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的悲剧性精神内涵语文教育专业2009级2班作者：陈燕微摘要：中国古典悲剧富有团圆之趣，始终表现为对社会实践中善与恶的伦理评判，寻求对现实缺憾的弥补。

对于中国古典悲剧的观察，我们不能单凭大团圆结局的结构来抹杀中国悲剧的悲剧性精神内涵。

只能说中国古典悲剧的创作深受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中和思想，佛家的因果报应，这样中国悲剧呈现出美满的大团圆局势，大团圆结局就是调和矛盾、获得虚幻的精神满足的最佳方式。

关键词：悲剧；团圆结局；心理补偿；实现正义中国古典悲剧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悲剧极力追求善恶有报的圆满结局，几乎没有西方所崇尚的大悲大痛的“单一结构”，也没有把悲剧的答案留给观众去完成的无结束性结局，而是“一线到底”，转逆境为顺境，把剧情的底彻底留给观众，不让观众走出剧场还为剧中人物而揪心，而是带着一种轻松心情回家。

如果用西方悲剧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悲剧，那么，中国悲剧常常不是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悲剧，即在巨大的毁灭中揭示出社会实践中某些无法逆转的必然性，显示出人性的尊严和力量可能达到的高度，追求人性的超越。

中国古典悲剧体现的是对正统道德的肯定和宣扬，始终表现为对社会实践中善恶的伦理批评，寻求的是对现实的缺憾的弥补。

它的价值存在于对现实人生的慰藉中，从而形成悲剧品味的世俗性、悲剧情感的中和性、悲剧结局的圆满性。

一、悲剧的团圆是不真实的西方戏剧学者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不可能实现或者是心灵的纯真愿望最终破灭，只有毁灭或是牺牲才是悲剧，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艺术。

”对于中国的大团圆现象，鲁迅又用他犀利的文字指出，“大团圆”模式的本质是瞒和骗是中国国名性弱点在艺术上的反映[1]。

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以为大团圆结构是中国国民不敢正视缺陷，自欺欺人，盲目乐观的结果，起了瞒和骗的消极作用，是一种虚假的行为。

但是，又有学者认为，善恶有报的悲剧以顽强的抗争精神催人奋进，通过圆满的结局让人看到光明前途和胜利的希望，它体现了“中和之美”，是中华名族坚忍不拔、善良乐观、不愿屈服的优良品质的艺术体现。

应该说，大团圆的悲剧结局不是可以用绝对的好与坏去评定它，一方面它确实体现了一种乐观的精神，有鼓舞斗志，使人健康向上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它又很容易使人陷于自我麻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泥沼中，被虚幻的美丽蒙骗了双眼，看不到血淋淋的真相。

这种欺骗主要是由于现实生活是很难找到这种大团圆的，它与现实、剧情不完全吻合，具有不真实的可疑性质。

（一）与社会现实不一致中国戏曲悲剧的真实和西方古典悲剧所要求的真实是不相同的。

西方古典悲剧以“摹仿”说为基石，把美与真结合起来，要求悲剧作品逼真地在现实生活，以帮助观众准确地认识生活的真实面目，这是西方古典悲剧的一个长处。

[2]中国的的古典悲剧则是以“言志”说为基石，重在表现真实的思想感情，把美与丑结合起来，要求剧作家不要过分拘泥于真实生活。

所以，中国古典悲剧所追求的不是生活形态的真实，而是道德感的善。

现实的真相在中国戏剧舞台上被披上一层浓浓的理想色彩，现实明明是颠倒残酷，戏台上却是善恶分明、报应昭彰。

鲁迅认为，悲剧要致力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不幸，它会引导人们去思索产生痛苦与不幸的原因，如果悲剧作品能揭示出人们所为能察觉的社会原因，其思想内涵就深刻有力多了。

然而，中国悲剧没有完全地把悲剧的全部真相抖出来，而是采用了大团圆结局的形式来粉饰现实，这种粉饰做法，是中国古典悲剧对现实残缺的一种回避，一种自愿的补救行动。

正视缺陷是采取补救行动的前提，如果以为现实跟舞台上一样一切圆满，人们就不会采取补救行动去改变社会现实了。

（二）与悲剧内容的真实不和谐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中，经过各种较量，虽然付出了并将继续付出惨重的代价，同时也取得重大的胜利。

人类在斗争中必然产生各种真实的情感，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带来的欢乐是真实的，遭受到的失败、痛苦也是真实的，甚至比欢乐更来得深刻、真实。

中国古典悲剧在表现人类在同异己力量的抗争取得胜利，同时也描写了人类在为这胜利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因此，不管他的冤情最终是否获得昭雪，是否达到复仇的目的，恶人是否受到惩罚，他的悲剧已经构成。

尽管悲剧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却不会给人现实一切圆满的错觉。

例如《窦娥冤》的窦娥遭受到邪恶势力的残酷杀害，她死后化成鬼魂进行反复抗争，终于平反冤情幷惩治了恶人。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她的不幸已经比可能挽回。

我们在一片团圆声中总能听到一丝不和谐的音调，总能感到一些不满足和遗憾，因为这里的悲剧已经很难回到真正意义上的团圆了。

看完《窦娥冤》的鬼魂报仇。

《清忠谱》的阴间讯奸。

虚幻世界的延伸，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悲剧的真实性。

它是对悲剧冲突的艺术解决，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是不理想的，不可能为人们提供显示理想的机会，于是便有了假的世界的出现。

它是虚幻性使悲剧不能够客观真实地展现生活的本质，不具备有真实性的说服力，显得过于牵强。

中国戏剧悲剧和西方悲剧的表现形态是不一样的，中国戏曲悲剧大多采用善恶有报的双重结构，悲剧的结局，普遍追求一种“团圆之趣”，在悲剧拉下帷幕时总来个光明的结尾，在黑暗中透出些许亮色，散发出一种余韵之美。

相反西方的古典悲剧采用的是“一悲到底”的悲剧，追求保持悲剧快感的独立性。

悲剧结束留给观众的是遗憾，痛感，而不是欣慰。

西方也有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悲剧作品，但那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悲剧作品都以不幸为结局。

在西方，善恶有报的大团圆结局被视为第二等的结局，它不符合现实实际，只是对观众“软心肠”的迎合。

它的悲剧效果与悲剧所要求的“痛感基础上的快感”是相反对立的，而且取消了悲剧快感的独立性冲淡了悲剧的激情。

亚里士多德所认为，以不幸的结局收场是悲剧的重要特征。

悲剧是惨痛的是疼痛着的美丽。

对悲剧而言，只有疼痛才是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

在团圆结局的悲剧在给人们带来精神的渴望、心灵的净化的同时，也相对削弱了悲剧原有的真实性和深度，使悲剧缺乏了对显示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现实的力度。

二、大团圆是满足惩恶扬善的心理安慰勾栏瓦肆、乡村草台的戏剧一直是中国民众的“娱乐场所”、“精神中心”。

在那里，愤怒不平可以一吐为快，痛苦忧愁能得到抚慰排遣，上智下愚、妇孺老弱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

因此，有人把中国戏剧舞台比喻成“道德法庭”，在这个法庭上，是非善恶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为美者苦尽甘来，终得好报，造恶者多行不义，终得恶报。

惩恶扬善迎合了中国劳动大众的精神需要，满足被压迫人民道德情感的需要，成为民众抒愤吐志的有力工具，是下层社会人民的精神避难所。

为了宣扬惩恶扬善的伦理信条，以满足惩恶的心理倾向，中国三典悲剧在开头部分先描写生活的苦难和命运的悲惨，在观众心里投下揪心的阴影，可到了最后总来一个大团圆。

在这里，不仅大团圆逐渐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惩恶扬善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要求。

悲剧通过大团圆，驱散了悲剧的阴霾，让观众的悲剧审美心理得到缓冲和补偿，道德情感得到限度的满足，这种满足有两种情况：（一）借助神鬼力量中国古典悲剧本质上属于平民的悲剧，悲剧人物多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弱小人物，与之对立的恶人却是位高权重，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庇护和纵容，力量的悬殊，善良弱小的小人物必然遭受致命的迫害。

面对巨大力量的迫害，人民大众深陷于被动的困境，于是，他们把惩治恶人的希望寄托在死后的世界。

活着不能战胜那些权豪势要、流氓地痞，死后到了阴曹地府也一定要报仇血恨。

神鬼世界为人们实现惩恶扬善提供了无限大的可能，是推动悲剧都有虚幻世界的出现，虚幻世界里的神鬼是人们意志表现者，它是理想、绝对的，它被人们赋予了神奇的力量，是凡间任何人无法与之抵抗的，它能帮助人们实现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除了借助神鬼力量以惩恶扬善的社会悲剧以外，许多爱情悲剧也利用这种力量来追求“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爱情有。

如《长生殿》中的杨玉环由人而鬼，又由鬼而仙，终于在月宫与李隆基团圆。

冤魂复仇、神灵报应炎类的剧作，含有鬼神迷信的成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一种宿命论的观点，这与中国儒释道古典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这些悲剧作品旨不在于宣传鬼神迷信，而是借助鬼神这一超自然的意象来整顿人间的秩序，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惩恶扬善，正义必胜的良好愿望。

（二）仰仗清官借助鬼神的力量，虽然可以使被压迫人民积压在胸的愤怒、苦闷之情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但阴曹地府何处寻觅？既然人们相信“天地鬼神赏罚不贰，善恶有报如影随形”，可为什么现实生活总是“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神鬼力量尽管不可超越，却显得那样虚幻、遥远，它只不过是一种精神寄托罢了，根本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

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劳动大众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成为审判善恶的法庭，便是为老百姓伸张正义、刚直不阿的青天大老爷。

清官戏是封建专制社会中穷苦百姓有情不得申、有怨不得理的产物。

在封建社会中，社会是黑暗腐朽的，《窦娥冤》借助贪官桃杌的口直接揭示了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衙门自古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生活于水深火热的劳动百姓企盼清宫出来主持会议，所以，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了一批为民做主、廉洁修身、伸张正义的清宫形象，其中最为人知的便是包公。

《鲁斋郎》中鲁斋郎是个权势欺人、罪大恶极的人，但他却得到皇帝的信任和庇护。

包公冒着欺君的罪行智斩了鲁斋郎，深得人民的欢心。

清官是人民塑造的美好艺术形象，他们是民间道德、情感愿望的体现者和劳苦大众利益的维护者，他们执法如山，为民做主，使法律的天枰偏向于人民，带有浓厚的封建民间道德色彩。

同时，我们看到，神鬼力量是虚幻、遥远的，清官又何尝不虚幻？现实中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如果人民把惩恶扬善的希望都寄托在清官身上，就无法唤醒人民自我抗争的意识，无法找到改革社会的可行性方法了，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统治制度。

其实，无论是借助鬼神力量还是仰仗清官，都是为了达到善恶需有报的目的，达到心理状态的一种平衡。

它所带来的大团圆很大程度上只是作者及台下老百姓对社会生活的态度的一种反映，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要求、愿望。

三、实现正义的胜利其实，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在传统观念中能够激发崇高情感的动力，首先是来自伦理的要求，如康德所说，崇高感需要的是道德诸观念的演进发展。

西方古典悲剧中如俄狄浦斯、哈姆雷特等悲剧人物，他们的悲剧命运与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血统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参与了悲剧的酿造，如俄狄浦斯的杀父娶母行为。

但他们都勇于承担，通过自我惩罚与牺牲，解决了生存的困境。

悲剧中的悲剧主人公虽然是不幸的，但在个人的不幸的背后存在着肯定其主体价值的更高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也反复强调，悲剧要考虑到“满足我们的道德感。

”那么，我国古典悲剧是如何“满足我们的道德感”呢？这种方式便是通过大团圆结局实现正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