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摘要：随着对文化产业发展特别重视的“十二五”规划的出台，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为促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注重挖掘农村现有文化发展潜力，推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同时，文化产业的落后也将制约广大农村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本文从研究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入手，结合实例湖南祁东渔鼓这一地方戏曲文化产业的发展，论述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出路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其他各部门应作出的贡献。
文化产业以创意为源头，是一种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绿色产业。
鉴于其在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拉动就业、开辟脱贫致富新途径等方面的社会价值，文化产业被视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型的新增长点。
当下，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尤其落后制约了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需要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布局和宏调思路出发，从较高的起点上对“十二五”时期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进行深入的思考。
1 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有相当一大部分已经迈上小康之路。
许多地方的农民群众已经不满足于吃饱穿暖，他们想享受与城里人一样的精神文化生活，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农村的文化建设从总体来说还比较薄弱，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还难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突出表现在:第一，农民的文化生活枯燥、单调，文化消费偏低。
农民劳作之余，除看电视外最主要的消遣活动是串门、聚众喝酒、打麻将、打牌和从事封建迷信活动。
一些娱乐项目是“带彩”的便是对输赢几个小钱来消遣时间，农闲时节，赌博现象比比皆是。
一些农民在封建迷信上花费了大量时间，耗费不少钱财，多数农民没有文化消费概念。
第二，农村文化队伍力量薄弱。
农村专业文化干部人员少、待遇低、水平不高。
尽管乡有文化站，但专职干部不专用，经常被抽调去做其他应急的工作。
在机构改革中，有些文化站面临被取消编制的危机，致使专职干部人心慌慌。
而村里的文化室多是为创建而设，一室多功能，随上级部门的检查而改变。
这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工作的正常开展。
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
第三，领导重视不够，财政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农村文化活动设施匮乏。
农村文化土壤荒漠化，关键是因为缺乏能够提供健康休闲的场所和配套设施。
人力、财力、物力供应不足是目前许多农村文化建设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农村文化的贫瘠我们政府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四，目前的乡镇文化活动缺乏吸引力。
纵观全国各地的新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把新农村的精神文化建设简单的看成给农村多送几场慰问演出，给农民多放几次电影，等等，却没有考虑送出去的文艺给农民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应，能多大程度促进当地的精神文化建设? 这样的送文艺能解决农民一时的胃口，却不能解决农民一世的胃口。
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
第五，近年来，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农村只留下老少两头，发展动力不足。
农村的老年人虽对当地人文历史熟悉但难以有精力将其发扬，不可能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儿童更不可能，而能够承上启下的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不仅不能使当地优秀文化发扬光大反而会导致农村优秀文化难以传承从而消亡，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2 以祁东渔鼓为例，谈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前景渔鼓，是衡阳民间曲艺，系采用长二尺四寸，圆周九寸大的无节竹筒，蒙上猪皮膜做成的“渔鼓筒”为主要演奏乐器，配合说唱的一种表演形式。
衡阳渔鼓不仅地方特色鲜明，而且唱词结构严谨，文字通俗，语言活泼，人物形象生动。
同时加入月琴、云板伴奏，音乐唱腔纯朴、优美，与地方语言音调紧密结合，行腔圆润，素为衡阳民间群众所喜闻乐见。
2.1 公权力影响下祁东渔鼓的发展自渔鼓产生至20世纪50年代，祁东渔鼓一直游离于政府文化体制以外，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从演出地点与时间来看，祁东渔鼓主要是在丧葬或者店铺开业庆典上演出。
从社会功能层面来看，渔鼓具有的功能意义也较为单一，仅仅是指向观与演的民间娱乐层面。
从演出内容上看，渔鼓的传统曲目或宣传忠孝节义的传统美德，或表现农村生活的人与事，并不具有为政府服务的政治功能。
直到20世纪5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1952年，祁东县委宣传部将渔鼓艺人邹祖西自编的曲目《廖仁福的互助组》选送到湖南省参加汇演，受到程潜的接见，随后又赴汉口，参加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受到邓子恢等领导的接见，荣获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毛主席题词的丝织品奖状。
这是祁东渔鼓首次登上大雅之堂，为渔鼓日后走出丧堂、走上舞台奠定基础。
1955年，邹祖西和朱敦祥、李金玉、朱美秀等几名渔鼓艺人组成了衡祁曲艺队，表演的节目主要有《包公案》、《施公案》、《宋江杀惜》等，此时渔鼓表演正式走上舞台，演出遍布衡阳、耒阳、郴州、蓝山、东安、浏阳以及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区。
1958年，全国兴修水利，祁东县委组织几万民工修建红旗水库，负责宣传的副县长彭树德抽调渔鼓艺人邹祖西和琴师刘兴国上工地打渔鼓激励士气。
渔鼓一到工地，便从坐唱变成了站唱，从单打变成了一拉一唱的二人演唱形式。
从此，渔鼓就正式纳入了政府文化体制范围内，以民间陪灵伴亡为单一功能的丧堂渔鼓，此时被时代赋予了配合政治宣传、鼓舞人们生产士气的新的政教功能。
[3]文革期间，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渔鼓表演基本停止，刚接近主流社会的渔鼓又被边缘化了，但对于渔鼓的创作并没有停止。
这一期间，渔鼓艺人邹祖西凭借记忆改编整理了几十部传统渔鼓演唱底本。
20世纪70年代以后，渔鼓与政府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
以1972年湖南省前曲艺主席周汉平对祁东渔鼓的正式命名为标志，文化部门对渔鼓曲目创作和渔鼓表演的改革工作全面开始，渔鼓活动由过去单一的民间自发组织转变为政府协同管理。
此时渔鼓的传承主体除了渔鼓艺人、观众，还有基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行政制度介入其中的地方公务员和曲艺工作者，例如张小补、聂春吾。
县文化馆的文学与音乐干部采取与艺人合作的方式，先由艺人将新编唱词按传统曲调装腔，然后由作曲者按自己的理解进行加工，并与艺人磋商定型。
祁东渔鼓《智取炮楼》就是艺人邹祖西与音乐干部聂春吾合作的作品。
1974年11月，祁东县文化馆选派《智取炮楼》参加全省厂矿、农村群众文艺调演；1975年8月，县文化馆委派邹祖西参加全省曲艺调演，他演唱的祁东渔鼓《智取炮楼》获优秀节目奖。
至此，渔鼓正式从边缘进入主流，以一种特殊方式活跃于乡俗与官方活动中。
2.2 影响祁东渔鼓发展的公权力来源祁东渔鼓发展到今天,形成了四个全国之最:一是以演唱渔鼓为主要职业和主要收入来源的渔鼓艺人,由建国之初的三五名歌郎发展到数以百计,一个县曲艺从业人员之多堪称全国之最;其次,全县59支渔鼓演唱队,每队每年平均演出400场以上,每年全县演出场次达2万3千余场,演出场次之多堪称全国之最;其三,每年观看渔鼓的观众突破千万人次,就一个县来说,每年观看曲艺演出的观众人次亦堪称全国之最。
在祁东渔鼓艺人中,现有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7人,湖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36人,就一个县来说,高级演艺人员之多同样是全国之最。
对祁东渔鼓发展起影响的公权力主要还是来自政府。
1952年，祁东县委宣传部将渔鼓艺人邹祖西自编的曲目《廖仁福的互助组》选送到湖南省参加汇演，受到程潜的接见，随后又赴汉口，参加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受到邓子恢等领导的接见，荣获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毛主席题词的丝织品奖状。
这是祁东渔鼓首次登上大雅之堂，为渔鼓日后走出丧堂、走上舞台奠定了基础。
这也是政府开始涉足祁东渔鼓发展的开端；其次，众多渔鼓团队的建立对祁东渔鼓的发展起到了作用。
渔鼓队伍的建立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渔鼓表演产业的形成，商业元素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表演者对顾客更高要求的满足；二是由于演绎形式由一人向多人发展的趋势；三是渔鼓队伍的建立为渔鼓艺术的传承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后继无人的局面。
最后，祁东曲艺家协会的影响。
2000年初，县委宣传部成立了“祁东曲协筹建办公室”，同年8月，成立了祁东县曲艺家协会，让渔鼓艺人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至2009年7月，加入祁东曲协的渔鼓艺人达150人，琴师刘兴国担任曲协主席。
曲协的成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渔鼓艺人的关系，他们仍是主流边缘、官方与民间的关系，艺人们的职业还是农民，原则上不完全脱离体力劳，无工作单位。
但是它使艺人在身份、待遇方面有了差别。
根据曲协的规定，有加入曲协的艺人，才有资格演唱政府的宣传类渔鼓，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曲协艺人的经济收入。
现有渔鼓表演的名师人物基本为曲艺家协会所吸收。
在祁东渔鼓艺人中,现有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7人,湖南省曲艺家协会会员36人。
曲艺家协会的建立增进了各个表演团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表演与比赛的机会。
3 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措施2010年下半年，是各地密集出台农村文化产业“十二五”规划的时期。
“十二五”规划所定的阶段性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景目标，其参照体系和产业支撑到底如何取、如何发展，以支撑起相对前瞻和跨越式发展的文化产业步伐，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
为此，对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本文作者结合团队成员对所在地区部分农村的深入调研分析，提出如下发展对策:第一，政府要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提供政策保证。
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是农村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政府的政策法规体现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导向，创造农村文化产业的优良环境，是政府履行对文化产业公共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手段。
政府对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度、导向、规范及管理措施等，最终体现在政策法规之中，政府管理和引导农村文化产业之目的、依据及手段的合理性，最终也要体现在政策法规之中。
文化产业是通过市场化进行运作的，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法治经济。
政府的政策法规为农村文化产业提供公平规范竞争发展的市场环境。
政策的保障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主要表现为：制定相关政策为农村发展当地文化产业提供资金，引导人才进入农村文化产业市场等；间接表现为：制定政策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再教育，灌输优秀的文化知识，避免使其将低劣腐朽的文化带入农村，与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等。
第二，政府要为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提供人才支撑。
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中，人才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文化产业有人将之誉“创意产业”，人才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农村，不仅是经济的洼地，也是文化的薄弱环节，人力资源相当匮乏，在农村发展文化产业这种高技术含量，先进经营理念的新兴产业，最大的制约依然是难以突破人才的瓶颈。
为此，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千方百计为农村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