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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摘要: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某些贵族知识分子,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但因为远离人民,不能有所作为。

“多余人”具有复杂的性格,有独立的人格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但往往也具有一定的性格缺陷。

他们试图改变俄国,有一种救国救民的使命感。

奥涅金,别尔托夫,毕乔林,罗亭,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俄罗斯历史文化并且阐释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关键词:俄国文学多余人贵族知识分子
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们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

如赫而岑所说的,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站到人民方面”,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多余人”。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而岑《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罗亭》里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的代表。

奥涅金是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

他有过热情和梦想,可是他既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又找不到出路,因此热情消失了,梦想破灭了,只能整天无所事事,通过舞会,剧院,醇酒和美女填补内心的空虚。

他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批判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

毕巧林是俄国文学史中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

毕巧林富有
教养,精力充沛而又智慧过人。

庸俗空虚无聊的生活使他抑郁苦闷,失去了爱情和友谊后,他在通往波斯的旅途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毕巧林的“恶习”和他的悲剧人生经历引起读者的批判谴责,叹息和同情。

别里托夫和罗亭是第二代“多余人”的代表。

《谁之罪》以三个青年的消沉苦闷告终。

贫寒的大学生克鲁采费斯基和将军的私生女柳邦卡恋爱结婚,离开将军的庄园,过着独立平庸的小康生活,贵族青年别里托夫闯进他们的家庭,和柳邦卡相爱,为了避免破坏别人的家庭而远走国外。

别里托夫对社会不满,希望能有一番作为,但是脱离实际,一事无成。

罗亭是莫斯科大学的毕业生,受到过进步思想文化运动的影响,曾留学德国,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超群的雄辩的才能。

他挣脱了利己主义思想的羁绊,而热烈地呼唤“消除顽固的私心”
“牺牲自我来为大众谋福利”。

但他一个“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是无力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现的人”。

他以自己思想的力量征服了娜塔丽娅,竟没有勇气去接受她的爱,甚至还劝说她去向周围的环境“屈服”。

奥勃洛莫夫也是“多余人”这类人物。

他是一个典型的地主,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躺卧中度过的,庸碌无能,每天昏昏欲睡,甚至于做梦也梦见睡觉。

他不能集中精力思考任何事情,没有能力处理生活中的小事务。

他也曾和贵族少女奥尔迦相爱,但终于和房东寡妇同居,在颓废中死去。

奥勃洛莫夫毁于“奥勃洛莫夫性格”,就是农奴制生活方式养成的惰性。

列宁曾多次引用这一形象来批评苏维埃社会中某些停滞的现象和一些人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

“多余人”形象也反映了知识分子问题。

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深深地植根于东正教传统。

丘特切夫说过:“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

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

”俄罗斯文学带有很多道德特点和潜在的宗教特点。

俄国知识分子把生命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不满足于物资生活,而注重精神的修养和道德的完善。

他们常常思索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并且因为生活的无意义而苦恼。

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对于人生意义的执著追问,这也是“多余人”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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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贾曼(1987.04—),女,山东嘉祥人,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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