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日本的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而不是类似西方社会的“罪感文化” 其社会强制力来源于外部社会而不是人的内心狭小的国土和资源的稀缺产生了大和民族扩张的本性和武士道精神，同时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他们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所以他们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日本在世界民族坐标中是个有特色的民族。

以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从事以种稻为主的单一种植型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从春种到秋收若无整个家族及邻舍的彼此照料帮忙，势必举步维艰。

这就是日本民族文化核心??集体本位主义形成的始因。

日本文化可说是一件“百纳衣”，主要由中国、英美及本土诸种因子构成。

日本人自身创造力依靠引入外来文明得到启发，进而推进本国发展。

日本文化的继发性形成了该民族学习和接种其他文化的价值取向。

战后日本更是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略，且与传统文化相整合，陶冶成一种新质的颇具东方特色的日本式的文明。

一位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说：“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

”日本人具有“亲自然”的情感倾向，在思维方式上重感觉、轻抽象；重经验、轻思辩。

日本文化具有重学习、模仿和综合再创造的倾向。

说到底是它文化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而形成实用主义。

“家”是日本文化的基质。

日本传统的整体结构是“家”的联合，其顶端是皇室，这种多层次的同组关系形成作为日本社会整体的政治组织即国家。

这种纵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具有严格的等级特征。

传统日本社会除皇族和宫廷贵族以外，依次的等级是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和贱民。

日本人很讲究“忠”和“孝”。

日本人的“忠”与“孝”与中国人的理解不相一致。

日本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每个男女生来负有“恩情债”。

有债就需要报恩，报恩的主要形式是“忠”。

世人皆知的日本人的“企业精神”、“集体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忠”的价值基础上。

因其具有独特的文化，日本才能踏上其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羞耻感将日本人牢牢地束缚在道德律令中，因此在日本人看来，知耻就成了德行之本。

只有对耻辱敏感才会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知耻之人"成了"有德之人"和"重名誉之人"的同义词。

所以本尼迪克特会说："耻感在日本伦理中的权威地位与西方伦理中的‘纯洁良心'、‘笃信上帝'、‘回避罪恶'的地位相等。

"（第155页）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日本形成了独特的"耻感文化"。

"罪感文化"来自于人类对自己及其世界的有限性、不完美性的体验。

面对超验的、完美的上帝，人类为自己的脆弱及其在世界上犯的种种错误充满了负罪感，这就促使西方人不断的努力和自我提升，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最终分享完美的永恒的生命。

上帝的训诫同样是绝对的，强制的，然而却没有给西方人的心灵上投下过度羞耻的阴影。

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信仰中，人和此世是有限的，他永远也达不到上帝或神的境地。

人可以无限的接近神，却不要奢望成为神。

由此上帝那绝对的律令也是人所难以实践的，为了不至于让人陷于绝望或自我折磨之中，西方人拥有了独特的忏悔机制。

当人们无力践行上帝的诫条或犯了错误时就可以向神父忏悔，神父代替上帝宽恕他们。

由此他们就不必陷入羞愧、自我折磨和内疚中，他们得以卸下了包袱并拥有了重新生活的勇气。

而且恰是意识到人的有限，西方人才没有将此世的责任和义务绝对化，绝对的关系只存在于人和上帝之间，而且这一绝对关系也因上帝的宽恕而不那么强制。

于是纯粹的、绝对的人对人的约束就不存在了。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有了强制的绝对的义务的话，也是上帝准许的，人自身无权决定这样的关系。

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无权压制束缚他人。

所以超验上帝的存在解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绝对的强制和束缚。

人与人之间的欠负——偿还（报恩）就不再是绝对的了，因为一切皆来自于上帝，人无权索要他人的回报，只有上帝才有。

报恩的要求在西方人那里就大大减弱了，最终的赏罚权归于上帝而不是世俗中人，来自现世人的各种批评、嘲笑和裁判就失去了强制的效力，由这些批评嘲讽带来的羞耻感也就大大的降低了。

相对于东方的"知耻之人"，西方成了"无耻之徒"。

相对于西方的超验信仰，日本人则是现世信仰。

他们将现世绝对化、神圣化，认为人能在此世达到完满，成圣成神。

这必然会导致现世义务和责任的绝对化，导致人与人的关系的绝对化、强制化。

一切皆出自于人，又归之于人，人与人之间的恩义关系必须在今世解决：恩义必偿，仇怨必报。

否则必会招致他人和社会的嘲讽和裁罚。

没有超验的存在，则此世的人和团体就是最终的裁判，他们的意见在每个人心中的重量就相当于西方的上帝。

人言取代神言（或人言本身就是神言）成为绝对的判官。

如果说西方的上帝还有宽恕的一面的话，强求此世完满的人却绝不容情了。

"人言可畏"大概是日本人甚至东方人共有的体会正是人言的"风刀霜剑"培育了日本人心中那病态的耻感。

西方"无耻之徒"消弱了由外部强制舆论引起的羞耻感，心中仅存对于上帝的罪感。

而知晓人之软弱性和有限性的上帝又会宽恕人，于是"无耻之徒"心中存有的是对上帝的感恩以及由此产生的谦卑,日本人过度的羞耻感及其负面影响在西方人那里是找不到的。

因而，只信此世的日本人无处可逃，他必须面对那如滔天洪水般的舆论和批评。

面对舆论，他时时感到的是赤裸羔羊般的羞耻和无奈。

强烈的耻感带来的是一系列的负面反映。

耻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化嘲笑为动力，不断自我完善，以此来消除外来的嘲弄；要么是在怨恨里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

自我折磨的最高表现就是自杀，如武士的剖腹。

折磨他人又有不同的途径：一个是直接报复嘲笑他的人，为自己正名；一个是通过折磨第三者来发泄心中的怨恨。

前者形成了日本竞尚复仇的风气，如四十七士的报仇行为。

即使嘲笑者是自己的上级，也一定要洗刷自己的耻辱。

后者的表现如在日本中学里，高年级的学生经常欺侮低年级的学生，在军队里则是二年兵想方设法侮辱一年兵。

因为他们都是从低年级上来的，都受过侮辱，因此就要把怨气发泄在下一级上。

（第192页）于是每个日本人都可能是受虐——施虐的典型。

这种性格为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提供了土壤。

对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正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道德社会无形的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中得到了洗涤。

由于对人的要求是那么高，除非他成了圣人或神才能免除外来的嘲讽。

因此绝大多数的日本人都可能或多或少的具有受虐——施虐倾向。

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不仅对外来的批评和嘲讽极为敏感，对外来的恩惠也极为敏感。

因为多一分恩惠就意味着多一份义务，也就增加了受到嘲讽的机会。

所以日本人很少会接受别人的恩惠，也很少授人以恩。

这种倔强的自立自强倒有可能促生日本的资本主义。

情义最多的社会最后却使得人人躲避情义和恩惠，这成了日本社会中奇怪的悖论。

对日本人越好，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人情债，从而触动他敏感的自尊心；对他越冷漠和粗鲁，他反而越舒服。

由此延伸，限制自然感情的表达就是应有之义了。

即使在亲情爱情中也不可过于亲昵，对可爱的少女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称为"好"青年，反之就是"坏"青年。

（第196页）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

（第169页）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更是要划清界限，不能轻易接受别人好意，所以同日本人交朋友是很难的。

人情的世界反而使情义最难接受了。

日本人整日小心翼翼，唯恐接受过多的好意而加重精神上的负担。

以道德纯洁自居的他们同外界接触时，高傲的自信不久就会变为拘谨、怯懦和自卑。

到美国的三岛女士对此深有体会，在耻感文化中形成的独善其身使她不能融入社会，于是她对自己充满了怨恨，两三年后她才消除了那种拘谨和紧张，开始接受别人的好意。

（第156页）道德的严格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耻感文化使日本社会成了一个失乐园，琐碎和烦苛的规矩成了他们不能承受的负担。

所以日本人又发展出了其他生活方式来调节自己紧张的神经。

这也成了日本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

每个文化都会有自己的修复机制，否则她就不能长久存在下去。

四营造乐园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缓解生活压力的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从生命周期上得到补偿。

日本人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在这两个时期，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肆，做一个无忧无虑的"无耻之徒"；另一种方式就是公私分明，并实行截然不同的准则，使肉体享乐放纵与精神严苛要求并行不悖；第三种方式就是加强自我修炼，达到"无我"或"圆熟"的境界，从而消灭耻感，象神一般自由。

由于第一种方式有年龄限制，第三种方式只有少数精英才能做到，所以第二种方式是最为普遍的。

这就形成了日本社会中又一个令人瞠目的怪异现象：失乐园与享乐园的奇妙组合。

日本人培养享乐，追求享乐，尊重享乐，而且其享乐已近乎残酷。

他们最喜欢的一种享受就是洗热水澡。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每天傍晚都要泡在滚烫的热水中，将全身泡得如同红虾。

（第124页）这近乎残酷的享受使他们回味无穷。

另外一种享受是睡眠，他们不管什么姿势或在什么状况下都能舒舒服服得入眠。

对他们来说，享受的事情同其他事情是截然分开的，享受就是纯粹的享受，不是任何事情的前期准备或手段，只要没人妨碍，他们就能随时轻松地入睡。

他们也可以酗酒，在酒宴上他们纵情歌舞，开怀畅饮，丑态百出，不必再顾及什么礼仪。

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在性享乐方面的开放。

他们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也划分开来，前者属于他们必须尽的义务，在这里他们要遵循各种清规戒律。

而在另一个领域，只要他们有能力，就可以蓄养情妇。

这都是公开的，不同的是不允许将情妇带回家，因为这会破坏这两个领域的界限。

只有当情妇有了小孩时，男人愿意的话才可将其接回家，但其情妇只能作佣人，仍不是正式家庭成员，界限仍在。

没钱蓄养情妇的男人就去找艺妓或妓女消遣。

这也是公开的。

而且他们的妻子还为他们梳洗打扮，支持纵容他们。

甚至妓院送来的账单妻子也是坦然支付。

（第128页）即日本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圣神的境界。

正是如此才形成这个道义的社会，也正是因此才形成了日本人的耻感，以及其一系列的性格特征。

外在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仅仅是达到圣神的限制条件，如果真要成为圣神，就必须进行艰苦的修炼。

修炼分两种：一种是能力修炼，一种是"圆熟"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