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制度而产生与变动来研究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并进而指出各地区经济绩效各异的根源。
在回顾诺斯理关于制度本质、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其不足之处：其一，诺斯过于简化政府对制度变迁的推动过程，忽略政府在认知、决策决策方面的作用机制；其二，诺斯在以产业个案阐述制度变迁原理方面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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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制度变迁;学习;认知;信念
1 制度与制度变迁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范式（North,1990）。
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是非完全理性的，无法充分认知并对充满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与非稳定状态（non-ergodic）的外在环境做出充分反应，进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将带来极高的交易成本。
因此，制度产生的目的在于降低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建立人与人互动式的稳定架构，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制度是经济的核心，是经济结构形成的诱因。
制度来源于人们对环境刺激做出的反应。
这种反应来自于人们对于环境的认知（perception）。
认知的背后隐藏着行为人不断积累过去所学习到的知识与经验这一心智模型（mental model）的运行。
伴随着学习经验的增加，行为人不断提高对于环境的认知。
经由经年累月的认知过程（同时也是学习过程），一套可以诠释外部环境的框架得以形成，这个框架就是所谓的信念（belief）。
在行为人面对外部环境的刺激时，信念扮演了“过滤器（filter）”的角色。
由于信念的形成与制度形成的目的相同，二者都在与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建立秩序，以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因此，信念与制度具有互为表里的关系。
制度变迁得以进行源于具有主流信念（dominant belief）的组织决策者（企业家）发挥的推动作用。
因组织一方面在制度所提供的诱因下追求利益，另一方面在又受制于既有制度的影响，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组织将会致力于学习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进而提高对于外在环境的认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如：社会竞争增加、资源稀缺等）。
在此过程中，随着认知程度的提高，组织将积极推动制度的变革，进而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
2 制度变迁的特征
制度变迁由组织决策者的推动，因而变迁过程中隐含了以下两个特点：
（1）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在既有的制度中，组织享有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果、调整预期四种报酬递增的效果。
报酬递增使得组织在持续
享有利益的前提下，对制度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变革。
换言之，制度的形成与变革反映了组织对既得利益的维护。
（2）不完全主观模型（imperfect subjective models）：由于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人们将会给予过去所认知的学习，即信念，来对现实环境的变化做出判断。
因此，制度变迁将会倾向于依赖由过去认知所产生的制度，即“行为人由历史过程中得到的认知，决定了他们所做的决定”（North,1990）。
由以上两个特点可以发现，制度变迁的过程具有增强（incremental）效应，即呈现路径依赖的特质。
制度形成的目的在于建立稳定环境的框架，与此同时也限制了制度的变迁。
这也是为什么效率低下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
由制度变迁的路径过程，可得知既有的制度形态和行为人所认知的制度环境变化成为制度变迁的起点，并决定了制度的后续变革。
综合以上观点，诺斯提出制度变迁至少包括下列五点特征：
①置于充满稀缺性与竞争的环境中，制度与组织之间的互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
②竞争将会促使组织为了持续生存而不断投资以获取技术和知识。
③认知来自于心智模型的运行。
④制度框架提供获取最大报酬的技术和知识的诱因。
⑤制度机制包含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外部性等效果，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
3 政府的角色
在推动制度变迁的众多组织当中，诺斯特别强调政府。
因为政府的基本只能在于为社会提供游戏规则，并扮演了界定和执行财产权的角色，而产权结构正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
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统治者将会在制度执行与推动的过程中选择对其而言交易成本较低的政策。
同时，若政府面对着竞争对手（包括来自国外政府或者国内的竞争对手）的压力，为了降低对手威胁，将会倾向于选择有利于竞争对手的制度安排。
基于以上双重目标的考虑，统治者的目标往往与社会整体目标不一致，进而将导致经济停滞（无效率的产权制度）与制度不稳定。
由此可见，政府可能是制度变迁的“促进者”也可能是制度变迁的“阻碍者”，具有国家两难，即诺斯悖论（North’s Paradox）.尽管诺斯并未指明何种政治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表示“经济增长在独裁整体下可能会在短期内发生，但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则需要法律法规及文化和政治保护的发展”（North,1993）。
4 理论评析
首先，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由于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制度这一核心要素来评
判就经济活动的表现，但却为强调制度的作用史研究倾向于单方面考察制度对行为人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变迁问题的讨论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并未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制度为何对人有影响，因此其只能经由静态分析和比较动态分析的方法说明制度，这种
研究凡是似的新制度经济学又回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式之中。
其研究充其量只能解释经济现象，而无法进一步说明
制度变迁的过程，或分析替代性制度的可能性。
而诺斯则突破了此前新制度经济学中不重视行为人对制度回馈前提，将制度定义为人为的游戏规则，制度的产生必然以行为人考虑为何需要制度的思维方式为出发点。
诺斯引用认知心理学中的信念、认知、学习、心智模型等概念，强调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认知，并借此建立起人与制度之间的双向作用与回馈机制。
其次，从政策分析角度来看，传统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虽然也强调政治系统受外在环境的意向并有反馈回应，但在具体机制运行中，政治系统仅被看作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刺激，且无法说明为何面临相同经济环境的国家会出现迥异的反应。
对此，诺斯的解读是制度变迁的反馈和调适效果的形成，其关键在于行为人的认知。
诺斯所谓的“认知”是指统治者主观性的认知。
正因为不同的统治者对环境变化有着不同的主观性解读，使得面临同样环境的政府政策反应迥异。
然而，诺斯在制度变迁的过程方面仅提出了一个基本路径模型，而关于如何具体行为人认知显示环境的机理并未有深入的阐释。
也就是说诺斯并没有说明“信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此外，诺斯将政府假设为单一的统治者，并未深入考察多种决策来源的复杂性问题。
事实上，统治者在制度的界定、执行、调适等过程中学习不仅仅来自于个人的认知，同时也来自智囊团等群体的政策建议。
另外，制度决策的运作过程同样也会对统治者信念的表现形式产生影响。
尤其对于我国而言，正如同Chen （1992）所说“所有的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试图实施但均以失败而告终的改革措施，以及那些已经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复杂的政治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应用抽象经济学模型所能学到。
”
再者，诺斯主要从漫长的经济史发展角度探究经济增长的根源，却缺乏以企业为个案的具体理论应用。
事实上，每个企业面对不同的制度变迁和环境变动均有不同的运营特征，不同的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力亦有所不同，这些都将影响政府对制度变迁的推动，然而诺斯对此并未进行讨论。
综上所述，应用诺斯的理论研究我国的制度变迁，必须对诺斯制度分析架构加以修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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