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起、贾樟柯电影的比较研究——“第六代导演”个案研究作者：史鸿文一、做为“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霍建起与贾樟柯“第六代导演”是一个并未被完全认可的概念，就在某些被称为“第六代导演”的成员如姜文等对此不以为然时（姜文在回答中国新闻社《新闻周刊》记者提问时曾说“我不愿用第六代这个词”），理论界却已经把它作为一个广而告之的流行语并使其时尚起来了。
按理说，叫他们“新生代导演”可能更合适，但为了简便和叙述方便起见，笔者也姑且按理论界的习惯，把这些“新生代导演”称为“第六代导演”。
按通常的看法，广义的“第六代导演”是一个庞大而松散的群体，如张元、张扬、娄烨、霍建起、贾樟柯、王小帅、陆川、章明、冯晓颖、李欣、路学长、管虎、王超、王瑞、王全安、吴文光、何建军、阿年、李虹、胡雪杨、施润玖、吴天戈、金琛、田曦、毛小睿、郭小橹、姜文等等这些在第五代以后涌现出来的“新生代导演”都可以归入其中。
在这当中，霍建起、贾樟柯均被称为“第六代的领军人物之一”，二人的作品都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国际影坛享有一定的荣誉。
但二者在“第六代”这一共同的语境下，其创作思路虽有其同，更显其异。
因此，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对所谓“第六代导演”的表现风格和审美理想做出全面评价。
霍建起，1958年1月20日生于北京，1978年9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
大学毕业后的最初10余年，曾在多部影片中担任美术师。
并参与了田壮壮的《九月》、《盗马贼》，夏刚的《大撒把》、《遭遇激情》等影片的拍摄。
1995年，独立执导第一部影片《赢家》，这部以残疾青年生活为主题的影片，获得了当年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奖，同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拍摄、最佳男演员五项提名，该片还在华表奖、上海影评人奖、长春电影节奖等不同奖项中获得多项奖励。
1996年拍摄影片《歌手》。
1998年的影片《那山，那人，那狗》，获得了巨大成功，该片荣获1999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男演员奖，同时获得六项提名，并获上海影评人十佳影片奖；1999年在第二十三届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上又获得观众最喜欢的影片大奖；2000年在第三十一届印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银孔雀奖（评委会大奖）。
1999年拍摄了关于老年人生活的影片《九九艳阳天》。
2000年拍摄影片《蓝色爱情》（又名《以刑警的名义》），该片获得2001年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华表奖优秀导演奖，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等；2001年拍摄诠释女性酸甜苦辣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形象的影片《生活秀》，该片获200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等3项大奖。
2003年根据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拍摄的影片《暖》，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最佳男演员奖等。
2005年推出唯美爱情剧《情人结》，赢得一片喝彩。
从以上简历中不难看出，擅长导演“艺术片”的霍建起可以说是“第六代导演”中的获奖专业户。
霍建起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是同学，根据年龄和资历，按理说他该归到“第五代导演”里去，但他起初学的是美术，搞电影较晚，电影风格又与第五代不同。
有人说，霍建起的年龄比第五代小，比第六代大，影片风格既不像第五代那么“理念”，也不像第六代那么“前卫”。
不过，从其对商业片的拒斥和追求电影的艺术性和偶在性而言，他更接近第六代，所以把他归入“第六代导演”中也是顺理成章的。
贾樟柯，1970年生于山西省汾阳县。
1993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成为一名旁听生。
大学期间，曾与同学成立“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小组”，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理论专业。
贾樟柯最初拍摄的电影都是一些短篇录像，如1994年拍摄了仅15分钟的录像纪录片《有一天，在北京》等。
从1995年起，他开始独立进行电影编导工作，其中1995年拍摄的55分钟的录像故事片《小山回家》，参加了第21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展映，并获得1996年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故事片金奖；1996年拍摄的50分钟的录像故事片《嘟嘟》，参展了北京第4届大学生电影节展映。
此后，他开始了正宗意义上的故事片叙事。
其中，他于1997年编剧导演的故事片《小武》，曾获得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论坛大奖沃尔夫冈•斯道奖、第20届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热气球奖、第17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大奖龙虎奖、第三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新潮流奖、比利时电影资料馆1998年度大奖黄金时代奖、最佳亚洲电影奖等在内的多项国际大奖。
1998年，剧本《站台》获釜山电影节首届釜山推广计划奖；2000年，故事片《站台》又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并在第22届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影片金球奖及最佳导演两项大奖；2002年拍摄的《任逍遥》曾入围法国戛纳电影节。
2004年北京“法国文化年”上，他和姜文一起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但在第61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被国人寄予厚望的新片《世界》铩羽而归，未能获得任何奖项。
说起贾樟柯当导演实属偶然，他曾经对媒体说，1991年在山西太原一次观看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影片《黄土地》后（《黄土地》实际上是第五代导演集体亮相的奠基之作），十分激动，这次观影体验把他引上了电影导演之路：“电影看完之后，我就改变了，我要拍电影，我要当导演！”并称“是《黄土地》让我决定要当导演。
”贾樟柯导演的《站台》、《小武》、《任逍遥》等被称为“故乡三部曲”，这些影片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德国著名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曾称他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国内也有评论家称他为“…第六代导演‟中最为耀眼的星座”。
贾樟柯曾因行业违规而被禁拍，2004年初解禁。
二、霍建起、贾樟柯对新时期“艺术片”的共同支撑电影学中的“艺术片”又称“艺术电影”，它通常是针对“商业片”或“商业电影”而言的。
1907年，拉菲尔兄弟在法国建立了“艺术电影公司”。
该公司的主旨是生产具有文化价值的影片。
推行“用电影发展舞台剧”的理念，1908年拍摄的《吉斯公爵遇害》，被称为世界影史上第一部“艺术电影”，据不少电影史家声称，该影片代表了当时法国电影的最高成就。
不过，“艺术电影”这一名词在当时出现有操作之嫌，真正的“艺术电影”风格没有也不可能在这时形成。
“大约在二三十年代期间，法国、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先锋派人士从绘画、哲学等领域尝试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的电影实践，从此，…艺术片‟、…艺术电影‟便相对固定地指那种不以商业赢利为唯一目标、不迎合市俗口味、更多从知识分子文化人立场出发并关注对人生哲理的探讨、艺术品位较高的影片。
这一含义一直体现在二战后比较重要的几个艺术片创作高潮中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及德国、日本等国的…新电影‟运动。
”①中国的“艺术片”或“艺术电影”虽始终缺乏概念引导，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均有较浓郁的艺术电影色彩。
五十至七十年代，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具有“艺术电影”色彩的影片长期难觅。
到八十年代出现的第五代导演群体，虽一直相当活跃，但其代表作《红高粱》（张艺谋）、《菊豆》（张艺谋）、《猎场札撒》（田壮壮）、《喋血黑谷》（吴子牛）等都很难被纯粹地划入“艺术电影”的范围，倒是陈凯歌的《黄土地》、《边走边唱》，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等为数不多的影片应看作是第五代导演群体“艺术电影”的代表。
不过，总体而言，第五代导演没能使新时期的“艺术电影”真正浮出水面并形成规模。
于是，这一重任就很自然落到“第六代导演”中了。
“第六代导演”虽受第五代导演群体的影响，但总体而言，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躲避了第五代导演的主流文化姿态、历史寓言模式和令人眩目的商业文化操作，这反而有利于“艺术片”或“艺术电影”的复苏和成长。
“第六代导演”是一群风格怪异的另类形象，人人之间，在电影表达上难以融合，但却共同烘托着“艺术片”或“艺术电影”复苏的气氛，这其中优以霍建起、贾樟柯最为引人注目。
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是一部投资仅210万元的“小制作”影片，但在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评选中，把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滕文骥等多位第五代导演的影片打下擂台，最终夺得最佳故事片奖，甚至有评委称其“代表了中国电影的一个高度”，这种评论则完全是从艺术本身的角度发出的。
影片刚刚推出的时候，习惯于受商业文化操作引导的国内电影发行公司及电影观众并不买帐，在国内的票房收入几乎为零。
然而，当这部影片被一个日本人花6万美元买断后，仅五个月时间就在创下了3.5亿日元（约30O0万人民币）的票房记录，年度收入则高达8亿多日元。
是什么因素打动了日本观众？除了优美的景色、舒缓的音乐之外，更重要的是影片对山乡邮递员父子之间情感伦理的艺术化处理，以及对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心灵深处那份人性底蕴的揭示，这一点尤其触动了日本观众对当今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父子感情冷漠的现实情怀。
由于类似的原因，在2003年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霍建起以农村青年爱情为题材的影片《暖》获得了最佳影片奖，并获得了不菲的票房收入。
在颁奖仪式上，霍建起激动地说：“《暖》的获奖……要感谢我的祖国具有如此秀美的山川，这是我艺术创作的源泉”。
此话道出了一个唯美主义的“艺术电影”导演的真实心态。
《情人结》是霍建起的最新作品，首次起用了时尚的偶像明星，所以被媒体称为“商业转型之作”。
霍建起本人也说：“和以前几部电影相比，这部电影更加主流一些，故事情节也很有意思，可以说是艺术与观赏性兼并，具有更大的商业性。
”然而，它接着指出这部电影“在拍摄手法上还是会像前几部影片一样讲究影像的美感。
”“希望表达的是一种古典美”。
其实，看过该片之后，你会发现它仍旧散发着浓郁的怀旧性美感，其艺术价值远远大于其商业价值。
贾樟柯虽晚于胡雪扬几届，但却被看作是地道的“第六代导演”，这是一个追求对艺术与现实的独特感受的艺术家，在他身上浓缩了“第六代导演”崇尚个性化、风格化和独创精神的共有特征。
据各大网站曾广泛转载的《贾樟柯的80年代》（或《导演贾樟柯谈新片〈站台〉：我的80年代》）一文报道，贾樟柯在谈到《站台》一片时说：“中国人长期只能够在集团中找到自我，我们就像一颗螺丝那样在国家这个巨大的机器中成长。
一直到最近为止，个人的存在意义都没有被认同。
而港台的情歌让我们意识到恋爱权利的重要性。
当时，流行歌曲将人们从严肃的理想主义中解放出来，流行乐带来的文化冲击相当大。
”这说明，被称为“用流行歌曲来讲述中国变迁的影片”——《站台》，之所以把不同时期的流行歌曲如《美酒加咖啡》、《是否》、《秘密》、《成吉思汗》、《站台》等生硬地拉扯到一块，其目的是为了更准确的表达对个体存在意义的探索，换言之，《站台》无意去追求任何意义上的时尚效应和商业目的，它的一切语言和言语都是奔着“艺术电影”的实际需要去设计和摆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