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
无论是世界史还是中国古代史，都鲜有思想自由的时代，而百家争鸣的思想更是千年难得一遇，就欧洲来说，也只有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而在中国，思想最为辉煌的莫过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与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

百家之言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也给后人留下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

反观9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它的划时代意义不仅仅是在思想上的，更是在文学上的。

在这段历史的舞台上，一个个闪耀至今的人物粉墨登场了，是历史先成就了他们，而后他们才成就了历史。

在此就不能不提到两个最为中重要的的文化战士——鲁迅与胡适。

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著名的《文学改良诌议》，揭开了白话文学运动的序幕。

接下来，鲁迅也以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崭露头角。

这时候，胡适才二十几岁，而鲁迅已经年近四十了，要不是钱玄同坚决请出了在抄录古书中消沉度日的鲁迅，也许，一代文豪就此湮没了。

胡适的耀人之处在于他的多方面尝试与开创新局，在学术上，他是首推白话文的急先锋，中国的新诗也是自他的《尝试集》开始，在哲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上，他有《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开山的典范巨著，在小说研究上，有《红楼梦考证》等十余篇重要学术论文，开一时古典小说研究之风气，就连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也是颇有建树。

而鲁迅的成就是思想性大于学术性的。

在学术上，鲁迅只有小说史的研究颇称钱无古人，举足轻重。

有人曾惋惜后来的鲁迅不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小说的创作上，而是去成就“锋如利刃”的杂文，《呐喊》，《彷徨》的内容之深刻，文学之简练至今仍没有其它小说能出其右。

两人可谓是各有千秋，然而，两人学说却在死后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待遇。

鲁迅是早已热了几十年，而胡适只是在最近十几年内才重新得到了应有的评价。

这个中缘由当然是由于两人的政治观点的迥异，胡适信奉的是美式的民主自由，而鲁迅后来崇尚的是俄共的社会主义。

文化一旦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就往往变得是非不分。

鲁迅生前的最后十年是在文化的围剿与反围剿，突围与反突围中度过的，当年参与论战的不乏诸如成仿吾，郭沫若，钱杏邨此类的名人作家，而胡适的思想也在经历了从50年代开始持续30多年的批判运动之中重焕光彩。

这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也不能不让人感到庆幸与悲哀同在。

撇开两人多种身份的多种成就，单就两人的文章而言，鲁迅的文章深刻，读来激动彭湃，发人深省。

胡适的文章读来通俗浅显，在细细品味中深受启迪。

常常说文如其人，在做人方面，鲁迅一生树敌太多，同时把自己自觉地陷在一个苦难，黑暗的精神世界里进行自己的民族反思与思想苦旅。

而胡适则在平和中宽以待人，美名远播。

鲁迅身上散发的是一个苦难的民族魂的魅力，而胡适身上焕发的则是作为个人修养之很高境界的人格魅力。

鲁迅是铁骨铮铮的铜豌豆，却一生艰苦，而胡适也不乏其骨的傲然正气与坚持自我，却屡受非议。

当历史的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事物还原了它本来的清晰面目。

对于很多事情，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好还是不好，对亦或错，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存在便是合理”，而世人在评论是非的同时，应多一点自己的主见，少一点来自别人的盲从，多一点宽容，少一点绝对，给思想一点生长的土壤，而不是一味地扼杀，当《胡适全集》与《鲁迅全集》分庭抗礼的时候，文化，终于归还了本来应有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