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基础概念（一）
沃尔特·李普曼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

李普曼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提出了“我们头脑中的图像”的观点，把观念现实和客观现实最早做出了区分，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

该书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他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拟态环境”和“刻板成见”。

信息论
信息论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

其创始人申农（Claude E.Shannon），又译作香农，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电信工程师。

194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文《通信的数学原理》，1949年又发表了《在噪声中的通信》一文，这两篇文章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

他将用于物理学中的数理统计方法和概率论移植到通信领域，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从而提出了信息的概念，并从量的方面描述信息的传输和提取问题，提出了信息量的数学公式，也提出了通信系统模型和编码定理等有关理论问题。

信息论在产生后的几十年里与其他学科互相渗透，于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形成了信息科学。

信息论为传播学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概念，同时申农与韦弗共同提出的传播过程基本模式——数学模式，开辟了以图解方式建构传播模式的先河，提出了如“噪音”以及由此产生的“冗余信息”等课题，给予传播效果研究不少新的启示。

信息论与控制论、系统论一起，成为当下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学科体系。

控制论
美国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1948年发表代表作《控制论》一书，1950年又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对控制论做了通俗的阐述，被称为“传播学的另一位伟大工程师”。

控制论是关于系统内秩序维持的一般法则的科学。

维纳认为，任何系统（包括物理、生物和社会系统）都是按照一定的秩序运行的，但由于系统内部以及环境中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和随机的偏离因素，因此任何系统都具有从有序向无序、从确定状态向不确定状的变化倾向。

为了保持系统的正常运行和系统目标的实现，就需要对系统进行控制。

60年代后，控制论逐步成为一门比较完整的科学被人们普遍接受。

对传播学来讲，控制论的主要意义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它提出了“反馈”这个概念，使得传播学研究摆脱了单向、直线的建模倾向（所谓反馈，就是将输出回输到系统中去，反馈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

）其次，从控制论的角度考察传播，可以认为传播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

文化工业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范畴之一。

阿多诺在与霍克海默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主张用“文化工业”代替“大众文化”来表示现代大众传媒及其传播的流行文化。

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而是商品，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市场上销售的可替代的项目被生产出来，其目的是为了交换和实现商业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正的精神需要。

概括而言，文化工业这个概念的批判性含义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文化工业以艺术为名义，兜售的其实是可以获取利润的文化商品，使大众的闲暇时间变为另一种被剥削的劳动；其二，文化工业具有浓厚而隐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人们忘乎所以地享受文化快感时，隐蔽地操纵了人们的身心乃至潜意识活动。

它是一种使控制变得更密不透风，使统治秩序变得更坚固的“社会水泥”。

这个概念暗示了现代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表明它不过是商品生产与消费体系的产物。

霍尔模式
又称为“编码与解码”模式，出自霍尔的《电视话语的制码与解码》一文。

他在文中指出，电视话语的生产和流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阶段，即“编码”阶段；“成品”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电视作品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节目也成为一个开放、多义的话语系统；第三阶段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即观众的“解码”阶段。

观众必须能够解码才能够获得“意义”。

霍尔提出了三种解码模式，即著名的“霍尔模式”：（1）“支配—霸权立场”，指受众（解码者）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讯息；（2）“协商立场”，指观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协商过程中；（3）对抗式的解读，指观众能够看出电视话语的“制码”，但得出的解读意义却与文本（编码者）的愿望格格不入。

“霍尔模式”表明，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

此外，霍尔的理论对传统的文化研究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体系，即转向对解码者的民族志的研究。

后来的莫利和洪美恩的受众民族志研究都是在霍尔所开创的理论视角下进行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学的批判研究取向之一。

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就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传播现象。

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

从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传播，就是考察人类传播活动中，对传播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控制、如何分配传播过程所制造的产品，以及依占有、控制和分配的形式而形成的人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政治经济学研究把人类传播，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里主流媒体的传播首先看成是一种生产活动，它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是由其对媒介的所有权所决定的。

所有权最终决定了信息和文化产品的形式和内容。

因此，传播研究应首先着眼于媒介的组织和经济活动。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有美洲的斯麦兹、席勒、莫斯可、乔姆斯基，以及法国的马特拉、英国的加汉姆、默多克、戈尔丁等。

地球村
麦克卢汉最早提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

由于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用部落化（口头文化）、脱离部落化（拼音字母和印刷）、重返部落化（电子媒介）来隐喻人类传播史。

他认为：在口语文化时代，人的五官可以同时受到刺激，感官处于平衡状态。

而文字和印刷技术的兴起冲破了部落文化中的感官平衡，使视觉功能凌驾于其它感官功能之
上，人们也养成了单独阅读和思考的习惯，这促成了行为与思考方式的个人化发展，他把这称为人类社会的“脱离部落文化”阶段。

而电子媒介的出现，成为人类脱离部落文化以来长期失落的“感觉总体”和“感官平衡”重新恢复的工具，使得人类社会“重新部落化”。

广播、电视、卫星等传播技术的应用，使得信息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传遍全球，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即所谓的“地球村”。

地球村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加强，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要素形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地球村”的概念正确地指出了当今世界信息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也称信息化社会，指的是脱离工业化社会以后，信息将起主要作用的社会。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是主要资源，所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逐渐取代工业生产活动而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

信息社会的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最早提出来的。

使信息社会这个词汇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普遍影响的是美国社会学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以及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三部著作的出版，它们都是从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出发来分析信息社会到来的必然性的。

芝加哥学派
美国早期社会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哲学家杜威、社会学家库利、米德、帕克等人，他们主导了美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并为传播学的初期发展和后来形成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学者中，库利（发展出了“镜中我”和“首属群体”的概念）、米德（提出了“主我”与“客我”）、帕克（阐述了“社会距离”的概念）继承了齐美尔关于社会化的思想，在关注社会整体的同时将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焦点，并系统地阐述了符号互动论。

杜威确立了实证哲学，相信科学实验能够为认识世界提供基础。

芝加哥学派为美国社会学的研究奠定了经验的基础，赋予美国社会学一种应用和改良的影响，并开展了早期的传播效果研究（关于电影对儿童影响的佩恩基金会研究）。

电视暴力假说
电视暴力研究是针对电视普及以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暴力内容过多，可能会给社会特别是缺乏辨别力的受众造成负面影响而进行的。

关于电视暴力效果的研究，有三种假说：第一，净化作用假说，认为媒介的暴力情形替代性地表述了人们内心的暴力倾向，因而观看点是暴力文本可以降低采取实际侵犯行为的冲动。

第二，模仿假说，认为人们从电视上习得了侵犯行为，然后再到现实世界去模仿实施。

第三，免除抑制假说，认为电视降低了人们对侵犯他人行为的抑制。

尽管电视暴力与客观世界暴力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证明，但学者们始终坚持其中存在的某种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