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自由兑换
1996年11月27日，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正式致函IMF，宣布中国自1996年12月1日起实现人民币在经常账户下的可自由兑换。

我国在人民币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的问题上应持谨慎态度。

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下货币自由兑换的进程来看，当一国资本账户下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后，很容易引起大量资本流入，导致国内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最终引发经济危机。

或者一国资本账户下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后，引起国际炒家大量热钱频繁进出，对该国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

目前我国还没有确切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

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应遵循渐进式推进。

（一）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均尚未实现市场化
虽然2005年我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由原来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改为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得更有弹性，但是还没有实现自由浮动。

利率也没有实现市场化，大量利率都还是法定利率。

如银行的存贷款利率。

（二）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缺乏宏观经济基础
虽然我国经济稳步发展，但目前通货膨胀压力仍很大；城乡居民间、地区间、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均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失业问题十分严峻，就业压力日益加大。

（三）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缺乏金融市场基础
我国的货币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滞后，限制了自身的整体融资功能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国内银行都满足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盈利能力与国际一流银行比还差的远。

我国中央银行市场化调节和监督能力尚待加强，对银行体系、外汇市场等的监管叫薄弱。

（四）正确认识我国目前高额的外汇储备
我国虽然有2.8万亿的外汇储备，但不是来源于合理的出口产品结构和高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人民自由兑换，国内企业的部分外汇需求将由国内银行的贷款满足，外资流入减少外汇供给，结果将大大降低外汇储备增长的步伐。

因此，目前庞大的外汇储备存量只表明中央银行已具备有了相当的干预、调剂外汇市场的能力，而不能说明中国的外汇短缺从根本上得到消除。

3月31日，重量级G20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级别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人民币是否加入SDR成为争议焦点，美国财长盖特支持人民币加入SDR，但必须实现弹性的汇率政策，并且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实际就是让人民币升值。

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短时间内我国经济可能高涨，但随后就会经历大的冲击。

大量的国际游资出入，对我国的金融市场形成大的冲击。

目前人民币区域化正在有序推进，随着人民币贸易结算的不断推进，预计未来5~10年人民币将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国际化”和“自由兑换”。

所以短期之内中国并不急于参与到国际货币改革之中，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需要一个稳定的汇率体系抵挡外部风险带来的压力，人民币纳入SDR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不能急功近利。

“不可能三角”(见图2)则形象地说明了“三元悖论”，即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能进行以下三种选择：
(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必
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

这是由于在资本
完全流动条件下，频繁出入的国内外资金带来了国际收支
状况的不稳定，如果本国的货币当局不进行干预，亦即保
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
的变化而频繁的波动。

利用汇率调节将汇率调整到真实反映经济现实的水平，可以改善进出口收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

虽然汇率调节本身具有缺陷，但实行汇率浮动确实较好的解决了“三难选择”。

但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信心危机的存在会大大削弱汇率调节的作用，甚至起到恶化危机的作用。

当汇率调节不能奏效时，为了稳定局势，政府的最后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

(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

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在汇率贬值无效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实际上是政府以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来维护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比如中国，就是实行的这种政策组合。

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
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对外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监管能力较弱，无法对自由流动的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

(3)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必须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资本完全流动时，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本国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动都将被所引致的资本流动的变化而抵消其效果，本国货币丧失自主性。

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或者参加货币联盟，或者更为严格地实行货币局制度，基本上很难根据本国经济情况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最多是在发生投机冲击时，短期内被动地调整本国利率以维护固定汇率。

可见，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本国经济将会付出放弃货币政策的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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