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
见不贤而内自省。[ [唐]刘知幾：《史通》外篇《史官建制》。]
• 古代罗马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同样将“赏善罚恶”作为 “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同样将“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 逆行的一种惩戒”。
东西方古典史学同大于异
•
东西方古典史学存在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东方，历史学在各种学问中地位崇高
；在西方，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中或多或少被低矮化和边缘化了。然而，二者的相同之处
历史学的实践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所 彭卫
历史学是一个复杂的角色
• 历史学的基本价值：它是多重指向的有机结合体： • 在求真的取向上，历史学扮演了追问和揭示历史真相的角色，显示出历史学的科学
性； • 在体察人性因素对人类进程确定和不确定的影响上，历史学扮演了探究至今尚不够
明晰的人类活动的创造力、各种历史活动的因果联系、个体与集体的历史经验如何 影响着当下以及人类精神世界内在“美”的角色，显示出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 结合； • 在省察人的道德情操对历史过程的建树和破坏上，历史学扮演了反思在过往岁月中 人类的情怀的塑造和变化的角色，显示出了历史学的伦理性； • 在对上述这些结果的综合思考以及对以后发展的预判上，历史学则扮演了连接起过 去与今天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走向未来的角色，显示出了历史学的实践性
的哲学和普遍性的诗的地位都要高于史学，前两者属于“真知”（episteme）的思
想类型，后者属于“意见”（doxa）的思想类型。历史学只能提供低于“真知”的
“意见”[ 杨共乐：《中国传统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以古代中西史学的比较为视
角》，《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如果学者们想要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 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 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 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史通》外篇《史官建制》。]而在古代西方历史学却远未达到这样的地位，但这并没有
妨碍古代西方史学家在史学实用价值和实践性方面，获得与他们的东方同行们相同的认
识。在“东”与“西”的两种史学类型中，东方史家的追求显示了历史学价值的指向和表现，
西方史家同样显示出这种指向和表现，而且由于其在知识体系中特定的学术位置即历史
• 人类对历史的经验与现实关系的思考要早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 的出现。在中国古代，殷商之后，周人即有“非天庸释有夏，非 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 蠲烝，天惟降时丧”[ 《尚书·多方》]的总结和“宜鉴于殷，骏 命不易”[ 《诗·大雅·荡》]的忧患意识。前者确定了“历史” 之于“今天”的意义，后者则确认了人们自主认识“历史”之于 “今天”的必要，而这两个方面，正是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 历史学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观念的基本来源。
•
历史学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古代希腊的设置与东方世界就出现了差异。在古
代希腊，不仅作为知识王冠的哲学的地位远在史学之上，就是诗“也比历史学更富
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通性的时间”，而历史学则“意在
记录个别事实”。[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
从研究历史中所得到的真知灼见，对实际生活说来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因 为历史，而且只有历史，能使我们不涉及实际利害而训练我们的判断力，遇事 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取鉴前人的覆辙，是教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困难、战胜 命运的唯一方法，除此以外别无他途。罗马统治时期希腊史家波里比阿（前 204—前122）
• 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耕种各样的事例。 你应该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是好的，那末你就模仿着去做； 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末你就要引为大戒，竭 力避免。帝制时期罗马史家李维（前59—公元17）
学不那么被人们所看重，它的显示更有意义。
逻辑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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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个人知识的有限与人类知识的无限的关系。首先，是个人知识的有限与人类知识的无限
的关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庄子·大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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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发端庸浅。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
更为引人注目。在古代东方，历史学是一门在“不虚美，不隐恶”的要求下求真的学问，
古代西方同样是如此。在古代东方，历史学是与国家治理高度关联的实用学问，古代西
方也并不逸出此外。尽管古代东方历史学的地位几乎无与伦比，如刘知幾所说“史之为用
，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唐]刘知幾：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就整体而言，古希腊的思想“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
长格格不入”，而且其本质“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即历史学不
能认识永恒的事物。[ [英]柯林武德（R.G.Colingwood）著，何兆武、张文杰译：
《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因此，能够认识永恒性
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
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
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音成空寂，而
• 司马迁的历史学实践纲领被他概括为“原始察终，见 盛观衰”[ 《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今日的学术 理念观之，它包括了方法（即“原始察终”）和目标 （即“见盛观衰”）两项内容。“始”和“终”要求将历史 过程看作是一个前后相继并有密切联系的过程，“盛 ”和“衰”则提出将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凝聚在一个时代 的变局上。显而易见，它体现的主要是历史学的政 治实践性，而这种政治实践性在司马迁之后，成为 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