮流执政，外戚宦官朝臣三股势力，交叉斗争，东汉光武中兴，鉴于王莽篡权之祸，严厉抑制外戚，但外戚却假手太后垂帘控制朝政。
东汉皇帝多短命，前后五太后临朝，桓帝，灵帝相继都以诸侯入继大统。
皇帝与太后争权，联合宦官，形成宦官与外戚的激烈斗争，东汉经学发达，出身清流的朝官，从正统立场出发，反对外戚，又深恶宦官，朝臣与宦官斗，外戚胜，因外戚靠近皇权，外戚与宦官斗，宦官胜，因宦官为皇帝所亲用。
在三股势力中，朝官占有道义，他们以维护皇帝正统和大局利益出发，很得人心，但朝官距离皇权较远，总是劣势。
最后，朝官与外戚联合对抗宦官，导致党锢之祸，外戚与朝臣均失败，从而矛盾激化不可调和，终于有袁绍尽诛宦官，宦官陷入灭顶之灾，东汉随即灭亡。
侯览是东汉后期宦官政治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个最贪婪无耻的宦官。
侯览是制造东汉党锢之祸的主要人物之一，当梁冀杀死质帝，桓帝成为傀儡，此时外戚势力发展到顶峰，侯览因逢迎梁冀而得到提拔，后也因参加诛杀梁冀而封侯，当外戚势力被压制下去之后，东汉的朝政大权又转到侯览这样一帮宦官手中。
宦官得势，他们竞相贪赃枉法，正直朝臣不满其行为，于是宦官和朝臣之间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官僚，士人纷纷反对宦官专权，代行天威的宦官将反对者罢官禁锢，甚至株连杀害，东汉后期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称“党锢之祸”，这也是东汉政治的一大特点。
宦官和朝臣之所以能够专擅朝政，是与皇帝的孱弱有关，桓灵二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腐败的皇帝，灵帝“好在积蓄”，在西园标价卖官。
“聚钱以为私藏”，又“是天下之真货，每郡国贡献，先输重署，名为‘导行费’”【6】，即在郡国贡品外另加收一份，作为自己私有。
他作乐无度，在后宫建街市，仿商场，“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作乐”【7】。
所以，这两帝在位，主要是宦官集团专擅朝政，始终遭到外戚和朝臣的激烈反抗，也因宦官和外戚之间的激烈争斗，让董卓有机可趁，带兵入朝，自任相国，独揽朝政，宦官和外戚两败俱伤，至此，东汉长期交替掌权的外戚和宦官集团的斗争结束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宦官专权的第一个高峰也随之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地主武装集团之间的争斗，即军阀混战，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东汉王朝的政治就是在宦官和外戚的斗争推进中发展，最终也因宦官和外戚的不断争斗而灭亡，东汉王朝也因此成为我国封建王朝中宦官势力发展的第一个顶峰。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皇权相对分裂，宦官为祸就少。
唐代武则天称制以后，为了对付反对派，宦官势力迅速增长，到中宗神龙时期，宫中宦官增至三千余人，其中授予七品以上官阶的达一千余人，然五品以上的尚寡，到玄宗天宝年间，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宫中宦官人数增多，且稍有称旨者，即授三品大员。
之后李辅国从幸灵武，程元振翼卫代宗，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预国政。
如代宗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使，由此，宦官得以监军。
从德宗开始，宦官更掌握了禁军，窦文场，霍仙鸣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移，正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不仅巨镇强藩，争其出门，连皇帝的废立也有宦官决定。
王室颓废，党类歼灭，四海崩离，唐由是灭亡。
唐末朱全忠大杀宦官，唐王室与宦官同归于尽，可以说是东汉宦祸的又一次重演。
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动乱——安史之乱，给我国历史上的鼎盛王朝唐朝最大的宦官李辅国提供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契机，李辅国因灵武政变有功而受到重用，当然几百年后的大明发生的靖难之役也给三宝太监郑和提供了同样的契机，只不过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靖难之役是明成祖开盛世的础，当然国家的强盛跟这个得到重用的宦官也有莫大的关系，李辅国得到重用后利用这种权力来铲除异己，祸国殃民，最终是唐朝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当然唐朝的衰落不光是李辅国的错，但是李辅国为代表的宦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明朝，郑和作为宦官一代表，他七下西洋，沟通了大明和南洋各国的联系。
虽然日后明代宦官愈演愈烈，人数越来越多，但此时以郑和为代表的宦官对明代社会发展还是起促进作用的。
正是李辅国当宰相的先例一开，后来唐朝的太监都掌握大权，甚至更参与掌握皇帝的废立，唐后期有几个皇帝是宦官毒死的，又有诸多皇帝是宦官拥立的，他们自然是依靠宦官来掌握政权，较明智的皇帝先利用宦官掌权，后培植自己的势力将其一网打尽，较昏庸的皇帝则依靠宦官来享乐，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废被杀的厄运，王守澄是唐末曾横行于政治舞台的宦官，他经历了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玩皇帝于鼓掌之中，或杀或扶，悉听其变，他依恃手中兵权，胡作非为，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他毒死宪宗，拥立穆宗李恒，穆宗属于昏庸无知的一类皇帝，最终在他的引诱下早逝，拥立文宗，但最终死在了文宗的谋划之下，说明文宗还是属于较明智的一类，唐末的宦官专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的表现，唐朝是大一统国家，前期经历了贞观之治，武周盛世和开元盛世，四方来朝，朝民膜拜，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后安史之乱给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遇，宦官则依附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来耀武扬威，并将皇帝转化为对立物，宦官作为皇帝的家奴，却借助皇权来掌握政权，而依附这些宦官的朝臣，轻则挑起朋党之争，重则破坏用兵计划，肆意祸国殃民，使朝政更加腐败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