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

弟子冉有曾向孔子请教治理之道，孔子回答对老百姓要“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再回答：“教之”（《论语·子路》）。

富之、教之，这就是孔子给出的治理之道。

《管子·小匡》中也有类似的思想：“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

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

”发展经济使“民富”与通过教化使民“有礼”，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的两个基本内容。

发展经济以保证民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

孔子提出民生保障体系的目标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管子·枢言》则将民生保障体系表述为“爱之，利之，益之，安之”。

实现民生保障体系的途径是“富民”，《管子·治国》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富民”是推行仁政教化的经济基础，孟子将该基础称之为“恒产”，有了“恒产”，才能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矣。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孟子·梁惠王》）《管子·牧民》更是明确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恒产”与“恒心”相结合，中国古代社会才能出现诸如文景之治、贞观盛世的繁荣盛景。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以民为本，施政以仁。

保住民生底线，是中国
古代社会能否维持长治久安的关键。

在一个朝代的末期之所以出现农民起义，大多是因为官僚地主兼并土地而导致失守民生底线造成的。

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明史·张居正传》），张居正的改革也是从抑制土地兼并入手以改善民生。

纵观中国古代史，民生状况是影响朝代更迭兴亡的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