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参与建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策略摘要：由于全球传播结构与权力的严重失衡，二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维护自身的信息与传播自主权的问题。
因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在不结盟国家组织的领导下，向“信息自由流通”原则提出了挑战，提出了建立“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要求，并依托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展开了持久的争取平等信息传播权利的斗争。
本文认为，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实质是实现信息与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民主化。
在既有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设具有两种路径：自由流通与政府干预。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参与建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只有两种途径：实力政治战略与国际机制战略。
关键词：国际传播信息传播国际秩序一、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博弈历史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信息传播的显著特征是超级大国利用自身的经济和科技优势，在信息自由流通（free flow of information）的原则下，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为工具，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信息控制，而这一原则正是二战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提出的。
[1]但实施信息自由流通原则的历史实践表明，国家之间信息自由而平等的交流从未实现，并出现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弊端。
首先，大众传播媒介在全球严重失衡，国际新闻机构主要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
其次，信息交流严重失衡，出现了一种信息单向流动的局面，即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流动。
[2]再次，信息内容对第三世界的严重歪曲。
国际新闻机构往往以本国利益作为选择新闻的标准，并进行过滤、剪裁和歪曲。
[3]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基本上没有向世界其他各国清楚地阐明自己国内事务的渠道，国外得到的关于他们的消息大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新闻机构。
[4]由于信息时代全球传播结构与权力的严重失衡，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维护自身的信息与传播自主权的问题。
由于信息和传播领域的自主权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自主权交织在一起，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国家安全都受到了“传播媒介统治”的侵害和威胁。
[5]因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在不结盟国家组织的领导下，向“信息自由流通”原则提出了挑战，提出了建立“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要求。
[6]1976年10月，发展中国家向第31届联合国大会和第1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提交了旨在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议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了该议案，就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开展工作。
[7]1978年12月，联合国第33届大会正式通过关于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决议。
此后的十多年里，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为争取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而斗争的主要舞台。
[8]1990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争取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斗争进入长期的低潮期，但发展中国家仍坚持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为建立世界新闻和传播新秩序而斗争。
1993年10月，中国代表在联大会议上发言中指出，联合国新闻部应把建立国际新闻和传播新秩序作为其首要任务，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更加有效的国际新闻和传播新秩序是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分不开的。
[9]随着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国际贸易中包括了服务贸易和信息产品贸易，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传播斗争的中心舞台。
[10]二、新时期中国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日益上升，中国在不断的改革中日益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在国际信息与传播领域的变革问题上开始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2011年6月1 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社长李从军题为《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的文章，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文章指出，相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进程，国际舆论传播的秩序与规则，似乎大大落后于时代潮流了。
这首先表现在极不均衡的国际传播结构状态上，信息传播主要呈从西方流向东方、从北方流向南方、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流通状态。
文章提出，在相互依存的当代世界，人类共同体需要一种更加文明的信息传播规则和秩序。
因此，世界需要在传媒领域进行一次建设性的“游戏规则”变革，即应遵循fair观念：更加公平（ fairness）、更多共赢（aii-win）、更大包容（lnclusion）、更强责任（responsibility）。
[11]文章还提出要不断完善规则，探索建立全球传播治理机制。
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更加积极地在联合国框架内协商和解决国际传播涉及的各种问题。
另一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规则，并随着条件的逐渐成熟，研究和探索建立一种非政府性的全球媒体协调长效机制，姑且称之为“媒体联合国”。
这可以是一种非实体性的全球媒体交流协商机制，也可以逐步发展为一种具有协调乃至仲裁功能的机构。
[12]文章最后总结说，重建国际舆论场规则和秩序的核心在于适应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
[13]三、中国参与建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策略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实质，是实现信息与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民主化。
在既有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设具有两种路径：自由流通与政府干预。
发达世界钟情于信息自由流通的路径，这其实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的自由市场战略，即在信息流通领域应尽量避免政府干预，让各国所生产的信息产品在世界信息市场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
这种自由市场战略实际上是信息流通领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遵循的是“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强权政治观。
它所默认的一个前提就是竞争者的起点公平，从而使其表面看具有公平与正义特征。
但是国际政治的历史现实已经昭示，到目前为止，国际政治依然奉行的是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强权政治，国际信息传播领域的竞争规则也概莫例外，因为这种竞争恰恰也是建立在起点不公的基础上的。
因此，旧有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理所当然地会遭到发展中世界的强烈反对。
恰恰相反，发展中世界更倾向于信息流通的政府干预路径，即对信息的国内与国际流通进行管制与审查，这类似于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市场调控。
表面上看，对信息流通的管制与干预确实有违于现代世界的自由主义观念，然而正是由于现行的信息自由主义建立在起点不公的基础上，发展中世界才从捍卫自己利益的角度实行信息干涉主义。
这种信息干涉主义实质是一种弱权政治的反应，是发展中世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本能反应。
从二战后争取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历史来看，发展中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的是一种联盟战略，即在77国集团与不结盟运动的推动下利用联合国机制争取对己有利的信息流通新秩序，并认为既有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延续，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
联盟战略所产生的微乎其微的结果表明，联盟战略即利用国际机制来争取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绝非最佳路径。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产品理论证明，集体行动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往往是低效率的，原因就在于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往往造成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从历史上看，虽然二战后争取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冷战结束后随着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南联盟的解体，这种斗争便陷入长期的低潮状态。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发展中世界的信息管制与联盟战略是一种基于理想主义的弱权政治战略。
在对历史与现状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参与建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无外乎两种途径：实力政治战略与国际机制战略。
实力政治战略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战略。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权力分配结构[14]，国家权力源于国家实力，国家实力由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等物质力量构成。
这启示我们，欲要建立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信息流通秩序，中国必须首先增强自身的信息实力，即实施知识立国与技术立国战略，推动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中国媒体的传播能力。
中国政府应抢抓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的契机，推动国家的信息社会发展战略，从而使中国在信息基础设施的物质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同时，政府应制定相关扶植政策，利用文化体制改革的契机，不断加强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从而使中国具备充分的国际发声能力。
这方面，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应是中国国际传媒的榜样。
相较而言，建立具有公信力的、让人们在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大媒体之外可以选择的媒体的战略，比依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联盟的战略具有更好的成功前景。
[15]虽然如此，我们也应充分利用国际机制渐进地推进国际信息传播体制的变革，即国际机制战略。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国际权力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由于重复博弈与问题网络的存在，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即国际制度的奖惩机制会引导国家行为的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中国逐渐由国际社会的挑战者转变为国际体制的改革者。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融于现有的国际体制中，尽管它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
依据苏珊·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说与福柯的空间与权力嵌入说，我们可以推论，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嵌入的是西方发达世界的权力与利益。
在奉行丛林法则式强权政治规则的国际体系中，单靠一己的“蛮力”来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无异于螳臂挡车。
因此，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作为新兴的大国，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佳战略就是扮演国际体制渐进变革者的角色，在国际信息传播领域也应如此。
中国应以自身的实力为基础，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充分利用联盟战略与联合国机制，对既有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进行变革。
这些机制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国际卫星通讯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信息社会高峰会议等。
注释：[1]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2]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3]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4]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5]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69页。
[6]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69页。
[7]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8]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9]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0页。
[10]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0页。
[11]新华国际：《刊载新华社社长文章：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http：///world/2011-06/02/c_121485184.htm. 2011年06月02日 08：26：22。
[12]新华国际：《刊载新华社社长文章：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http：///world/2011-06/02/c_121485184.htm. 2011年06月02日 08：2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