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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论文论文题目公民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课程名称政治学研究方法姓名毕乐乐学号 201420020212 专业中共党史年级2014级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日期2015 年 3月................................................... ........................................(以下内容由任课老师填写)公民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姓名:毕乐乐专业:中共党史学号:201420020212摘要:阿尔蒙德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平衡文化和参与者文化,证实了公民文化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其通过积极的和消极的公民角色的平衡模式,以及公民的共识和分歧之间的平衡来维护民主制的稳定。

关键词:公民文化;民主政治;影响Civic culture's influence on the democratic politicsAbstract: Almon, through to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Germany, Italy and Mexico five countri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political culture, think the civic culture is a hybrid culture, balance the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participants, confirmed the civic culture is suitable for keeping a stable and effective democratic political process, its citizens through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 balance mode, and of the citizen's consensu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alance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cy.Key words: Civic culture; Democratic politics; Impact引言公民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阿尔蒙德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平衡文化和参与者文化,证实了公民文化能够促进民主政治的良好运行,并且适合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

一、公民文化的涵义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①。

“而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现代文化,而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它是一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它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它是允许变革,但必须有节制地进行的文化”②。

二、政治文化的类型①阿尔蒙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6.②阿尔蒙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阿尔蒙德在对五个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比较中,分别从村民、臣民和参与者的角度对政治文化进行了分类。

“政治文化也就成为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系统—它的输入和输出方向,以及作为政治角色—作出自我认知的、感情的和评价的种种取向时所产生的不同种类的频率”①。

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村民政治文化。

村民的政治取向近似于零时,此种政治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村民政治文化。

非洲部落社会的政治文化应该属于这种类型。

村民对于政治角色的政治取向并没有从它们的宗教和社会的取向中分离出来。

村民们并不期望从政治系统中得到任何东西。

第二,臣民政治文化。

臣民能够意识到专业化政府的权威;他们能够在情感上取向于它;他们能够评价它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

但是这种关系往往倾向于政治系统中输出的、行政的或“向下流”的单一方面。

纯粹的臣民取向很可能存在于那些没有分化的输入结构的社会中。

而在已经发展成为民主制度的政治系统之中,臣民取向很有可能是情感的和规范的,而不是认知的。

第三,参与者政治文化。

参与者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通常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和行政的结构与过程的一种文化。

参与者的政治系统的单个成员,对政治对象的各个层次可以持赞成的取向或者不赞成的取向。

参与者角色往往取向与“积极分子”的角色,尽管它们对于这个角色的感情和评价可能由接受转变为拒绝。

第四,村民—臣民文化。

在这种文化之中,人口的大部分已经抛弃了分散的部落、村庄或者封建权威的排外要求,并发展到忠诚于具有专业化中央政府结构的、较复杂的政治系统的程度。

大部分国家都会经历由一个从村民的地方主义转变为中央集权的早期阶段。

但是这种转变有可能稳定在不能达到充分发展的臣民文化的程度上。

在一些国家的早期历史中,这种转变不稳定地前后摆动是常见的。

第五,臣民—参与者文化。

由村民文化向臣民文化转变的方式,对臣民文化向参与者文化转变的方式有极大影响。

在从臣民文化向参与者文化的转变中,村民和地方自治可能有助于民主基础结构的发展。

在混合的臣民—参与者文化中,人口的主要部分已经获得专业化输入取向和一整套积极分子的自我取向,可是,人口其余部分的大多数,继续取向于命令主义的政府结构并具有一整套相对消极的自我取向。

这种文化如果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也能改变臣民亚文化的特征。

①阿尔蒙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0.第六,村民—参与者文化。

在许多新兴国家中,大多数的政治文化主要地是村民型的。

而参与者文化是引进来的结构式规范,为了协调,所以它们需要一种参与者文化。

这些国家既没有建立在忠诚臣民基础上的官僚机构,也没有产生公民的责任和能力的基础结构。

所以在这种文化之中,这些国家有时不稳定地取向于独裁主义,有时又取向于民主制。

三、公民文化和稳定的民主制阿尔蒙德指出,在公民学教科书中,民主制度中的公民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做一名积极的公民”。

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种“理性—主动性”的观点,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要求公民投身于政治并积极行动,获得有关于政治的信息,以及发挥积极的影响。

罗伯特•达尔认为,“民主就是实际地保证每个成年公民都有参与投票的权利”。

①而科恩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

②在民主政治制度的“理性—主动性”模型之中,当公民做决定时,特别是在怎样投他们的选票这样重要的决定上,他们必须在仔细评价过事实并认真考虑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而消极公民,缺乏政治信息或者是具有冷漠感的公民,这些都标志着一种微弱的民主制。

这种模式强调了一种带有行动、卷入和理性的文化,它仅仅强调了参与者的角色而忽略了臣民或村民的角色。

阿尔蒙德所提出的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的政治文化。

在公民文化之中,有许多个人在政治中是积极的,但也有很多人充当较消极的臣民角色。

更为重要的是,甚至在扮演积极的公民角色的那些人中,也没有排除臣民角色和村民角色。

“参与者角色是对臣民角色和村民角色的叠加”③。

这些方面意味着积极的公民角色同时保留了他的传统的、非政治的关系,以及他作为臣民的更消极的政治角色。

在民主政治的实际运行过程之中,臣民和村民取向更加明显,它们在公民文化中充当着重要的部分。

一方面,村民和臣民取向能够减缓个人政治卷入和政治活动的强度。

政治活动仅仅是公民的许多种社会关系中的一种,而且通常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种类。

如果公民保留了其它取向,就能够限制公民投入政治的范围,换句话说,它可以把政治保持在原来的样子。

另一方面,村民取向和臣民取向不仅和参与者取向并存,而且它们还渗透并修改参与者取向。

因为一套分散的社会态度和人际态度能够影响政治态度的内容,使它们的强度减弱或者引起它们的关系分裂。

①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②科恩.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③阿尔蒙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519.阿尔蒙德所指出的这种积极的参与者角色与消极的臣民和村民角色之间的平衡的模式就是公民文化的模型。

在美国,这种平衡更加倾向于积极的、参与者的这个方面;在英国,这种平衡更倾向于臣民的、顺从的方面。

这种公民文化模型同时保持着公民的积极和消极作用。

在公民文化之中,公民是一种具有潜在影响力的力量,公民不是选择不断地卷入政治,而是如果需要,他们便会发挥潜在的作用。

公民一般很少在政治团体中积极地进行各种活动,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进行活动。

他们不是积极的公民,他们是潜在的公民。

在公民文化之中,公民通常对于政府的决策缺乏相应的兴趣,而政府决策者可以自由地去做他们认为合适的事项。

但是,如果决策过程出现了争端,公民对官员的要求就会相应地增加。

如果政府能够回应这些要求,政治的重要性就会再一次得到降低,政治系统也将会回归到常态之中。

另外,公民的卷入得到了政治精英的回答,然后公民后退,这样的循环可能趋向于巩固对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对立平衡。

另一个方面,阿尔蒙德认为在民主政治系统之中必须保持一种更深层次的平衡:共识和分歧之间的平衡。

在公民文化之中,共识和分歧之间的平衡受到了一种规范和行为之间的不一致的影响,这种机制类似于积极性和消极性之间的平衡机制。

在美国和英国分歧一般是通过共识的规范而得到减缓,这个规范就是,人们的初级群体不应该是政治性的。

阿尔蒙德认为在英国公民之中,固执地依从和臣民取向促进了有效率的政府的发展,并且促进了一种有效独立的行政结构的维持。

另一方面,美国公民往往担心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与英国和美国相比较,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在社会和人际间的信任方面处于相对低的层次。

在共识和分歧的平衡之中,往往倾向于分歧,而且这种状况也会影响到民主政治系统的运转。

这三个国家对于公民文化的背离,尤其发生在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仰方面。

在德国,消极的臣民取向一直得以延续,并没有与参与者取向所平衡。

在意大利,公民对于政治系统的信仰类型与没有被系统感情所平衡的政府输出有密切的联系。

在墨西哥,公民往往对于政府的输出持离异态度。

总之,这三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都背离了公民文化,这种背离都产生了政治文化与有效率的、稳定的民主政治系统之间的不协调。

在德国,政治系统缺乏系统感情,对于政治稳定具有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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