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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与翻译方法_张锦兰

·译海论坛·目的论与翻译方法张锦兰(皖南医学院外语教研室 芜湖市 241000)摘 要 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

本文以目的论为依据,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选用翻译方法的目的性。

认为翻译方法或策略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来决定,并进一步指出,从实现译文目的或功能角度来看,一些违反现有翻译标准的翻译方法应得到重新评价。

关键词 功能翻译理论 目的论 翻译方法 译文预期功能A bstract Skopostheory is the most impor tant theory in the functional 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skopostheory,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translator always chooses translation methods purposefully.It holdsthat translation methods o r strateg ies should be de termined by the intended function of the target tex t andpoints out that certain translation methods w hich do not seem to conform to conventional transla tio n criteriashould be reappraised so that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the targe t text will be given due attention in the translatio n process..Key words functio nal theo ry of translation skopostheory translation methods intended functio n of thetarget tex t 翻译早在公元前就已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新的翻译理论不断涌现。

20世纪70年代,德国出现了功能派翻译理论。

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第一准则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的主要理论。

与传统“等值观”不同的是,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

即译者必须能够针对特定翻译目的选择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策略。

以目的论为依据,本文旨在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选用的翻译方法,认为翻译方法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来决定。

1 目的论———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功能派翻译理论[1]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T 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

一方面她依然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理论,并指出理想的译文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对等。

她称这种翻译为综合性交际翻译(integ 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 ance)。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赖斯发现有些等值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有时也是不应该追求的。

翻译应该有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

有时因特殊需要,要求译文与原文具有不同的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赖斯认为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

此后,赖斯的学生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摆脱以原语为中心等值论的束缚,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翻译的目的论(Skopostheory)。

威密尔认为单靠语言学是解决不了翻译问题的。

他根据行为学的理论提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

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

威密尔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不同文化又具有不同第17卷1期2004年2月 中国科技翻译CHINESE SCIENCE&TECHNOLOGY TRANS LATORS JOURNALVol.17.No.1Feb.2004收稿日期:2003—03—07/35DOI:10.16024/ ki.issn1002-0489.2004.01.011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因此翻译也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

在威密尔的“目的论”的基础上,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 anttari)进一步发展了功能派翻译理论。

她用信息传递(message transmitters)来指各种各样的跨文化转换,视翻译为一项为实现特定目的的复杂活动。

威密尔所提出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

skopos是希腊词,意思是“目的、动机、功能”。

翻译的目的是目的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这个目的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

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

那么目的从何而来?“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

发起者(如果译者自己译了一本书送去出版,这名译者就同时兼任了发起者)出于某个特殊原因需要译文。

在理想状况下,他会给出需要译文的原因、译文接受者、使用译文的环境、译文应具有的功能以及与原因有关的细节等。

翻译要求向译者指明了需要何种类型的译文,而译者并非被动接受一切。

他可以参与决定译文的目的,特别是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它原因对译文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个译文接受者群体为对象,使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具有某种功能。

这就是翻译过程的目的性。

尽管翻译目的有时相当不明确,但至少包括完成人们因文化、语言障碍而受阻的交际活动。

翻译目的论基本上属于一种对翻译的外部研究,它将研究聚焦在翻译过程中各种目的的选择上,这无疑能够弥补传统翻译研究的不足,从而使翻译的多学科探索又增加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

可见,翻译目的论的最高准则是目的决定翻译行为。

下文即以目的论为依据探讨翻译目的对翻译方法的决定作用。

2 译者选用翻译方法的目的性在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功能派将目的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一般情况下,每一个翻译行为都有一个既定目的,并且要尽一切可能实现这一目的[2]。

为实现翻译目的就要选用特定的翻译方法。

翻译方法主要有两种,正如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的: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

1995年,劳伦斯·韦努蒂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3]。

概括而言,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从这个界定看,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

要探讨译者选用翻译方法的目的性,严复不能不作为一个典型。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译著多、影响大,也与他的翻译方法不无关系。

他初期的译作《天演论》可视为归化翻译的典范。

“它是严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本着特殊目的以特殊方法译出来的”[4]。

特定的历史环境是指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列强瓜分中国最猖獗的时候。

特殊目的是严复想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普遍进化论震撼中国人,使中国人认识到国难当头、自强保种的紧迫危机感。

简言之,引进进化论不是目的,引进它并让当时闭关自大、不屑于西方学术的中国社会及民众接受以达到保种自强才是目的。

于是严复构拟了一个特别的翻译方案,将西方的进化论按他的导向引入中国。

为此,他采用三种特殊方法进行翻译:一是有选择、有取舍、有改造地摄取原作精髓,即,达尔文基本原理、斯宾塞普遍进化观和赫胥黎以人持天、自强保种之新观点。

二是将原作的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既为了使译文读起来象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易于读者接受,也为了便于对原文的观点进行评述;并在原文之外加大量按语,发挥、强调自己的见解。

三是当时人们对外来文化还有抵触情绪,严复为了读者乐于接受西方思想,采用适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的古雅文体。

“他的译文,又很雅训,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

”[5]严复追求译笔优美,很切合他要引36中国科技翻译 17卷起士大夫阶层兴趣的翻译目的。

鲁迅则一直主张忠实于原著的直译。

他在谈及《死魂灵》的翻译时说:“在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6]鲁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十分明确:翻译要尽可能保存洋气。

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有二:一是不但移情,而且要益智。

与旅行外国相似,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的洋气。

因此翻译必须保持原文的异国情调,对原文“不主张削鼻剜眼”。

二是为了“输入新的表现法”,借鉴吸收西洋的语言长处来提高汉语的表现力,以改进中文的文法、句法。

为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在有些地方,宁可译得不顺口”。

这种翻译方法,若仅仅从技术的层面去探讨,有可能会得出反面的评价,乃至给予彻底的否定。

但我们若结合鲁迅的翻译目的去加以探究,恐怕会得出不同的评价。

鲁迅的“硬译”或“不顺”的翻译方法就是为达到他所主张的翻译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特定翻译方法总是与特定翻译目的相关。

换句话说,译者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就会选择与此目的相应的翻译方法,不论归化异化,达到目的就是造化[7]。

3 翻译方法必须由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目的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须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以某个接受者群体为对象,使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具有某种功能。

这一点即使是在莎剧、《圣经》这样经典、权威作品的翻译中也不例外。

翻译莎剧是非常巨大又困难的工程,吸引了许多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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