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性别建构的理性批判———女性主义的反省:社会性别与大众传媒的双重作用叶　晖(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　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既是一种商业,也是一种社会文化。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它都不可能脱离传统的性别成见而存在。

东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都可谓源远流长,那么,作为一种深植于文化之根部的集体无意识,男权观念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并通过大众传媒广为传扬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个男性文化霸权的社会里,鉴于大众传媒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敞开”与“遮蔽”的双重功能,它在对女性形象进行媒体再现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男权中心价值观这种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会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使女性遭到象征符号上的消解,或者不被呈现,或者被定型为母亲、妻子等角色。

〔关键词〕　大众传媒;社会性别;性别建构〔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08)04-0009-04The Cr iti que of Gender Con structi on of M a ssM ed i a———Fem inist intr os pecti on:the double functi ons of s ocial gender and mass mediaYE Hui(Zhejiang Nor mal University,J inhua321004,China)Abstract:I n modern s ociety,mass media is both a business and s ocial culture.It cannot separate fr o m traditi onal gender discri m inati on fr om any pers pective.Social discri m inati on t owards women in east and west culture has l ong originati on,thus as an unconsci ousness deep ly r ooted in culture,no wonder male sup re macy exists worldwide and mass s p read thr ough mass media.I n a s ociety dom inated by male culture,when reflecting fe male i m age,mass media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male sup re macy r ooted in s ocial culture and p sychol ogy concerning its exposing and covering functi ons in modern cultural context.And it will discompose or disreflect women’s sy mbolic meaning in public or hiding means,or defined as r oles like mother,wife,and s o on.Key words:mass media;s ocial gender;gender constructi on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性娇好的容貌和迷人的身段的确能给人带来感观享受和视觉愉悦。

问题是,在这个大众与现代传媒联袂掀起的声势浩大的“狂欢节”中,传媒所表达的审美情结为什么偏偏对女性的体貌而不是男性的体貌情有独衷?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做出角色定型的描述?在这方面,女性主义开始了最初的尝试,她们的早期著作都集中于塔什曼所称的“对女性形・9・①收稿日期:2008-05-13作者简介:叶晖,女,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象的象征性歼灭”之上,它是指文化生产和媒介代表忽略、排斥或鄙视女性及其利益的方式,女性或者缺席,或者根据基于性吸引力和在家务劳动中的表现的成见被呈现。

为此,本文将从女性主义反省的角度对大众传媒如何建构性别模式做一次全新的理论解构。

一、社会性别概念的精确解读社会性别与性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性别(sex)是指生物学上的差异,即男性与女性个体之间的生理差异,所谓“男女有别”,首先指的就是这种生理差异。

而社会性别(gender)指的则是社会差异,即社会由于男女的生理差异而形成的对男女两性不同的期望、要求和限制。

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影响社会性别差异的主要有两大因素:生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1]。

生理因素包括染色体、性腺与性激素、解剖构造、生理机能、身体形态等等。

生物学上的性别是由染色体决定的,因而是先天的。

儿童的大脑发育与性激素有关,所以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会促使特殊的行为和认知策略的产生。

另外,两性体形、体重、身高、力量的先天差异也有可能影响性别行为,如男性的更具攻击性和女性的顺从与被动性倾向。

这些都说明生理因素的确对性别差异的形成有一定作用。

但多数研究表明,生理因素对性别的心理差异并不起决定作用,性别差异的形成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取决于对儿童的教养方式。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1930年代对新几内亚境内3个不同的原始部落的考察发现:在阿拉佩什部落,男性与女性同样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其中男性所具有的特质与其他社会文化规定的女性化特征极为相似;而在蒙杜古马部落,男性和女性都具有极强的竞争性和攻击性,脾气暴烈、敢做敢为,在性生活上积极主动,部落中的女性均具有其他社会角色定型中的“男子气概”;第三个部落德昌布利的情形正好与我们社会相反,即“男主内,女主外”,男人通常敏捷、负责购物,在感情上依附于女人,而女性则个个精力充沛、善于经营,处于家庭的主导地位。

这个部落中的男性具有其他社会中的女性特质,女性则具有其他社会中的男性特质。

米德由此得出结论:所谓男性和女性分工并不依赖于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

相反,它是特定的社会文化“监制”的产物[2]。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也指出,“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只是一个谎言,女人想事情的方式、情绪、走路的样子,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而是渐渐形成的,是教育和日常生活培养的结果。

可见,性别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培养的结果,或者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而非生理方面的必然结果。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就是对基于生理差异的生物决定论的否定。

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概念,“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

”[3]而生物决定论在性别问题上的性别本质主义认为,两性及其特征是截然分开的,女性特征被绝对地归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男性特征则被归纳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考的[4]。

尽管与西方强调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斗争关系不同,我国传统的性别观念更倾向于视两性为协调互补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立场仍然是本质主义的,即把乾、阳、强、大等特征归为男性气质,把坤、阴、弱、小等特征归为女性气质,而且认为这些气质的形成都是天生的。

这就是深层次的性别成见,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无限扩大到社会领域,把性别等同于社会性别,结果得出了女性必定不如男性,而更适合承担家务劳动的荒谬结论。

这样的定位,完全印证了凯特・米立特(Kate M illett)在1970年提出的“性别权术”(sexual politics)理论:以性生理差异为借口,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无论是在政治结构、权力结构、历史发展、两性关系……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附属的、可被征服的和屈辱的地位[5]。

・1・二、大众传媒“敞开”与“遮蔽”功能并存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既是一种商业,也是一种社会文化。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它都不可能脱离性别的传统成见而存在。

一方面,只要社会中存在着性别刻板印象,基于商业化基础的大众传媒出于追求大众交流和认同的需要,就必然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对性别的理解、对性别角色、性别构成的等级和对不同性别的人的制约的文化成见;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大众传媒又是模式化的重要来源,具有建构性别意义或模式的功能。

比如,广告总是利用受众最熟悉的价值和前提,即社会中的优势意识形态来建构性别意义和模式,赋予女性漂亮、温柔、顺从等固定的特征,媒介对规范、角色、等级和制约的这种描述,常常会内化为受众的一种社会期待,最终会影响甚至控制受众的性别认识和行为。

因此可以说,男权文化孕育了媒介模式,媒介模式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头脑中的男权文化观点,并由此形成了性别歧视以及对性别歧视的无意识。

英国学者蔼理斯曾说:“带着雄性动物打扮的意味,什么时候女性才开始打扮呢?是女性失去了地位,需要哀求男人和让男人看自己时。

因此,两性中谁去打扮,关键在于两性的社会地位,即谁处于下风。

”要挖掘这种世界范围内传媒对女性形象的扭曲与异化必须追溯历史。

历史上,东西方妇女都曾是男性的奴役对象。

在西方,传统女性观的形成渊源有二:其一是古希腊哲学家以男性为中心的妇女观。

从《荷马史诗》中就能体味到古希腊的性别观念与妇女的从属地位:男子外出打仗、谋生,女子在家纺织、料理家务。

这种性别分工的划分在《荷马史诗》中俯拾即是。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更是借伊斯可马可斯之口提出了女性美德的标准,那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丈夫。

亚里士多德则说:“女人之所以是女人,是因为她们的身体缺少某些品质,也因为这些天然的缺憾而遭受痛苦。

”[6]毕达哥拉斯也说:“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

”[7]直至19世纪,尼采、卢梭和叔本华等都还有对女性贬抑甚至污辱性的言辞。

基督教文化的经典之作《圣经》是西方传统女性观的另一个重要渊源。

在《旧约・创世纪》中可以找到对女性的两个重大的负面评价:第一是将女性视为万恶之源,即认为人类最初的堕落是因为夏娃偷吃禁果所致,她是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罪魁祸首;第二是把女人看成是男人的附庸,她存在的理由是给男人做伴,耶和华上帝造出女人,仅仅因为男人“独居不好”。

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男权中心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男权社会的文化传统把男性塑造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并以其全部的性别优势承载着文明的命运,而女性则在随意的书写中被扭曲进时代的经典叙事里充当着工具和附庸。

”[8]在人类长达几百万年的原始社会形态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公有,妇女与男子的体质是一样的,他们一样负重、一样勇敢作战,在经济生活、氏族生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或者可以说妇女在社会上更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