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师范学院研究生课程论文论文题目汉语方言分区的发展及晋语区的形成任课教师张春泉完成时间2011年8月30日课程名称中国语言学史专业汉语言文字学年级2010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知章的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游子老来回到故里，唯有不变的就是那口乡音。

其实，这里的乡音也就是方言。

说到方言，必然涉入方言分区的问题。

汉语方言分区从章太炎开始，至今已有百年多的历史了。

章氏在其书《訄书》中把汉语方言划分十种。

继章氏之后，黎锦熙把汉语方言划分为十二系：河北系、河南系、河西系、江淮系、江汉系、金沙系、太湖系、浙源系、瓯海系、闽海系、粤海系。

他的分区方法显然主要是依据山川河流的自然因素。

再往后，一些语言学家及方言学家，通过方言调查，掌握了一定的语言材料。

这一时期汉语方言分区主要是以语言材料为依据，以社会历史资料为主要参考。

尔后有赵元任的七区划分，李方桂的八区划分。

王力先生提出了五大支系理论：官话音系、吴音系、闽音系、粤音系、客音系。

每个大系又分为若干小系。

丁声、李荣德在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所做的发言《汉语方言调查》对所分的八大方言区的语音特点分别作了更加准确、全面的描述。

50年代中期以后，“八大方言”说占据主导地位。

后来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闽南、闽北宜合并为一区，于是袁家骅的“七大方言”说越来越被广泛采纳，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汉语方言概要》）。

随着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和《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等文章的发表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出版，汉语方言的分区有了新的飞跃，汉语方言分区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

第一，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层次的新框架，“大区---小区---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代替传统的“方言---次方言---土语”,体现了新的方言观，即汉语方言是由不同层次构成的系统，无主次雅俗之分：明确提出划分汉语方言的分区的基本标准；第二，汉语方言分为了十个区：官话区，晋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和客家话区。

这是第一次把晋语从官话里分立出来。

这不仅在汉语方言分区上提出新的概念，而且在分区结果上打破了过去已经被多数人所接受的“八区”或“七区”说，是汉语方言分区，特别是汉语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分区呈现新的格局。

一提到“晋语”，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词是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方言特征的。

山西位于黄河流域的中部，而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更是汉民族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源头。

几千年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自然包括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古老的晋方言。

黄河流域方言对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晋语在汉语方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晋语的地域特征“包括太行山以西山西的中西部、北部、东南部,内蒙古黄河以东中西部地区以及陕西北部、河南北部、河北西部邻山西的地区。

”1987年晋语可以进一步分为下面八支：并州片（并州方言）、吕梁片（吕梁方言）、上党片（上党方言）、五台片（五台方言）、大包片（大同-包头方言）、张呼片（张家口-呼和浩特方言）、邯新片（邯郸-新乡方言）、志延片（志丹县-延川方言）。

西周时期，并州方言和河东方言产生变异从中原的华夏族语言中分化，晋语进入了萌芽阶段。

战国时赵语从古晋语中分化出来并在汉代数百年中在并州范围内得以稳定——这说明晋语（即赵语或并州方言）开始形成于战国，在汉代正式形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类型。

当然，那时的晋语和现代晋语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晋语虽然分为八片，但内部差异相对来说（对照标准是以任一片晋语同与晋语同源的中原官话汾河片方言比较）是不很大的。

但总的来说却可分为南北两支（受官话影响的邯新片和志延片姑且不论）：南部包括并州片、吕梁片和上党片；北部晋语包括大包片、五台片和张呼片（由于清代晋商的活动，张呼片也具有一些南部晋语的特征）。

比如南部晋语入声分阴阳，而北部不分；南部晋语很多地区有文白异读，而北部晋语大部分地区没有；二者在词汇上的差别，等等。

中古以前扬雄《方言》中提到的赵魏方言(晋语的前身)接近于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秦晋方言（今中原官话中关中方言、河东方言/汾河方言、秦陇方言、陇中方言的前身），而那时秦晋方言为天下的“通语”，故赵魏方言(晋语的前身)是不被重视的。

中古以后都城迁离了秦晋方言区的长安，古晋语便不再以变味儿的“通语”的身份出现。

这个时期正像许多晋语研究者认为的那样，由于晋语区在北方有一个很封闭的地理环境（西有黄河和吕梁山、南有黄河、东有太行、北有阴山），所以古晋语受到阿尔泰系民族的影响相对较小，发展缓慢，保留了较多古代特点，这使晋语最终在今天产生了与官话很大的差异。

同时，由于近古都城迁至北京，古晋语进一步被边缘化。

因为晋语源于先秦的中原—秦晋系统，而北京话源于先秦的燕—齐系统，二者本身差异就较大。

这一时期的晋语已接近于今天的晋语。

读音上：它保留了入声；[m]、[n]、[η]中，除[am]、[an]、[aη]外一般都合流为[η]，[am]、[an]合流为鼻化元音[ae~]，[aη]演变为鼻化元音[a~]；它保留了数百个上古汉语中的复辅音字，今天演化为分音词（同样的情况也见于福州话中的切脚词和某些汉藏语系其他民族语言中），而其他汉语方言中上古汉语中的复辅音字一般都演化为单辅音字，保留下来的很少，如官话中的“窟窿（kulong）——孔（kong）[上古kong为klong]，“机灵（jiling）——精（jing）；晋语中古疑母字不像官话演化为零声母字，其声母一般为[η]或[n]；晋语核心地区方言（主要为“并州片”和“吕梁片”）的文白异读现象很显著；晋语z、c、s和zh、ch、sh与普通话不一致。

词法上：量词“个”（今写作“圪”）演化为名词的前缀；同时量词“个”（今写作“圪”）演化为趋向助词，成为动词的前缀；“个”（今写作“圪”）还作为动词的趋向补语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去”；与官话相同，晋语也有词汇双音节化的趋势，但方式与官话方言有很大的不同：它较少像官话那样靠合成来构成双音节词，而是靠叠读同一单音节字构成双音节词，或加“圪” （本字为“个”）/“忽”/“入”等入声前缀构成双音节词，与官话一致的是其在单音节词后加后缀“子”（晋语中这个后缀读入声，与“子”的本字不同，依地域的不同它可读为“子”、“日”、“的”），另外晋语中还有“家”等常用用后缀（如“女子家”=官话中的“女孩儿”）；晋语还常以“圪xx”的方式构成三音节词，如“圪台台”=官话中的“台阶”；在句式上，整体来说，晋语是包容官话的句式特点的，但其特点仍很明显：晋语常用句尾的语气词来表各种不同的意思，这些语气词往往是复合语气词，如“呢哇”、“了哇”、“来来”等；晋语中还常使用倒装，如：“去北京了我”；晋语还常以“圪”（本字为“个”）构成词的前缀以表趋向，如“圪转圪转呢哇”（普通话说作“出去走走吧”）。

晋语还以语气（包括变调和拖长）表句意。

晋语在几百年来一直被官话地区的人视作异类（最出名的是它的鼻音非常显著），近古发山西口音的人常被官话区的人（尤其是燕齐一带的人）轻视，被称为“老西儿”。

直到近现代，有些北方人开玩笑时还专门学两句山西话，引得哄堂大笑，这也常被相声艺人所利用。

总之，一般认为晋语是北方话中的“山里话”，比较留古，甚至十里不同音。

晋方言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Karlgren,1889~1978）的《中国音韵学研究》。

他在山西大学堂时候，调查了晋方言的太原、兴县、太谷、文水、大同、凤台（今晋城）、归化（呼和浩特）共七个方言点的语音。

发现很多方言点的元音都已单元音化。

到现在，晋语单元音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据调查晋语中单元音化的方言点至少在半数以上（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

高本汉所记录的晋方言特殊语音现象为建立晋方言百年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例如，塞音后面带有舌根擦音，鼻音声母通常分别带有同部位的塞音声母。

1933年罗常培先生所著《唐五代西北方音》引用的也是高本汉的材料。

可以说，高本汉将晋方言的重要特点推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此后，先后有几位学者在方言问题的分区提到了晋语，而这些概念也不尽相同。

最早提出晋语的是英国学者富励士（R.Forrest）。

1948年他在《汉语》（The Chinese Language）一书中以晋语指称分布在我国西北甘肃东部、山西和陕西一带的方言。

把晋语从北方话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完全是出于历史兴趣，因为他所说的晋语的分布地区和春秋时期秦晋两国的疆域很接近。

1976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晋语诸方言的比较研究中》一书也提出了晋语。

这个“晋语”实际上就是晋方言。

不牵涉到方言分区的问题。

八十年代以后，在编辑地方志、方言志的过程中，一些工作者提出了晋语这个概念。

但真正全面深入的研究还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之前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论著，无论分为九大区、八大区还是七大区都将晋方言划入官话区。

1985年，李荣先生在《方言》杂志第1期上发表的《官话方言的分区》一文，首次提出把“晋语”从“北方官话”中分出来，这在晋方言的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文章首次提出“晋语”这一概念，并区别了“晋语”和“晋方言”，认为“晋方言”着眼于地理，指山西省境内的方言，而“晋语”着重在语言，指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

1986年，侯精一在《晋语的分区（稿）》中指出晋语有五个特点：有入声；有一组鼻音尾韵；有词头“圪”；词尾“子”读入声韵；有分音词。

但晋语易帜独立从一开始就引起很多争议。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晋语在方言、次方言等层级上的安排过高，入声和阳声韵等语音的特点都属于晚期历史性音变，构词法的特点缺乏足够的重要性，若要把晋语独立出来，说服力不够；对于入声，江淮方言和四川省不少方言也有入声，而独把晋语抬升地位似乎也不妥，给人造成“双重标准”的印象。

这表明，不能把入声作为晋语独立的依据。

后来晋语的研究以语音为基石，以语法研究为重点，几个重要的专题有代词的研究（乔全生的《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的几个特点》），重叠式的研究（《晋语重叠式的研究》），语法结构的研究（如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的动补式》）。

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专著于2000年出版，内容涉及晋方言的构词、词类、语法结构，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某些语法现象，标志着晋方言语法研究从深度到广度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关于晋语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需要更多的研究：继续加强理论探索，加强晋语共性特征研究；还应该加强词汇和语法的研究。

此外，也要注意晋语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