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

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

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矣。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从文化上看，唐朝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则是由中唐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和成熟期。

台湾学者傅乐成教授《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1972）：中国本位文化的建立复杂而进取单纯与收敛。

一、“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1910）：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第六章：“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

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从公元一千年（北宋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为现代阶段或中国文艺复兴阶段或中国的“革新世纪”。

1．有宋一代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代朱熹：“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

”权力结构又是以广大庶族文人为基础建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文官政府。

2．权利结构引进了多种平衡机制。

3．宋代上层政治中的党政，尤其是围绕庆历、熙宁变法展开的新旧两党之争，具有近代政党竞争或斗争的性质。

北宋前期的党争双方，其主要领袖人物大都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忠实信徒，只为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的实现，而互不相让、争斗不止。

宋代士人从其政治心态而言，大都富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热情，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于经世济时的功业建树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

在政治上崇尚气节，高扬人格力量。

范仲淹朱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使得政治上的自断、自主、自信为士大夫的群体自觉。

此行极光，此行愈光，此行尤光。

王十朋《读岳阳楼记》：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

1．政治性。

对政治伦理理想人格的尊奉，直接导致文学中儒家重教化的文学观的强调和发扬。

从政热情，在反映重大政治，社会题材，表达对国事民生的关心和意见等方面，其广度和深度都有唐人未及之处。

宋代士人普遍养成议政参政的素质，宋代文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格，诗文成为他们干预时政的有利工具。

2．实用性政论家论文：王安石“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为文也。

”文学家论文：欧阳修“我所谓文，必与道俱”道学家论文：文以载道文道关系成为宋代文学的一个基准二、“天人之际”的睿智思考与文学的重理节情宋代思想，儒释道三家合流是其时的一个基本趋向。

三家合流的交汇点正是在“天人关系”上，即对人在宇宙间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把握。

就是以人为本位的人文精神的高扬，表现出对吸纳天地、囊括自然的理想人格的追求。

新儒学探究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人在自然天地之间、社会人伦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使命，重视人“与天地参”的自主自觉性。

所谓“内圣外王”，所谓“圣贤气象”，就是要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和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学结合起来，把道德自律与事功建业统一起来，使人人在内省修身中穷天穷地穷人之理，以臻于与天理合而为一，达到个人与人类社会、自然界和谐融汇的美妙境界。

这就从本体论上把人的伦理主体性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邵雍《自余吟》：身生天地后，心在天地前。

天地自我出，其余何足言！宋学同时要求把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化为主体的自觉行动方式，作为实现上述最高境界的途径，这又造成对人的主体性的损害。

宋型文化“内省而广大”的特点，还表现在对不唯经、不唯圣的独立思考精神的尊奉上。

宋人普遍具有自主、自信、自断、自豪的文化性格，不以圣贤之说、社会成见来替代自己的思考。

苏轼《上曾宰相书》：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

苏轼言张方平：上不求合于人主，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者众。

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

学术思想，宋代的疑古批判精神造就了“经学变古时代”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

怀疑精神是自主人格的反映，其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精神、开放心态。

对于一向奉为神明的经典文献，一切都须经过自己的理性思辨加以鉴别、估量，这是汉唐先儒所不敢想象。

望尘莫及的。

1．人文精神和知性反省的思辨色彩形成了宋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

宋代文学中的普遍散文化现象。

宋诗以文为诗宋词以文为词宋赋以文为赋（文赋）宋骈不太追求辞藻和用典，而采用散文的气势和笔调，带来一些新的面貌，而被称为宋骈宋文增强了议论思理成分，如：“记”这种原以记叙为主的文体，到宋代，不少记体名作却成了别一样式的议论文。

《后山诗话》：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

宋代文学中的普遍散文化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人知性反省、重理节情的思维特点。

情与理的关系成为评估宋代文学的一个难点。

钱钟书：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宋代诗歌创作从题材上而言，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社会政治诗，针砭时事，大胆议论，论辩滔滔，即使在写景、状物、怀古、酬答，也生发议论，表现出明显的尚理特点。

一是大量描写日常生活的题材，写法特点是不避纤细，不戒凡庸，悉照文人生活的原貌娓娓道来，合盘托出，使感情沉潜而内转，个性的发露则控制到似有若无，但却是文人生活原貌的真实写照，表现了宋代文人的盎然情趣和丰富情韵。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处于转型时期，一方面传统的诗、文和源于民间的词已经高度成熟、定型，另一方面新兴的话本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开始登上文学殿堂，为后世元、明、清文学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文学的主要文体是词、诗、文、小说、戏剧，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戏剧尚处在萌芽状态，成就较差。

1．宋词可以说是“一代之文学”的标志，就全部词史而言，宋词的创作无疑已臻顶巅，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流派纷呈，风格各异。

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的演变上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

晏殊、欧阳修拉开了有宋一代词作的序幕。

他们的词乃是五代特别是南唐柔软绮丽词风的延续，同时又有局部拓展，多以小令抒写男女情事，闲雅清旷，秀丽精巧。

晏几道兼融晏殊、欧阳修的词风，在回环曲折的笔致中透露出哀怨感伤的情调，深婉蕴藉，真挚动人。

范仲淹则突破了晏、欧婉约之格局，另树一帜，其边塞词苍凉开阔，豪放悲壮，下开东坡之词风。

此期词坛成就最大、贡献最力者首推柳永。

柳永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取代先前的小令，扩展了词的容量；以清新俚俗的市井风情取代先前精致典雅的贵族格调，开拓了词的领域；讲究铺叙，喜用白描，丰富了词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些创造性的贡献，使柳永成为词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

宋词至柳永而一变，至苏轼而再变。

苏轼以诗为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打破了词体的题材内容的局限，拓新了词的意境；冲决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提高了词的品位，使词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音律的束缚，成为独立的新诗体。

苏轼全面改革词坛传统风尚，给词史的发展直指“向上一路”，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为其嗣响。

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

秦观词一向被认为是婉约派的正宗，多写男女情爱的悲苦与失志文士的幽怨，情韵兼胜，词境凄婉，自成一家。

周邦彦被推崇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注重音律法度，风格醇雅浑成，章法缜密圆熟，语言典丽精工，是后来格律词派之先导。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

这些作家大都由北入南，在神州陆沉、国难当头之际，他们继承苏轼的豪放词风，开始突破以往吟风月弄花草的婉丽流转，给词作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词风慷慨悲壮、沉郁苍凉，为中期爱国词高潮的到来奏了先声。

此期词坛成就最高、卓然自立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她主张词“别是一家”，进一步确立了词体的独立地位。

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深湛，既自然清新又精美雅洁，号称“易安体”，与秦观等一起被推为“当行本色”的婉约正宗。

南宋中期，主要词人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

辛弃疾横世杰出，奏响了爱国词的最强音；他以文为词，空前地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辛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抒写报国之志与失意之悲为主调；词风不拘一格，多种多样，沉郁、明快，悲壮、妩媚，兼而有之，但以豪放雄健为主。

辛弃疾凭其独创的“稼轩体”在两宋词坛“屹然另立一宗”，陈亮、刘过都属辛氏同调，风格之激越雄壮与辛词相近。

姜夔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格律谨严，词风清空峭拔，词境虚灵幽冷，语言瘦劲疏淡，在辛派词人之外别标一格，他上承周邦彦之精工，下开吴文英、张炎之风雅，被奉为雅词之典范。

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之遗响，主要词人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他们继承苏、辛词风，词作感时伤世，情调沉痛悲郁，词风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之羽翼，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奉姜夔为圭臬，重视格律技巧，词作凄凉哀怨，格调空灵低婉。

总的看来，这两派词人因袭过多而创新不足，但他们作为两宋词史的终结者，还是写下了重要的最后一页。

2．宋诗创作是在唐诗的巨大影响下进行的，唐诗的灿烂辉煌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宋人的创新意识。

宋诗的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唐诗不断突破和超越，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面目的历程，从而创造出足以与唐音相抗衡的宋调。

北宋初期，主要是中晚唐诗风余韵的沿袭，大致可归为“三体”。

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成就最高，他自觉学习白居易讽谕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注民生疾苦，风格平易通俗、朴素流畅，有些方面已昭示出宋诗发展的新方向。

“白体”稍后，流行诗坛的是师承贾岛、姚合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就中林逋诗名最盛，擅长近体，其诗多写幽静清苦的隐士生活，清淡闲远。

此期诗坛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派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诗人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用典精巧，词采缛丽，雍容华贵，丰赡秾艳，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鲜明的时代精神。

北宋中期，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展开和深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巨擘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宋调已趋于成熟并基本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