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
摘要：世界遗产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金字招牌并非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原因恰恰是旅游者年复一年涌向这些遗产地的原因。
关键词：世界文化遗产；地球村；发展；作用
一、世界文化遗产终极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终极价值在2000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4次会议形成的《凯恩斯决议》中规定，除了还没有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外，所有国家每年只能有一项提名。
后来在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修正为：容许一国提名两项世界遗产，但其中有一项必须是自然遗产项目；并同时规定，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只接受四十五项世界遗产的申请。
这不仅反映了《世界遗产名录》已经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遗产保护的重要工作手段，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遗产的申报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各国申报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涨。
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产品供给”，《世界遗产名录》的价值只有在存在合适甚至高涨的需求时才会凸显出来。
而另一方面，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对《世界遗产名录》产生高涨的需求，也正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游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
其实，将世界遗产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金字招牌并非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原因恰恰是旅游者年复一年涌向这些遗产地的原因。
该组织公布的一项数字显示，在1998年，全世界就有近5亿人游览了552个世界遗产地。
国外学者对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32个遗产景点的研究发现，它们接待的游客量占所有游客量的84%以上。
经合组织于1999年实施的调查也证实了旅游与世界遗产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同能吸引游客的磁铁一般，世界遗产往往成为所在国（或地区）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
事实上，除了国际援助和政府拨款外，国外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保护资金恰恰来自于旅游收入，比如埃及的金字塔、罗马尼亚的别尔坦和它的要塞教堂等。
世界文化遗产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除了这种基于市场层面的价值认识之外，国际上对待遗产还存在另一个层面，即对其内在的文化及自然价值基于精神层面的认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的住宅重建和新
建，欧洲城市中的历史建筑迅速消失，历史环境被破坏，城镇历史联系被割断，特色在消失。
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对待历史建筑态度上的错误，意识到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和文化遗产作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突出作用，人们不仅保护文物建筑，而且开始着手全面保护城市中的旧城区，希望通过保存一些成片的历史街区，以保留历史记忆、保持城镇历史的连续性。
二、中国文化普及及发展
在中国这样地域辽阔、结构复杂和历史悠久的国度，既有大量、广阔和根基深厚的基层社区和民间社会，又有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上层士大夫阶级以文字文化为主的积累，很多文化传承不仅在基层和上层间密切互动，进而普及于全民，往往还有与域外文化发生深刻交流的情形。
因此，传承者的多样性和传承母体的多样性也都非常突出。
如在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传统里，既有工匠或艺人之核心技术、技能的传承，也有以血缘及地缘等组织形态所维持的各种历史记忆［19］；既有上层士大夫审美取向的持续影响，也有民间社会质朴的艺术传承，作为一组“文化丛”，其传承者的构成非常复杂。
尤其在需要某些特定技能的行业或领域，通过拜师仪式确立师徒制度往往是较常见的传承安排。
不仅特殊的信仰者群体，一些特定职业也经常会有各自特殊的传承［20］，如渔民、猎人、木匠、石匠、草医、风水师、说唱艺人、歌手和祭司等。
大多数民间传承都有一定的地方性特点。
地域社会或其内部的复数社区，可被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间传承得以滋生、扎根和延续的社会土壤、基本条件和传承母体。
在笔者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间传承的“保护”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都市化和人口流动等现代社会的基本动向已导致传统社区逐渐解体，并促使地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从而使以社区和地域社会为依托的文化传承机制难以维系。
中青年大量外流求职打工导致社区节祭无法正常进行，人口都市化使传统的生活方式迅速发生变异，现代的声光电娱乐逐步取代传统的娱乐方式，商业化侵入传统文化领域并导致其日益世俗化等等，其中以社区的解体或其结构性变迁带来的问题最为突出。
例如，广州地区满族的民间文学由于没有社区支撑，便自然地从在村落、家族等集体场合逐渐转变为仅在个体家庭内部传承，同时也由口耳相传逐渐地转变为“书面的口头文学”［21］。
显然，如何维系社区及其文化传承机制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项保护工作的关键，这也正是笔者主张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尽可能地保护在基层社区的理由［22］。
和基
层的传统社区不同，在以开放为特点的都市新兴社区里，知识的纵向传承远没有超越社区边际的横向交流来的更为重要和活跃。
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民族、地方或具体的基层社区里，一些具有危机意识和使命感的知识精英所致力于从事的文化遗产抢救和传承活动，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设立于1995年的丽江东巴文化学校以保护和弘扬纳西族东巴文化为宗旨，通过“办班”培养能够传承东巴文化的中坚人才，还分别编辑出版了纳西族象形文字、祭祀仪式、象形文古籍、传统工艺等多种教材［23］。
此外，丽江还有由纳西族知识分子主办的纳西语传承学校。
这些都是介于正式和非正式教育之间的文化传承试验，其效果如何有待检验。
此类尝试虽存在一些问题，如东巴文化的解释权是在东巴，还是在主持此类学校的研究者？东巴技能和知识的传承不在社区而在学校进行，这对东巴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过此类学校得以传承的东巴文化还是先前的东巴文化吗？无论如何，致力于文化传承的社区精英们的精神令人钦佩，是非常可嘉的。
三、现代文化和知识传承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大众媒体铺天盖地般地迅速占领并越来越彻底地重塑了几乎所有人的视觉和听觉感受，特别是照片、录音、录像、电影、广播、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等以翻新的高科技数字化通讯技术为依托的新兴的声光音像电子媒体，已经和正在越来越明显地以大量信息的即时处理和传输改变着世界规模的整个人类社会，自然它们也为文化和知识的传承提供了全新的载体、机制和可能性。
它们不仅使远距离、跨时空的音声、映像、各种文字符号和信息的大量（甚或过剩）与永久存储及迅速传递成为可能，还在相当程度上不断消解着口头传统、文字阅读及书承的权威性（正如“读图时代”这一用语体现的那样）。
显然，口承、书承的意义日益被相对化，其在文化和知识传承的信息总量中所占比重也急剧降低。
可以说，以间接、不在场、跨时空和针对不特定多数等为特征的声光音像电子媒体，一方面使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和对事物的学习及评价方法再次发生极大转换［27］，另一方面，却也进一步导致口承传统的历史断裂及其文化享有者深刻的认同危机。
虚拟甚或现实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地球村”，在网络时代逐渐成为可能。
同时，民族国家内部基层传统社区的边际则日益趋于暧昧甚或走向瓦解，新的社群层出不穷，文化的代际传承因为知识和信息迅猛增长和获知方式的变迁呈现出混乱的局面。
在被各种信息淹没及知识被迅速电子化和数字化的当代，人们通过现代媒
体获得知识与信息的途径已逐渐成为一种常态，这直接导致传统知识权威的重要性下降，促使新知识权威不断产生。
同时，日益被边缘化的基层传统社区（村落、乡镇）的知识和文化传承发生断裂，也促使各种以此类社区或地域社会为依托的多少具有传统属性的生活方式、交际方式、娱乐方式及各种民间艺术品类因濒于传承危机而成为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世纪70－80年代收音机与电视机的迅速普及和大约同一时期乐亭大鼓艺人与听众的迅速减少［28］，或许堪称这个巨变过程的一个典型缩影。
正如汉字已被电脑技术信息化所意味的那样，文字和书承方式只是被包涵而并非被彻底摧毁或取代。
同时，信息社会里也在不断产生着大量新的很难简单地用口承、书承等定义分类的文化，如口头创作的校园故事、政治笑话、乡间野史、当代民谣等，它们进而借助电子网络广为流传。
不仅知识的生产，就连文化的表述形式和工具，也都有很多新的变化与发展。
电子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使文化传承及所谓无形文化遗产的存储性“保护”获得了有力的手段，如音像的数字化处理等，这也为口承与书承在新的条件下拓展了新的存续或再生空间。
但严格来说，把口承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化、音像化、电子化和数字化，固然也是一种“保护”，却未必能从根本的传承机制上化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危机。
四、总结
通过电视屏幕和因特网检索，现代社会的青年有可能了解到丰富的有关民具、民俗和各种民间传统节庆的知识，甚至海外其他民族传统文化的信息，但他们大都缺乏有关民具、民俗和传统节庆的生活体验和身体记忆，或只能停留在模拟体验式或观光式的浏览层面，这是因为他们远离口头传承和行为传承所需扎根的具体社区，缺乏社区生活经验。
总之，现代声光音像的电子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尚是一个有待继续观察和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