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读书报告初中时代上历史课，知道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大约出现在明朝中期，但是书中却没有深入探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

在老师列的书单中偶然发现这本深入探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书，我认为本书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英国是如何从封建主义慢慢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角度。

这对我们思考中国的发展是有较大的益处。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曾经是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焦点是明中叶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

而西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国际大讨论不存在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资本主义是何时和如何起源的。

中国和西方围绕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讨论在有些方面是相似的，比如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及其表现；有些则是相反的，比如前者考察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即制约因素），后者探讨何为西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动因。

戴尔教授这本书研究的立足点既不是新人口论的经济史，也不是希尔顿式的劳动者反抗压迫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经济社会史。

他在方法论上吸收了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将中世纪中晚期作为转型时代进行长时段考察，将社会基础即普通人作为观察历史变革的主要对象。

在具体历史层面，经济社会史将经济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从更宽广的范围考察中世纪中晚期的历史变迁。

戴尔教授这本书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何时产生的，以及为什么明中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结果等似乎已是“假问题”，因为中国从秦汉至明清是否是封建社会，以及这种社会的现代化道路问题都还需要研究。

其次，转型问题还有更宽泛的内涵，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工业革命后，英国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借鉴英国的发展历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最终都要走向现代化，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第一章一种新中世纪观我们可能发现第一章的题目有点故弄玄虚，而作者只不过想为一种新的中世纪观描绘出一个梗概，一种关于那个时期值得注意的观点，为我们提供另一种选择和正确的视角。

这一新中世纪观与文化史家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得出新的领悟所构建的新中世纪观有点儿关联，但与另一种由一群德国哲学家所极力提倡的将之视为下一历史阶段的新中世纪观无关，因为他们只不过借现代的非个人的和个人主义的精神来发泄他们的挫折感罢了。

作者选择此题目的部分原因是想激起非专业人士的好奇心，其目的之一是要在中世纪史学家与现代史学家之间建立联系。

而实际上，作者的课题之一就是要比较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与1500 年后几个世纪的经济社会史之间的相似性。

这里提到的中世纪是从400 年到大约1500 年，作者将主要探讨的中世纪晚期始于13世纪，通常人们认为它终于1500年左右，但作者的研究将推进到16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

“旧中世纪观”，或者说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对中世纪的阐述描绘了一幅经济衰退的景象。

这一历史时期可分成三个不同阶段。

经济增长大约持续到1300年。

那是一个人口增长、居住地的数量和面积扩大、农业用地尤其是耕地面积增加，以及产量增长的年代。

12-13世纪经历了商业经济的拓展，城市的数量、规模和财富不断增长。

1200-1300年，货币流通量扩大了一倍多，物价上涨。

大领地上的收益有时增加三倍。

然后，第二阶段进入充满危机的14世纪，体现为1315-1317年的大饥荒，各种流行性传染病，尤其是1348 - 1349 年的黑死病。

在这一阶段，大部分的上行运动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发生逆转。

第三阶段从14 世纪晚期持续到16 世纪早期，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而又充满矛盾性趋势的时期，可以同时用“这是一个经济衰退的时期”和“这是英国农民阶层的黄金时期”来描述。

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的技术水平落后于欧洲大陆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各种发明和新方法经常是从欧洲大陆传到英国，有时甚至是从东方国家传过来的。

或许在采矿、金属冶炼、火药的使用、造船技术及造纸术方面确实如此，但是有些新观念首先在英国萌芽。

比如风车，它不是从东方传到北欧来的，而是于12 世纪末在北海沿岸几乎同时出现。

诺福克、林肯郡及约克郡东部那些擅长制造水车和船的木匠们完全可以设计风车。

在集约型耕作技术方面，用种植豌豆和豆科植物等饲料作物来减少体耕地的做法同时出现在诺福克的北海海滨地区和弗兰德斯表明，在相似的环境中会有相似的进步。

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和城市影响的加强，不同国家的务实的农民通过试验和失败获得同样的技术。

作者没有将中世纪晚期理想化，没有采用前一个世纪将中世纪看成一个安全的、公社的、给予普通人尊严的绝对肯定的观点。

作者承认中世纪也存在一些重大的局限，如生产力水平低、人均寿命短、对财富和权力的获取极度不平等。

但是为了避免这些完全支配我们对中世纪的整体看法，作者从结构、交换、危机和社会控制方面出发来重新定义“新中世纪观”的某些特征。

总的来说，这一“新的中世纪”是一个灵活多变的时期，经历了13世纪的商业化进程，从14 世纪的危机中崛起，对变化的容纳能力更强；削弱了的贵族，流动而又较少受到限制的农民以及生机勃勃的工业和城市。

这一时期的许多特征，从家庭结构到耕作方式，与16 、17 世纪盛行的结构和方式十分相似。

作者对中世纪经济和社会的新阐释该如何影响人们对“从封建主义转型到资本主义”的争论的重新评价呢?一种反应就是以前那些相关的争论都已经过时了，不存在什么转型时期，因为“新的中世纪”明显地就是资本主义，有着发达的市场，缺少领主权、共同体或家庭的严厉控制。

那些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于中世纪晚期的人，使用着一个并不确切的资本主义定义，并且常常以各种意见和心态作为基础。

他们假设的意思是说，一位13世纪的农民在拥有了5英亩土地之外再买了半英亩土地，就是为了谋求利益，因此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而实际上，这块额外的土地只是用于家庭消费，也就是说拥有这份面积得到扩大的持有地田产的佃户每年只需为他人干80 天的农活或手工活，而不再是100 天了。

第二章共同体和个人在这一章里，作者的目的是：第一，揭示长久以来集体利益和个人财产之间的界限一直在变化，同时表明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不仅局限在1350 年或1500年之后；第二，论证个人利益侵占集体权利的传统观点，将比较复杂而又矛盾的各种发展趋势过于简单化了；第三，强调不能过于鼓吹领主的作用，因为“私有化”的压力大都来自底层。

本章从家庭与家庭生活的历史开始，然后转向公地和各种共同体。

变化首先从商业较活跃的东盎格利亚开始，然后传播到其他地区。

受个人利益的驱使，人们依靠土地市场而不是家庭纽带来建立自己的持有地。

儿子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帮助自己的父亲，通常也不再看重彼此间的亲子关系。

领主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的佃户，他们只能做出无力地努力阻止迁徙，不再能影响持有地的继承，这也削弱了家庭纽带。

不过，作者描述的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或小型的、自立的核心家庭的崛起并不是全部历史。

农民们将地产传给自己的继承人或者参与买卖土地，因为他们的行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是他们也受领主、家庭义务和邻居们的影响。

追求个人利益的程度随地点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很难在考察土地市场演变的基础上得出这一时期见证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连续线性的发展的结论。

土地控制是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

私人财产和集体利益并存，二者之间有时和谐一致，但更多的是竞争。

整个中世纪里，公地和分散持有的土地或圈地并存。

与此相反的趋势是个人圈占公共牧场进行耕作或是专门放养自己的牲畜，它在12 世纪蓬勃发展，到13 世纪早期被视为导致严重冲突的一个来源。

这是垦殖运动的一部分，常被看成经济增长的积极象征，并受到人口，增长、农业增收和土地增值的影响。

然而，一个人的境况得到改善就意味着他邻居们财产的损失。

共同体维护自己牧场的“暴力行为”构成历史上感人至深的一幕。

一些零星的关于剥夺放牧权、拒绝通过森林的权利，以及阻碍通往大路的通道的起诉，明显地反映出人们试图保留许多当地人的公共权利，原告们往往代表着支付律师费用的一群佃户或是整个共同体。

当一个人为许多人的公共权利挺身而出的时候，令人疑惑的是共同体保护公共放牧权的出发点乃是基于许多个人的经济利益的总和。

在黑死病前的土地使用情况，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对话在进行中。

在实行敞田制的村庄里，各种紧张关系包含在一个抑制与平衡互存的复杂体系中。

在村庄密集地带以外的地区，对公共牧场的圈围引起更多明显可见的利益冲突。

领主被卷入冲突当中并可以看到他们在保护圈地者，因为后者代表了更多的佃户和更多的地租收入。

但是，不管是进行圈地还是反对圈地，或是调整公共资产的使用，许多创新都来自农民自己。

在实行敞田制或存在“老圈地”的地区一般都实行公共放牧，个人通过喂养超过习惯限额的牲畜来损害与邻居共享的牧场，从而侵犯别人的利益。

其他拥有公权的人将放牧权出租给屠夫和牲畜贩子这样的外来者，这也限制了邻居的放养量。

15世纪不断重申村法的举措表明，整个体系一直在经受着农耕实践中产生的变化的考验。

在个人的自私行为和对集体利益的保护之间一直存在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令人焦虑的水平。

对大多数中世纪晚期的村庄来说，所有的这些发展都是由农民自己促成的。

在经济压力下，个别农民们试图改变他们的耕种方式，而他们的邻居们则反对这些行为，或以个人或以某些更协商一致的方式将他们告上庄园法庭。

陪审团对这些起诉作出判决，同时作为“封建效忠仪式”的代言人，他们在制定新村法或重申旧村法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领主的作用在于使法庭具有解决纷争、发布新村法并听取陈述的功能。

领主们主要关心的是维护良好的秩序和保护自己的地租收入，而不是去促成或阻止变化的产生。

第三章权威和自由最能体现领主们从自营地和佃户们身上获利的是他们不断增加的收入，从1200 年左右到14 世纪早期，他们的收入通常翻了一番。

例如，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小修道院的年收入从1200 年的1406 英镑增加到1331 年的2540 英镑。

这种领主权无处不在、处处占上风的情景部分是由领主们自己档案的歪曲镜像创造出来的。

关于领地经营的专著在前言中极力声称领主的财富与权力，但随后对如何对付不忠诚的官员、不忠诚的仆役及恶毒的雇工所提出的建议往往使现代读者心中疑云顿生。

领主们被告知，为了维护自己的收人，必须时时警惕。

当然，领主们都是显赫的人物，拥有自己的法庭和大笔的收入，在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对领主的作用做出正确的判断。

甚至在13 世纪，领主们也会发现自己常处于严重的财政困境中。

不仅乡绅债务缠身而迫不得已将自己的地产卖给修道院，而且也有相当多的修道院由于无能的修道院长或遭受严重的学痴瘤的侵袭而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