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在学期2013-2014第1学期授课教师陈连贵
《中国翻译通史》报告
浅谈中国翻译通史
姓名张志伟
年级 2013级
班级英语翻译131
学号 031413103
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2014 年10 月22 日
浅谈中国翻译通史
摘要：人类文明自有语言文字诞生之时，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交流思想，乃至互通有无必须通过翻译作为中介而传播。

即所谓“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

原始社会的中原各氏族或部落之间就应该有双语人或者多语人，然而已无文献可征。

我国翻译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早期翻译，多属与周边民族（部族）或国家尖叫，接待使客，交流文化思想，皆以口译为主。

季羡林先生有言：中华文明是一条长河，它之所以永不枯竭，是因为不断有新水注入，历史上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这两次注入都有赖于翻译。

从东汉末年至北宋初的佛经翻译，绵延近千年，其时间之长，可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特色。

与佛经翻译相比，明末清初时，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教义，其人数之多，译著之富，传播地域之广，为中华文明带来了交融与新生。

后期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严复提出信达雅，鲁迅的翻译思想及理论，翻译逐步兴盛与发展，形成了现今的成熟体系。

看趋势，中国翻译学的最终建立，将是进入21世纪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信达雅严复雏形构建三原则
一、中国翻译早期雏形之演变
《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有记载：“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

“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族并非同一部族，语言有殊，遣使“来宾”，必然需要翻译，否则无法进行活动。

此乃主观臆测，并无文献可考。

周王朝伊始，方有翻译机构和译员职称的记载，详见《周礼》和《礼记》。

《孟子·告子下》记载当时北方貉族的情况如是：“夫貉，五谷不生，唯黍生之，无城郭宫室。

”由此可见当时华夏文明优越于周边各族，理论上华夏不会大量的吸收周边部族的语言文化，当然，不排斥吸收物质方面。

例如大宛马、蒲桃、胡麻等和某些艺术方面如龟兹乐，胡旋舞等。

中国翻译史上最早的口译情况的记录是在周朝。

当时越裳国来使通过三象重译与周公姬旦的对话，载《后汉书·南蛮希夷列传》。

现存的匈奴民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只能是口译的汉语笔录。

我国翻译史上有文本的笔译，当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印度佛经的翻译。

虽然最初的译经“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可是根据记载，黄武三年（公元224年），维祗难就带来胡本《昙钵偈经》，与竺将炎共译。

竺法护（约公元230-308）随师游西域诸国，搜集大量经典原本带回长安。

即使“但凭人译背诵”，还是先录下梵文原文。

然后以之为据进行翻译的。

以《阿毗昙毗婆娑》的翻译程序为例：“僧伽跋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们敏智笔受为晋（汉）文”到东汉桓帝（公元148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口译阶段。

而从公元148年至今则应是口笔译并行的阶段。

二、中国翻译框架之建构
追溯中国翻译史，自周朝起，翻译就有了专属的机构和职称并且都在不停的更新发展。

周有大行人下属的象胥，秦有典客和典属国，两汉有大鸿胪和尚书主客曹，魏晋南北朝和隋有大鸿胪或鸿胪寺和主客司，唐有鸿胪寺、客省和礼部主客郎中，宋有鸿胪寺、中书省和礼部主客郎中，元有礼部下属的会同馆，明有鸿胪寺和礼部下属的主客清吏司，清有鸿胪寺、理藩院和礼部下属的会同四译馆以及后来改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园1901年）始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更名为外务部。

民国时期称为外交部，配有译员。

在中国翻译史上，不少前辈已经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参考意见。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宗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而在最早的支谦《法句经序》中已初
见信达雅的端倪。

译事三难无非信达雅。

“信”指忠实原文，即意义不背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语言通顺畅达，即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文字古雅，即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

1898 年，严复集汉唐以来译论之大成，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首倡“信、达、雅”为译事楷模。

信、达、雅最早见于之谦的《法句经序》，另外梁启超在1896 年所谈的“译书有二弊，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失西文而梗华读”，实际上已含有“信、达”难于兼顾之意。

第一，严复本人并不以《天演论》汉语文本为翻译，而称之为“达旨”；而其所以求“信”而外更求“达”、“雅”，是由于需要取得当时的读书人社会认可，以便向专制主义的中国宣传西方的先进理论和思想。

第二，严复最初提出“信、达、雅”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是在译《天演论》时，深感自己的局限，感叹了翻译三难“信、达、雅”，他本人并不真以“信、达、雅”为翻译的金科玉律，反倒是警告后来者不要学他，不要拿他“达旨”的译本做“口实”。

第三，在鲁迅看来，严复并未把“信、达、雅”坚持到底。

指出严译《天演论》系取法六朝的“达”而“雅”，后来的严译系转而取法“唐则以‘信’为主”的翻译办法，因而很可能“粗粗的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可见其不“达”之甚，“雅”就更加无从提起。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严复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在以后的翻译中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放弃了“雅”，改而以“信”为主，这些都表现在严译《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浅说》等作品中。

近代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框架的构建日趋完善。

三、中国翻译为中华文明发展带来的两次飞跃
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给古老的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思潮与活力，实现了两次质的飞跃。

佛经翻译是古代印度文化和中华固有文化，亦即东方文化之间进行的互补性的平等交流。

建立的基础是：1.印度佛教吸附和尊重本土文化2.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相通的元素以及互补。

两者之间，虽有抵牾，但终于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

与佛经翻译相比，明末清初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是相对先进的西方文化与相对落后的中华文化之间的交流。

这种交流打破了平等格局，这次翻译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乃至共产国际的大批苏联译作，并且带有巨大的冲击性，推动了中国改革的历史性巨变。

四、结语
从中国翻译的历史角度来看，各时期的翻译，往往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关。

华夏文明绵延数千年而生机勃勃，其跨文化交流与典籍流传无不依赖与翻译进行。

中国翻译史的两次变革大大的推进了中国翻译的进程，为中国翻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翻译史上的古籍译著给中华文化宏伟殿堂增添了光辉灿烂的构建部分。

参考文献
[1]马祖毅. 中国翻译通史[I]. 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2]杨全红.翻译史另写[I].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