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曲靖镉污染事件的民事诉讼法之思考09法学一班姓名：刘新学号：20092010112云南曲靖镉污染事件的民事诉讼法之思考2011年9月，云南曲靖发生镉污染事件，周边群众的生命健康被严重威胁，而其附近的兴隆村是闻名的“死亡村”，每年有6至7人死于癌症，一名患肺癌晚期的村民依照偏方生吃臭虫来缓解病痛。

而一场特殊诉讼就发生在此事件之后，而原告既不是因癌症失去亲人的村民，也不是被铬渣毒死牛羊的邻里，更不是以南盘江、珠江为饮水源的沿江居民，而是和污染企业“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自然之友”和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

被告就是因铬渣污染而被媒体持续曝光的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和其关联企业云南省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

这起诉讼于2011年10月19日在云南曲靖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在这起民事案件中，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行使诉权，对被告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和其关联企业云南省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提起诉讼。

在民事诉讼中，“诉”是提起诉讼，行使诉讼权的前提，根据诉的构成要素，须有诉的主体，诉的客体和诉的原因。

诉的主体中包括原告和被告，诉是原告提起的，其目的主要是请求法院利用审判权来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并且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起诉条件必须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因此由此看出，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作为原告，其直接利害关系并未有实体上的损害，并不能构成民事诉讼法上的原告，即没有原告资格。

因此从诉的构成上看，诉的主体并不完整或是有瑕疵的主体。

从诉的客体上看，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应为体现当事人提起诉的目的，而提起诉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民事权益，而这种民事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可以看出必须有直接利害关系。

因此，诉的客体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是有瑕疵的，并没有权利受损的基础。

最后从诉的原因来看，即权利发生事实，支持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并使特定化或具体化。

本案中，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并没有权利发生的事实，而且其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有瑕疵，无法使诉讼得到具体化。

“诉”的构成要素均满足方构成“诉”。

而诉作为行使诉讼权的前提，既然“诉”并不能构成，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作为原告向云南曲靖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被告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和其关联企业云南省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就显得于法于理都站不住脚。

换言之，作为云南曲靖镉污染事件的直接受害人，即身体健康收到损害的民众和因此而丧生的家属方可作为原告，并且提出具体的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行使诉讼权才显得有理有据。

但是司法界、公益界人士认为，这是草根NGO第一次获得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这便使今年来关于公益诉讼，包括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这一争议又一次被人们所讨论深思。

一、公益诉讼概述关于公益诉讼的定义，因为我国诉讼制度上并未对公益诉讼进行立法规范，实务中更是没有具体的操作。

因此，理论界对于公益诉讼的定义上就有数种规定。

其中公益诉讼定义最广，对社会公益救济能力最强的是“救济对象广义说”。

这一学说对于公益诉讼的定义为：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活动。

公益诉讼作为从罗马法时代就已经产生的诉讼制度，其存在显然是具有极大法律价值的，由此可见，在中国构建公益诉讼是可行的。

但是，公益诉讼有不可能作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外的又一诉讼制度，因此，实务部门推动公益诉讼的主要是检察机关，它们大多主张的是民事公益公诉。

在理论界，诉讼法学者分别从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个方面进行着独立的研究，分别给出了民事公益诉讼或行政公益诉讼的定义。

不过也有论者对公益诉讼下了较为完整的定义，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往往只是针对公益诉讼的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公益诉讼展开讨论。

二、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的对比在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讨论中，主要从诉讼的原告资格和诉讼的举证责任还有诉讼费用三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首先关于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认定上，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国外的现有行政公益制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基础。

日本民众诉讼的原告可以是纳税人，也可以是利益受到普遍影响的选举人或者其他公众之一。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

但以法有特别规定者为限。

” 这就不同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从而避免了因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无法成为原告的问题。

按照英国法规定，检察总长代表国王，有权阻止一切违法行为，代表公共利益可以主动请求对行政行为实施司法审查，还可以在私人没有起诉资格时帮助私人申请司法审查，即检察长是原告，公民为告发人。

美国则规定私人检察长可以介入行政诉讼。

德国则规定将国、州检察官通过一定规则也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国外关于公益诉讼上，也尝试性的将检察机关纳入到行政诉讼中来。

上诉国外的做法无不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从而为保障公共利益提供了帮助。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而言，多数人主张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负有举证责任。

对于诉讼费用而言，由于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费用本身较大，诉讼过程中的费用较重，有人倡议性的提出，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减免诉讼费用，对于有特别重大影响或社会效果较好的案件可以予以一定程度的奖励。

对比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从如上三个角度进行尝试。

首先关于原告资格而言，借鉴日本经验，即民众诉讼的原告可以是纳税人，也可以是利益受到普遍影响的选举人或者其他公众之一。

从根本上扩大诉讼本身的原告的范围。

抑或是像行政诉讼中，对《行政诉讼法》中的原告资格做类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释，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拓展为直接利害关系和间接厉害关系从而不同于现行起诉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便扩大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从而保证民事公益诉讼的开展。

关于公民参加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从《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中找到法理依据。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

”此处赋予公民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原告资格，是公民宪法权利的体现，是公民当家作主的体现。

有学者也认为，在我国经济不断市场化、政治不断民主化、公民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在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应当在明确赋予检察机关享有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前提下更广泛的调动社会团体和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满足他们“接近司法”的愿望，允许这些团体和个人，依据诉的利益提起相应的民事公益诉讼。

例如杨立新教授认为，现实中国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顺理成章的，检察机关最为合适。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者，是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者。

关于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上，也不应当简单适用民诉上一般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调查范围不限于当事人申请调查的范围，法院对双方自认的事实也要进行审查。

当事人不主张的事实,如果事关公共利益的保护,法院也应当审理。

最后在诉讼费用的问题上，也不应当简单的适用民诉上谁败诉谁承担费用的做法，而应对原告减免诉讼费用，对于有特别重大影响或社会效果较好的案件可以予以一定程度的奖励。

三、本案之于民事诉讼的意义司法界、公益界人士认为，这是草根NGO第一次获得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虽我国非属判例法国家，但曲靖中院的举动无疑对全国具有相当的示范效应。

作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历史性突破,这正反映了我国由无利益相关者提起公益诉讼的一个良好开端。

这次诉讼受理和审理的实践,必将对我国正在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产生深刻影响。

更令各界振奋的是，2011年10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赋予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

而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并未赋予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这也表明我国全面扩大到个人的公益诉讼，必须在公民法律意识和能力的提升以及道德水平的提高为基础。

本次云南曲靖镉污染案件能得以受理，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云南曲靖中级人民法院设有环保法庭。

而事实上，在云南曲靖镉污染受理之前，全国有为数不多的省市试点设立了环保法庭，但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就使很多社会团体无法成为公益诉讼原告。

但是一旦新的《民事诉讼法》的出台，对于原告资格的扩大，便会积极的使环保法庭发挥积极作用。

四、结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环境资源的利用将进一步加剧，而对于某些粗放型的发展而造成的环境损害，以及环境损害而对周边人群造成损害必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面前。

因此，云南曲靖镉污染事件的积极意义绝不是一起案件受理后的积极处理，而在于对我国正在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影响。

因此，我们也可以期待，在云南曲靖镉污染事件后，越来越多的组织来借以法律武器为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