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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作者:徐鞠来源:《椰城》2008年第07期公元10世纪中期,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统一了中国。

但是,宋朝的中央政府对北方的辽和西北的西夏所占土地和威胁,还无力收复和解除,只是采取边境驻兵防御的消极办法。

此外,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京师开封驻扎重兵。

凡此,都耗费巨额国库开支。

北宋时期如此,南宋时期,偏安江南,与金对阵,财政收入少于北宋,而军费支出又大,为了开拓财源,便利用地理优势,继承以往传统,发展海外贸易,征收舶税。

当时,指南针的应用,使航海技术进一步提高。

按宋朱彧《萍州可谈》的记载,广州在北宋及其以前,指南针已经用于航海。

“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宋代的远洋造船技术也达到新的水平,广州是三大造船中心之一(另二处为浙江明州和福建泉州)。

“海商之舰,大小不等。

”中国海舶,一般“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

还有更大的,据《梦粱录》(南宋·吴自牧撰)记载:“大者可达五千斛,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斛至一千斛,亦可载二、三百人。

”船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罗盘针、转轴、避水舱、桅、舵、锚等装置。

今天,在福建泉州,我们可以见到宋代海舶的实物,那就是1974年夏天,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一艘宋代沉船。

这艘船是在海滩4米深处被发现而掘出来的。

经过量算,船长24.2米,残宽9.15米。

复原后长为34米,宽11米。

船形扁而阔,底尖。

有被横板分隔的13个“水密舱”,第一与第六两水密舱,各有桅杆座,推测桅杆上悬张3桅或多桅。

舟尾尾舵的舵杆孔,直径为38厘米。

这是一条远洋木帆船。

载重量推算在200吨以上,有人估计相当于唐代陆上丝绸之路上的一支700头驼队的载运量。

这艘出土的宋代沉船中,还遗有50多件宋代烧制成的瓷器、香料木2350多公斤。

这是当时中外贸易商品的实物证明。

“中国大舶”驰骋“海上丝绸之路”上,“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中国大舶”这一盛誉,是蕃商对中国船的称道(周去非:《岭外代答》)。

南宋孝宗元年进士周去非在他著的《岭外代答》一书中,对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西段南海西南、印度洋航线及诸国,有较详细的述记:“诸蕃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

国有物宜,各从都会以阜通。

正南诸国,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南之勃淋邦港)其都会也。

东南诸国,阇婆(今印尼爪哇)其都会也。

西南诸国,浩乎不可穷,近则占城、真腊、洼里诸国之都会。

远则大秦,为西天竺诸国之都会,又甚远则麻离拔国(今印度半岛西南),为大食(阿拉伯)诸国之都会。

又其外则木兰皮国,为极西诸国之都会。

……于是西有大海隔之。

是海也,名曰细兰(今孟加拉湾),细兰海中,有一大洲,名细兰国(今斯里兰卡)。

渡之而西,复有诸国。

其南为故临国(印度半岛西南),其北为大秦国、王舍城、天竺国(今印度)。

又其西有海,曰东大食海(阿拉伯湾)。

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

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

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地中海)。

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

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

”周去非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及沿线诸国分布图。

北宋时期,广州继续成为全国第一大港。

南宋政治中心虽然转移到临安(今杭州),福建泉州港的地位上升,但广州依然是全国最大的港口之一,在海外交通贸易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了征收“舶税”和管理海外贸易,早在北宋太祖开宝四年6月间,即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掌管海外商舶事务。

市舶司除有市舶使、市舶监官等主要官员外,还有勾当公事、吏员若干人,办理具体事务。

其下设市舶库及怀远驿两个附属机构。

市舶库为存放舶货的仓库,储存抽解、博买货品,负责官员称监门官。

怀远驿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臣之所,官员由市舶司委派。

市舶司的职能更加详备和完善。

《宋史·职官志》云:“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凡蕃舶进入广州港,必须例行检查,按市舶条例“抽解”纳税。

抽解税率大抵为十分之一。

征收的实物置之市舶库内,然后运送京师。

对蕃舶回舶的货物,也进行稽查,并“装发皆征税”。

对政府专买的货物实行禁榷制度,“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

”俱实行官市,由官方收购。

海舶出口必须领有“公据”、“公凭”等许可证,由市舶司签发办理。

为招徕、迎送蕃国贡使、商舶,市舶司于每年十月冬季,信风乍起,蕃舶将返国之时,在海山楼设宴饯别,名曰“犒设”。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与发展,在经济上给宋代带来巨大的“市舶之利”。

南宋高宗赵构就曾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宋会要辑稿》,卷44)。

为了增加舶税收入,还鼓励招引舶舟来华。

高宗绍兴六年规定:“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原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宋史·食货》)就有“纲首”获得“承信郎”的官职《宋会要辑稿》,卷44)。

宋代,为了保卫广州南海郡这一“控外海诸国,有市舶之利,蕃汉杂处”的都会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治安,还置巡海水师营垒,派遣水师巡察附近海域。

东起香港附近,西至海南岛。

陶瓷和香药贸易是唐宋南海“丝绸之路”的重要特征之一。

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又有“陶瓷之路”、“香药之路”之称。

宋代瓷器品种繁多,出现不少专供大量外销出口烧造瓷器的窑场。

宋代官、哥、钧、汝、定五大名窑,除官窑专供宫廷、皇室使用外,其余四窑产品均有出口。

近百年来,东从日本,西至印度洋、波斯湾沿岸和东非洲,南达爪哇及南太平洋岛屿,常发现宋瓷出土,证明了这一陶瓷出口的盛况。

在海外陶瓷市场的吸引和推动下,广东宋代的陶瓷业迅速发展。

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连州窑、海康窑、遂溪窑、廉江窑、封开都苗窑、佛山奇石窑等,都是重要的宋代广东陶瓷产地。

其中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和海康窑的产品最受欢迎,出口量相当大,在东南亚不少地方有发现和出土。

广东的陶瓷器还远销非洲的埃及、肯尼亚、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考古学者在这些地方发掘出广东窑场生产的陶瓷器。

此外,金、银、铜钱、铅、锡、匹帛也是重要出口物资。

特别是铜钱的出口,数量越来越大。

广东不时发现窖藏铜钱。

与宋代贸易往来的亚非诸国的古代港口,在发现宋代瓷器的同时,一般也都有宋钱出土。

香药即香料,泛指龙脑、乳香、檀香、木香、丁香、沉香、安息香、肉豆蔻、没药、苏合油等。

主要为奢侈品、生活用品,也有一部分可作为药用,宋人因此称为香药。

香药主要从东南亚、南亚和东非等地进口,也有一部分产自海南岛。

宋代广州对外贸易的进口货中,以香药为最大宗,获利最多。

据梁廷楠《粤海关志》记载,北宋熙宁年间明州、杭州和广州三地共博买乳香354449斤,其中广州市舶司所收买数量达348673斤,占三地总数的98%。

由香药进口数量可见广州港在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宋代东南亚、南亚等地来中国贸易的国家已达到五十多个,其中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中部)、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阁婆(印尼爪哇)等国来往更多。

从现存的宋元丰二年重修“天庆观记”碑文中,可看到宋代三佛齐首领、商人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及捐资重修天庆观的事迹。

从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到南宋孝宗淳熙五年,三佛齐派来的使者共有二十多次。

三佛齐输到宋朝的物品主要有:象牙、香药、珊瑚、珍珠等,其中香药比重最大。

宋朝向三佛齐“回赐”的物品主要有:金、银、钱币、瓷器、绫、锦、绸、绢等。

在这二百一十八年间,三佛齐和宋朝的贡赐友好关系来往不断。

在南华寺现存北宋木雕五百罗汉造像中,有二个舍造人是“广州纲首”:一个叫陈德安,捐七尊造像;一个叫樊密,捐五尊造像。

他们在舍造罗汉像的铭文中,都把“广州纲首”这一身份摆在最前面,可见“纲首”在当时社会上的显要地位。

纲首是大海船上的商人头领,在船上权力很大,“市舶司给朱记,许用笞治其徒,有死亡者籍其财。

”广州纲首蕃汉都有,陈德安和樊密二人都是汉人。

宋代,南海蕃舶来广州贸易,途经海南岛时必须停泊休息。

从楼钥“送万耕道帅琼管诗”中可见其盛况:“晓行不计几多里,彼岸往往夕阳春。

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

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经集番禺东。

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

”南宋时,蕃商来海南岛的更多,为防其逃税,提举市舶司黄良心奏请在琼州置分司,没有获得朝廷批准。

《宋会要》乾道九年七月十二日诏云:“广南路提举市舶司申,乞于琼州置主管官指挥,更不施行。

先是提举黄良心言:欲创置广南路提举市舶司主管官一员,专一觉察市舶之弊,并催赶回舶押解,于琼州置司。

臣僚言,昔正元中,岭南以船舶多往安南,欲差判官往安南收市,陆贽以为示贪风于天下,其言遂寝,遣官收市犹不可,况设官以渔利乎?故有是命。

“宋代虽然没有设立市舶分司,但由于贸易频繁,海外来的商人日众,为便于管理,政府特设蕃民所以司其事。

《岭南丛述》卷五十七蕃商条云:“熙宁中,蕃使辛押陀罗授怀化将军,乞统察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处。

其后户绝,遂立蕃坊。

蕃人有居琼管者,立蕃民所。

”元代继续设立蕃民所,“蕃民所在海口浦,即今海田村,元建所建官,立其民之长麻林为世袭总管,今子孙犹存。

”我国考古人员在西沙群岛发现不少隋、唐和宋代文物,在甘泉岛还发现了唐宋时代的居住遗址,出土大批唐宋时代的瓷器,同时还出土铁刀、铁锅等生活、生产用具和吃剩鸟骨、各种螺蚌壳及烧煮食物的炭粒灰烬等。

陶瓷器的特征与广东同时期窑场的产品相同。

在这里居住生活的人应是广东沿海一带的渔民。

在元代,政府对海外贸易实行开放、鼓励政策。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刚平定江南,就于当年派广东招讨使达鲁花赤杨庭璧从广州起程出使俱蓝国(今印尼南岸奎隆)招徕贸易。

至元二十三年在广州设市舶提举司,以通诸蕃贸易。

至元二十三年,印度半岛的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来来,苏门答腊的南无方、马兰丹,尼古拉群岛的那旺,马来半岛的丁呵儿、急兰亦鲟、苏木都刺等相继来广州通商贸易。

广州的繁盛为海外所艳羡。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说:“秦尼克兰(广州)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

”史载:元世祖平定安南,“自泉州发舟千艘”。

又载:至元二十九年,元将史弼“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

可见元代对“海上丝绸之路”通畅无阻所作出的努力(《元史·史弼传》)。

当时的航线,远达南洋群岛、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以至东非(汪大渊:《岛夷志略》)。

这是远程。

近程是至今越南沿海各地,“温州海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

又自占城顺风叮半月到真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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