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广东文化形成因素摘要：本文从自然、地理、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人口等方面，分析了广东文化的形成条件。

对广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广东文化；形成；因素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体系，是由多种多样的因索长期作用形成的。

它们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因素。

而丰富多彩的广东文化，恰是它们相互联系、渗透和结合的产物。

一、地域条件广东地处我国南获，北枕五岭，南濒大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这造成它既封闭又开放的地理区位，极利于孕育和发展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

广东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尤其在历史早期，地理环境的作用是各种格局的文化类型得以产生的基础。

二、环境感应岭南古代森林密布，瘴病袭人，环境恶劣。

岭南人为适应这种环境，除了住干栏、食槟榔以外，还砍伐森林，驱除瘴气，在山坡台地上刀耕火种，在水边低地火耕水褥，建立稻作文化;在网河海滨者则断发文身，捕捞水产;在山岗森林者则狩猎为生，创造了自成一格的南越文化。

秦汉以来，汉文化更多地传人岭南，但也经历了一个变异和整合发展过程，才演变成岭南文化主体。

这包括中原移民必须选择适应岭南地理环境的文化模式，并建立相应文化景观，例如从以种植麦、樱为主的旱作文化转到以稻、薯类为主的稻作或梯田文化，由此产生土地利用方式和食物结构的变化;为了避免与土著居民矛盾，减少冲突，中原移民自成社区，聚族而居，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固有文化，但又不能割断与环境及土著文化的联系，在这种矛盾作用下，形成兼具两者特色的混合型文化风貌。

这以客家文化至为典型。

客家人特有的建筑、语言和精神文化，主要是进入岭南山区以后与环境相互感应的产物。

宋元以来，人居岭南汉人大量增加，开发沿江平原低地成为解决人口对粮食需求主要方式，围田和基塘文化应运而生，成为粤中地区新文化景观。

当人们最基本的生理要求得到满足以后，发展商业贸易，追求金钱和财富的欲望膨胀滋长，商业文化和原有基础的海洋文化在广东沿海地区进一步兴起，城镇和市井文化随而发展起来;追到近代，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在广东日益尖锐，迫使部分人口出走，而东南亚和香港等地开发需要大批劳动力，吸引大批人口出洋，华侨文化作为一个文化类型出现，其景观遍于广东侨乡;近年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崛起，区域发展成为文化发展动因，迅速改变广东的文化风貌。

三、政治制度和行政建置秦汉在岭南初置郡县，结束各部南越人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南越文化也在汉文化冲击下开始淡化，但不是被消灭，而是与汉文化相结合，共同产生新的岭南文化。

南北朝时在粤西等地大量设置郡县，对中原文化在岭南扎根生长，无疑起了保证作用。

在少数民族地区，从唐代开始，行政建置步步深人，汉文化随而进人这些地区，覆盖区域不断扩大。

汉文化在海南黎族地区的传播和占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置发展的一种结果。

明代今广东轮廓才基本形成，此后很少改变，自此广东作为一个较完整的行政单位，文化内外交流大为加强，加速地方文化体系的形成，省治广州以及各府州治也基本固定下来，成为各级文化中心。

四、民族和人口迁移古越族是岭南土著居民。

他们创造了岭南的古代文明。

南越文化作为土著文化主体，代表了岭南文化在上古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但比起中原汉文化，它毕竟是落后的。

所以岭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汉人的不断南迁。

秦汉进军岭南，也是有组织的移民。

这不仅增加了开发岭南所需要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而且大大地改善了岭南文化环境。

他们与土著越人和睦相处，从事艰苦劳动，成为开发岭南的先驱，同时也为发展岭南农业耕作和手工业技术，以及兴教办学等提供各种人才。

在他们浸染、熏陶之下，华夏文化开始在岭南生根，也标志着中原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奠定了岭南文化发展基石。

此后历经东晋初、唐末、元初、清初前后多次大移民，不但广东人口民族成分发生巨变，汉人成为当地居民主体，而且广东文化结构也非昔日可比土著文化不是被汉文化融合、改造，就是作为底层文化积淀下来，与中原文化差距也缩短了。

大抵在明清之交，以中原文化为脊梁，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广东文化构架已经形成。

五、技术进步上古时代。

岭南越族先民使用简陋石器工具，从事原始助耕农业，创造了以曲江石峡文化为代表的古代文明。

商末到春秋战国，青铜工具在岭南较多地应用，岭南农业文化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青铜文化给岭南文化增添新的光彩。

秦汉以后，铁器工具已在岭南广泛使用，加上牛耕推广和其他技术进步，传统精耕细作的农业被建立起来。

东晋时广州已能冶铁，唐代铁器工具推广到各个生产部门和少数民族地区，岭南物质文化内涵更具有多元性一到宋代，适于各种土地类型使用的农具都配套齐全，而且基本定型，水利兴起，加上占城稻种的引进成功和推广，说明广东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已经到了成熟阶段，成为这一时期广东物质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

明清广东虽然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产技术都没有产生根本性的突破，但很多技术进步已改变明代以前广东“文化常后于中原”[1]的局面，清代，广东文化已渐能比雄于中原、吴越及荆楚文化了这些技术进步包括大兴农田水利，广泛引进新作物品种，改良农具，采用先进方法从事采矿、冶炼、制陶、制糖、晒盐等，使广东跻进全国先进地区之列。

但反观这时广东的自然环境，却在不少地区出现负向转变。

例如珠江三角洲大量围垦，水患日趋严重;从化、香山伐林过度，不少地区童山灌灌;海南沿海风沙弥漫，许多城镇被迫搬迁。

这些都显示了人类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到了近代，广东得海外风气之先，首先引进西方近代生产工具和技术，包括各种动力、机械和专用工农业生产工具等，并建立起各种近代产业，使广东物质文化生活和景观发生很大改变，以后来居上的姿态，令世人刮目相看。

六、经济规律宋代以前，封建自然经济在广东占绝对优势，交换很不发达。

例如陈朝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2]。

到处是单一粮作生产、城镇稀少、景观单调、文化封闭而且落后。

宋代以后，封建商品生产在广东活跃起来，商品经济规律开始成为文化景观形成和变迁的动力，大片土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形成集中分布农业文化景观。

例如荔枝在“番禺地僻岚烟锁，万树累累产喜果”[3]；礼市井文化很兴盛，广州有“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的繁华。

明清广东商品经济浪潮进一步高涨，特别是在广东有悠久历史的面向海洋、仰资海洋、以外贸为主的海洋经济得到高度发展，并成为广东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其时有人断言“广东之富，在商不在农”[4]。

这种经济现象在中央集权统治下中国各省区中非常罕见。

因此，在这些商品经济规律支配下，广东文化深深地植根于商业土壤中，并以商业为核心形成了一系列时代和地域特征，包括基塘农业景观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专业性经济作物种植区大面积发展、市镇畸形发展和繁荣、城镇商业文化蔚为大观，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开拓、向外发展的商业人才。

鸦片战争以后，广东经济卷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导致生产和流通领域与过程的重新组织，与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并成为这种分工一部分。

从此，广东农业土地利用和工业文化深刻受制于这个体系所经历的各种风潮，不断改变自己的空间结构及组合方式。

例如珠江三角洲基塘农业景观不断发生桑、果、蔗基替换现象，稻作种植在许多地区萎缩，传统家庭手工业破产甚至湮没。

近代工业文明在许多城镇兴起。

类似的景观荣枯迭起，充分显示半殖民地条件下广东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

七、心理素质（一）商品意识商品生产和意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被压制，但岭南地处边睡，封建王朝往往鞭长莫及。

秦汉以来，广州一直为对外通商口岸。

在无数次商品交换中，岭南人不断受到商品的潜移默化，培养和加强了追求商品价值的意识，自发地从事商业活动。

因此，商品、市场、价值、信息等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使岭南人目光远大、心怀意广、重利轻“义”、讲求实际，成为一种优势的文化潜质。

这在明清商品生产中发挥很大作用，创造出种种商业文化景观。

（二）冒险开拓商品意识使岭南人很早就懂得金钱的力量，也学会和掌握了通过商品交换来获得财富的手段。

为此他们不惜冒险，敢于和善于开创，习惯变化，不怕新奇，被“推为华商之冠”，成为岭南人气质之一。

这也是岭南文化得以不断除旧布新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代，岭南商人就远涉鲸波，开展海上贸易。

徐闻为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港口，实际上商人足迹遍及东南亚，此后历久不衰。

甚至在明清严行海禁之时，仍有不少人挺而走险，下海贸易，成为巨商。

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经济凋敝，大批广东人出洋谋生，对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从20世纪开始到近年改革开放，广东人更一马当先，实行各种试验，取得很大成绩。

（三）反传统与超前意识岭南文化，一方面本有古越族许多遗风旧俗，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封建文化的叛逆和反抗；另一方面岭南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相对较少，而直接来自西方文化的启迪却很多。

故岭南人思想和行为规范每有其反传统和超前一面。

古代，惠能开创禅宗南派，建立南宗顿教，是世界和中国佛教史上一次空前变革，引起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近世通过海外贸易、华侨进出和假道港澳吸取西方一切先进实用知识和技术，通过对比、鉴别，人们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动摇，首先在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继而在沿海城镇以至内地，人们从工商经营、工艺制作、建筑设计、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日常生活，乃至社会价值、思维方式等，都率先效仿西方文化成果，并建立了许多被视为新奇的文化景观。

这是当时仍笼罩在传统封建文化云雾之下的内地所无法比拟的。

这一切恰如林语堂先生早年在《北方与南方》一文中对广东人评价那样:“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

他们充满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

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

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

”[5]八、历史积累岭南文化借以传承和扩布的以上各个要素，都有自己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它们有的过程已经完结，但结果并没有泯灭，而在继续发挥作用，影响到岭南文化的性质和景现:例如广东多个民族存在，依然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大规模民族和人口迁移在广东已经停止，但由此产生的广东三大民系已经铸造了广东地域文化原型;广东三大方言亦早已成熟，现为人们所习用，成为文化区划的一个主要根据。

广东宗教地域性并不很明显，但其景观却很触目。

广东风俗，地区差异较大，群落林立，也是文化区划原则之一。

正是这些历史积累，构筑起岭南文化的参天大厦。

参考文献[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印页，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

[2] 《隋书》卷24，食货志。

[3] 陈襄:《荔枝歌》，引见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六)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