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战略性任务，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更为凸显。
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科学谋划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合理路径，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内涵讨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首先必须准确理解“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内涵。
目前对此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需要加以厘清。
——经济发展不能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
很多人对此不加区分，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总量的增加（GDP是其中重要的衡量指标），而经济发展则强调整体经济的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物质财富与社会民生福祉的提升。
因此，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内容，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
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
如果将“发展是硬道理”简单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甚至庸俗化为“GDP增长是硬道理”，一味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而不顾及环境、资源、公平、安全等经济伦理和社会公义的平稳中正，那就不是有效、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拉美化”发展模式就是前车之鉴。
——经济结构不能片面理解为供给结构。
经济结构包括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
但是很多人在使用经济结构一词时，往往将其片面理解为供给结构，主要关注产品结构、行业结构等，这明显有失偏颇。
局限于供给的层面来研究经济结构问题，很难得出准确、完整的结论。
实际上，一定时期的需求结构决定供给结构，消费结构决定生产结构，需求结构的升级是经济结构变迁的内生驱动力。
很多矛盾表面上看是供给结构的问题，但根源却出在需求结构上，因此，调整经济结构应同时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着手，否则，容易出现“按下葫芦又起瓢”的现象，表面上看解决了供给结构的矛盾，但却引发新的需求和供给失衡。
目前中国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业供应不足。
服务业的缺失，限制了人们通过寻求服务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实现路径。
——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的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不能脱离特定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更不能揠苗助长。
中国国情差异巨大，农耕村落、小型城镇、中小城市、大型城市、国际化都市并存，整体消费状态、实际需求内容，跨越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梯次结构特点。
可以说，在当前中国国情下，某一行业、某一类产品颠覆性淘汰的现象其实极其罕见，主要还是成本竞争驱动下的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梯次升级。
因此，反映到经济结构上，必须要认识到这个国情，选择最合适的结构和最合理的调整路径。
转变发展方式问题是一个社会模式问题，而不是个体（企业）行为，但调整结构却是由个体行为集合而成的结果。
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范畴。
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逻辑起点。
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迈上了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很多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如果不妥善处理，将导致经济发展动能的急剧衰减。
笔者以为，解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状态，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
目前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资源环境问题。
工业化进程及其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使得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与日俱增。
在目前经济发展模式下，资源耗费过高，除了矿石、煤、石油等各类经济资源外，像土地、水、空气等生活资源也耗损严重。
中国GDP占全世界6%左右，但是石油消耗占到世界年消耗量8%以上，钢材消耗占30%以上，碳排放大致占到25%以上，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问题方面，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描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U型”关系，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证数据的印证。
库兹涅茨曲线如果能说明问题，那么应该说目前中国也许已进入生态环境的承受顶点，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环境已经是不能不考虑的紧迫问题。
实际上，库兹涅茨曲线还只是个理想状态。
生态系统对污染的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专家称之为生态阈值（Eco-threshold）,如果放任污染加剧导致超出生态阈值范围，那么生态破坏将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笔者认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库兹涅茨曲线右侧的下降（即环境污染下降）是不可能实现的。
——贫富差距问题。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其重要内核是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居民实际收入年均增长却仅7%左右，且收入差距明显扩大。
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贫富差距状况已接近经济社会发展可容忍的底线。
世界银行测算我国的基尼系数为 0.47，虽然有的专家对这个数据还存有争议，但是基尼系数不断攀升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其收入或消费的占比仅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其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
贫富差距逐步扩大，不仅带来整体消费和经济需求结构的失衡，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而且容易由此带来各种社会矛盾的滋生、积聚和叠加，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安全成本问题。
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安全生产事故，其实是经济快速发展与必要管理成本之间的矛盾所致。
虽然说安全成本是经济快速增长无法回避的代价，但是安全成本太高，对于经济发展显然是个不可持续的负面因素。
近年来，在全国范围的严厉整治和高压态势下，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煤炭安全等重点领域趋于好转，但是从整体来看情况还不容乐观。
——劳动力成本问题。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是非常显著的。
从农村源源不断转移过来的低成本劳动力，使得中国很快在国际分工中确立了比较优势，实现出口快速增长，并奠定“世界工厂”的地位。
但是，随着人口红利效应的逐渐衰减，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不可能长期持续，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征兆。
更值得担忧的是，长期的劳动力低成本状况与城市财富的高速增长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带来经济社会诸多矛盾的积累，也招致道义上的质疑和批评。
有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基本达到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折的“刘易斯拐点”。
是不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还需要实证研究，但从趋势来看必须高度关注，这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镇化问题。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还很低，只有46.6%，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研究表明，城镇化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致可拉动经济增长约1.5 个百分点。
中央明确将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以加快城镇化为依托，调整优化城乡和区域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这是非常有前瞻性、针对性的战略定位。
但同时需要关注的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扭曲的现象。
重速度不重视质量的高速城镇化，不仅不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造成大量资源的低效或无效配置，并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经过一段高速城镇化进程之后，适度放慢城镇化速度，同时加强城镇服务业发展，把城镇化的过程转型为城市服务业逐步发展兴旺的过程，从而调整和消化一些社会矛盾是必要的战略考量。
——经济发展速度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以9.8%的速度增长。
长期高速发展解决了旧体制和旧的发展方式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但同时也积累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也需要调整发展方式，对既有经济结构作“休养生息”的调整。
可行的变革路径面对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见危于未萌、弭患于无形，行动越早越主动。
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这已成为政学商各界的共识，但是如何实现这个转变和调整却是语焉不详。
笔者认为，基于当前国情，市场需求结构的多样化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也决定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路径。
经济结构调整是市场自然淘汰的过程，竞争是动力，应坚持市场化的原则，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市场存在的问题，不能依赖行政推动。
调整结构依靠企业的市场选择，因此，企业才是结构调整的主体。
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当务之急，是目前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高点，其本质是抵制住非理性的、不可持续的经济行为，如带来污染、高耗能、明显技术落后、组织生产的方式违背道德共识等经济活动和行为，从而设定社会经济生活的边界。
它涉及政策、法律、财政、税收、社会保障乃至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需要政府“有形之手”来推动。
因此，转变发展方式的主体应是各级政府。
关键是要下定决心，毫不通融，在所不惜，“市场调结构，行政转方式”，双管齐下。
其一，运用行政力量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其要点包括：——破除GDP优先观念，适度放慢发展速度，守住能源和生态环保的底线。
在经济发展目标定位上突出“3E”发展模式，即将经济发展目标与资源目标、环境目标有机结合起来。
坚决砍掉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淘汰落后产能，划出红线，不允许的事情坚决不能干，即便牺牲掉一部分GDP增长也在所不惜。
着力改变长期以来环保执法薄弱状况，从运动式的“环保风暴”转向常态化、制度化的管理。
强化资源和环境保护在各级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引入“绿色GDP”概念，落实责任制，杜绝一些地方政府在节能和环保领域不尽职、不作为的现象。
同时，通过金融、税收等多种手段推动和深化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如着力打造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体系，加快探索推进资源税改革，研究建立环境税体系。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经济的公平正义。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的关注焦点应该从“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转向“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PG，Pro-Poor Growth）。
“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概念，是上世纪末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提出来的，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也开始面临这一严峻的课题。
具体在分配政策方面，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在一次分配中，要改变向资本要素过度倾斜的状况，提升劳动力要素分配的比例，矫正资本收益和劳动者收益的失衡。
一次分配诚然是以效率为主，但是不能无视公平。
在二次分配中，要通过税收倾斜、财政转移等机制，强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调节贫富差距，特别要避免出现贫困的“代际转移”。
这方面政府必须要承担起责任，真正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控制安全成本，突出对劳动者生命价值的尊重。
安全生产事故具有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市场机制在控制安全成本方面难以起到有效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主动干预予以矫正。
目前更需要重视研究和完善安全成本的衡量尺度和补偿标准。
例如，长期以来我国是以工资（或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为基数乘以一定年限确定事故赔偿金，计算结果往往明显偏低，大大低于国外的赔偿标准。
合理提高安全事故赔偿标准，既是对劳动者人身价值的尊重，也有利于促进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