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作家生存状态报告□本报记者王洪陈洁余华的《活着》最近在意大利获奖，他刚刚从意大利回国。

记者原本想对他做个个人专访，没说上几句，问他现在在哪儿供职，他说没有单位，写作就是自己的公司。

这种现象引起了记者浓厚的兴趣，于是，采访的航船随机转航，开始对中国文坛的漂泊者进行一次考察。

中国的职业作家，据京华出版社木斋所著的《唐宋词流变》所论，大致肇始于南宋词人姜夔。

姜夔之前，文人大多亦官亦文，或是亦隐亦文，总之，不以文章为生计。

有宋以来，随着近代市井文化的兴起，开始出现了姜白石这样的以作词为生的生活方式，始开职业作家之先河。

白石一生未仕，也没有考取进士，他因词而得妻，因妻而得家，因家而得友，一生漂泊，“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

”以后，关汉卿、罗贯中、洪升、曹雪芹等都是以文鬻日。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体制与计划经济的模式相吻合，形成专业作家的体制。

近些年来，随着体制的转轨，如同市场经济对于计划经济的冲决一样，作家的生存形态也开始多样化。

写作是否能够维持生计？生活无着是写作的动力，还是写作的障碍？没有专业作家的身份，是使作家身在生活之中，从而免去局外人“体验生活”的环节，得以更深层次地洞察时代，写出更深层次的传世之作，还是恰恰相反？让我们还是先回到与余华的对话上来：余华：社会的发展给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是1993年辞职的，原先在嘉兴市文联工作，因为爱人在京，我也就没有去找工作，仅靠写作为生。

和王小波差不多？不，与王小波不一样，他开专栏，可以称作自由撰稿人，我不是，我更像是职业作家。

区别于作协的专职作家，一般我们称他们为专业作家。

西方的大多数作家是职业作家，用写作来生活，就像是在公司里工作一样。

这样其实也很好，不需要面对更多的关系，也不需要去单位开会，可以专心写作。

以写作为生，能维持生活吗？我感觉还可以，要看作家如何面对这一现实。

有些作家只想写小说，其实，也可以触触影视；或是只局限于内地，其实，也可以在台港出繁体字本，可以翻译成多种文字。

这样，一本15万字左右的作品，养活一个作家四、五年的时间应该没什么问题。

世界还是很大的。

作为职业作家的创作心态，是不是更好？比如没有固定的工资，会更有危机感，会更有创作的动力？辞职前后，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心态是一样的。

几百元的工资不起太大的作用。

主要还是社会的发展，给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比如影视等。

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放在什么位置上，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人的自身，就是要在写字台前不断地写。

能否披露一下你的稿费收人情况？比如这次意大利获奖。

意大利的奖金肯定比国内的多一些，但是税收也高。

《活着》是六年前出版的，陆续出了几种文字的版本，至于收入情况，也没有计算，总之，一本书出版后，会不断地有收入。

看来，余华似乎找到了他写作人生的最佳方式，即有别于专业作家的职业作家。

林白：我的公职似有似无对同为著名作家的林白的采访，则给记者留下了完全不同的感受：这次是想采访一下职业作家或者自由撰稿人的问题，听说你也属于这一类的，不知是否愿意谈谈？（略有迟疑，似是自言自语）谈谈，也没什么。

谈吧。

我和余华的情况不太一样。

我还有点公职。

但也没有。

似有似无。

对，似有似无。

我原在《中国文化报》工作，1996年4月下岗。

但也不是下岗，因为没有经过正式程序，没有下岗证，但又没有聘我，不是因为我的工作不好，不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总之，到了这个时间，我知道我不能再到单位上班了。

我的工资原先是407元，在两年内，拿60％，就是300元左右。

住房呢？单位本来也没有分配给我房子。

那你这两年怎么生活？主要靠稿费。

这两年还行，因为去年出了文集4卷，1994年以来，有《一个人的战争》等20本，大约有两百万字左右，但主要是重复出版的，每年新写的不过10万字左右。

以后哪年只要不出书，生活就紧张。

因为我只搞纯粹的文学创作，不触电，不搞电视剧、电影，也极少在报刊发文章，而像去年出文集的情况，恐怕一生只有一次。

那么，每年的稿费收入大致能有多少？这要看我这一年能出几本书。

稿费一般是版税制，稿费是印数的10％，一般印一万册，定价一般在10元左右，扣税、扣样书后，每本仅有几千元。

当然，也有几万元的时候。

养活自己还可以，但我的孩子在上小学，费用高。

以你的名气，找个单位应该不难吧！不是这样的。

我也托人问过许多单位，到处都人满为患，而且有的单位说不要女的。

我的身体不太好，心脏不好，就在家歇着。

生了病，就自己买买药，想想有个《劳动法》，可以报销的，但我也没敢去。

呀！这样的。

哪会想到是这样！我帮你联络一家学院去讲授当代文学。

那当然好。

不过我只是1982年武汉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而且现在也只是中级职称。

你的作品就是你最好的学历和职称。

不过，目前这所学院没有指标，只能先拿课时费。

那就不必了。

眼下我还有去年文集的稿费，明年有个自选集出版。

话说回来，你这样水平的编辑怎么就解聘了呢？这个很复杂。

我所在的副刊部主任叫做蒋力，在我之前就被解聘了。

对了，他是自由撰稿人，你可以采访他。

作家下岗，这也是一种新的现象，可以称为林白模式吧！蒋力：打工的成果比起作家体验生活显然深入多了蒋力没在家，他儿子说他爸爸最近在北京剧院工作，告诉了呼机号。

正是午休的时候，蒋力还是很快就回了电话。

说话很快，听得出来是那种跑步生活出来的人。

问我想谈什么，我说，林白介绍了他的情况，想请他谈谈自由撰稿人的生活。

他说，还是先谈谈林白吧！他认为，林白是个非常称职的编辑，之所以待岗，完全是由于人际关系。

他又表示，林白是因祸得福，失去了铁饭碗，反而写出了名堂。

除了最近有个长篇他认为是为了生计所作，不太喜欢，其他的都写得很好。

我问他，靠写作生活感觉怎么样，他十分简捷地说，我觉得活不下来。

当然，也能活，太累。

我是1993年出来的，主要写新闻，写新闻述评，也给各个报纸的副刊写稿。

平均月收入千元左右。

只有几家报刊能拿到100元／千字，其他一般50元上下的多。

我也就得明说，是靠稿费养家的，有时也说明要一稿两投，一南一北，错开一下就行了。

实在坚持不往了，就去找个活临时打打工。

比如，我在音乐厅当过副总经理，其实就是打工，在中央歌剧院也签过一年的合同。

打工的成果就是写了一本《音乐厅备忘录》，出版了。

比起记者采访或是作家体验生活，显然深入多了，我本人就身在其中，酸甜苦辣，个中滋味。

不过，有时也不方便，譬如我还认为自己是记者去采访，但有的报纸就不给发，说还没有这种不是记者的记者，不过，这篇文章后来《文艺报》给发了。

这次在剧院工作就算是正式有了工作了吗？哪里，也是签了一段时间的合同。

我注定还要漂泊。

蒋力是1982年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当过大学教师，在《文艺研究》当过两年的编辑。

也许今日的漂泊，正是驶向明日辉煌彼岸的航船。

说到自由撰稿人，不能不想到王小波，在记者的印象里，当代自由撰稿人始于小波。

于是，记者对小波的遗孀李银河做了采访。

王小波是中国人民大学贸经系毕业，以后，到美国拿到文科硕士学位，1992年4月从人大会计系辞职，一直到1997年4月去世，一直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和生活。

李银河谈王小波：他怕工作与创作互相打扰当时，小波为什么会想到辞职？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经济情况允许，出国有一些积蓄，另外没有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其次是与个性有关，在单位人际关系不容易处好，在大学任教，课时不多，每周也就几节课，但他还是觉得与创作互相打扰。

辞职就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有了自由的创作空间。

辞职以后感觉怎么样？以前，我能看得出来，精神一不舒畅他就烦燥，虽然不说，我能感觉到。

辞职以后的五年，是他一生中精神最为愉快、创作最为丰富的一段时期。

没有了束缚，可以独立思考。

据我所知，小波之前，并无多少可以效法的先例。

是否有什么突发的事情促使他辞职？当时，已经有了电影独立制片人，可能对他有启发，另外，就是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可以办理关系流转手续，要不然，他也不敢。

对了，1992年正是南巡讲话之后，商品经济的浪潮初起，小波的辞职也可以理解为下海，只不过是下海写作。

很难说是写作谋生。

文学应该属于精神贵族一类，是有闲阶层做的事情，有生存压力是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的。

小波对于时髦从来不看，比如流行电影、电视，流行的通俗小说等从来不看，也许是担心影响自己的思路。

刚刚退下来时，只是想写小说，后来写了杂文。

这是体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对于社会的发言，而且，他的文笔也确实有特点，作家有才气而没人看过他的文字也是一种遗憾。

在王小波成功的前后，在南京出现了一群小波式的作家，并且这些作家与前文介绍的作家们不同，他们自成体系，互相呼应，形成一个独特的作家群。

如同其代表人物韩东所说，“因为有了王小波，就有了不同的写作。

”1961年出生的韩东在南京的这个作家群中算是“大龄青年”了，但激情犹在，有点儿慷慨激昂的。

韩东：写作是我们的生存方式你很早就辞职了，当年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出于一种本能。

那时我在学校教书，就觉得只有一件事（写作）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有人可能觉得辞职是一种逃避，其实不是。

人的主动性就是人对环境的选择和认同。

你所谓的环境指的是什么？人生而为人的责任和文坛的秩序吧。

世界上有两种写作，一种是为了进入秩序，被社会接纳，或者是想成为大师什么的，还有一种是纯粹的写作，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不能不写。

写作是我们的生存方式，而不带任何功利的成份。

我们的写作是纯粹的，我是理想主义者。

可是，理想主义者也要首先养活自己。

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要养活自己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

说什么为了生存而放弃理想，什么为了生计奔波，其实都是一种藉口。

那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很好。

我辞职前准备了一两年的生活费，后来到广东作协应聘作家两年，又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挂名，他给我发工资。

面包是容易有的，重要的是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

一个多月前向全国100位青年作家发出题为《断裂》的调查问卷的朱文，针对思想状况、文学批评、作家协会等列出13个问题，产生较大的反响。

让我们看看朱文怎么说。

朱文：这是一种终生的矛盾我以前在工厂工作，觉得没意思，就走了。

就像现在这样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

当然，现在也不能说活得很好，问题在于你过的是一种什么层次上的生活。

你是否觉得现实生活与艺术必然是矛盾的？是的，这是一种终生的矛盾。

不过，这不应该影响你的选择和坚持，太刻意追求某种生活模式，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你想成名吗？想的。

吴成骏是南京作家群中不善言辞的，他结结巴巴地述说着自己的历史。

语气很是平淡，倒像是讲述别人的故事。

吴成骏：很穷的时候我宁可干点儿体力活我原来是电力工程师，1995年时辞职了。

其实没什么，就是时间上的事儿，因为写作与工作很难两全。

大概理想主义伴随了整个过程吧！写作能维持生活么？很紧张，也就是一点儿稿费，我现在租的是一居房，很难。

不过我还是不想成为专业作家，很穷的时候我宁可干点儿体力活，比如给人送货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