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青春之歌》研读一、作家自述我的整个幼年和青年的一段时间，曾经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中，受尽了压榨、迫害和失学失业的痛苦，那生活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使我时常有要控诉的愿望；而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中，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幸而遇见了党：是党拯救了我，使我在绝望中看见了光明，看见了人类的美丽的远景；是党给了我一个真正的生命，使我有勇气和力量度过了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岁月，而终于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感激，这刻骨的感念，就成为这部小说的原始的基础。

摘自杨沫：《〈青春之歌〉初版后记》，《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我塑造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目的和动机不是为了颂扬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她的罗曼蒂克式的情感，或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欣赏。

而是想通过她——林道静这个人物，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来表现党的伟大、党的深人人心、党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

通过对林道静生活道路的描写，我还企图表明：共产主义的思想，为人民为集体的思想，可以使人变得崇高美好；为祖国为人民忘我地工作才是最大的幸福；而脱离了革命的集体，仅为个人而活着的时候，不管是处在什么环境，都会使人感到生活空虚、烦闷和没有意义。

要创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作者必须掌握住这个人物生长的时代脉搏，必须给这个人物打上时代的烙印……我在创造林道静这一人物形象时，就企图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按照像她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女性在当时走向革命后必然会有的发展变化过程来描写的。

而不是按照一个成熟了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设想她应有多少优点，不该有什么缺点，她入党后就必须高大无比、完美无缺等等框框来写的。

我对于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有缺点的。

主要表现在对她这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写得还不够细致、清楚；对她身上的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感情挖掘和批判得还不够深刻有力。

为什么对于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还存在着上述的种种缺点?我觉得它不是简单的艺术技巧问题，更主要的还是作者的思想感情问题。

我自己的思想改造还很不够，生活积累也不丰富。

对于像林道静这样一个人物当她走向革命以后都要经历怎样艰苦复杂的思想斗争，自己了解得还不够全面，也体会得不够深刻。

其次，我只强调了当时的历史真实，认为在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像林道静这样的知识分子，刚刚参加革命就是要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点，而忽略了另外的一面，即文学作品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一面。

还有一个原因，恐怕是由于我在感情上对于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偏爱造成的……所以对于她身上的缺点的批判就不能做到坚决有力、严格要求。

摘自杨沫：《谈谈林道静的形象》，《文艺论丛》1978年第2期。

我常常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每一个人的每一点有益的活动，都不是任它自生自灭，而是有多少人在关怀，在帮助。

《青春之歌》要不是得到许多同志认真热情的帮助决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像江华这个人，我过去一直写得很不好，很概念(今天看来仍不够好)。

后来作家欧阳凡海同志看了这部原稿，他提出江华不像工人出身的革命者，刚一到定县，不该不了解当地情况就向林道静夸夸其谈……我觉得他提出的意见很好，我根据他的意见修改后，江华这才比较像个样子了。

摘自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当代作家谈创作经验》(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8页。

远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想写这部小说了。

在冀中的游击区里，有一天我偶然从一个同志那儿看到一本名叫《牺牲》的书。

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互济会”出的纪念牺牲了的同志的书……看了这本书我激动得很厉害……许多许多年轻有为的革命同志，他们生前的照片那么洒脱、豪迈、英姿焕发，可是在这些可爱的照片下面，却是他们被国民党枪杀后躺在棺材里鲜血淋淋的照片……看了这些照片我忍不住哭了。

记得这一个夜晚我再也睡不着觉，我反复看他们的照片、生平和那些充满浩然之气视死如归的信札……当时，我就想，要能把这些崇高的英雄人物描写出来够多好啊!可是当时正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根本没办法提笔。

不过这些不朽的人物却渐渐地在我的心里生长起来(也许卢嘉川的形象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我的心里孕育。

他写给林道静的信，刘大姐的丈夫写给刘大姐的信，全是受了这书中许多先烈遗书的影响)。

摘自杨沫：《〈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杨沫文集》(第5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376页。

《青春之歌》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一、没有什么框子……我只想反映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斗争，反映我个人经历中体会最深的东西，可以说完全立足于真实的或者说是现实的生活……二、我写的内容，都是写使自己非常动情的人和事，都是写爱或憎的人物……三、在《青春之歌》中，我是以人物为主的。

我在构思中，头脑里情节不多，只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在我心头缭绕、翻腾。

全书以林道静为主，我总在思考这个人物怎样由一个充满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帮助和教育下，一步步成长的过程。

围绕她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但不是用这些人物来图解政治，书中的情节和人物是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四、坚持了独立见解，没有被周围的一切理论、“劝告”所左右。

摘自杨沫：《〈青春之歌〉与〈东方欲晓〉的创作得失》，《杨沫文集》(第5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490页。

二、重要评价观点《青春之歌》中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较之过去的作品有了很大的发展。

30年代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共产党员林道静，同20年代“恋爱至上”的子君和“教育救国”的倪焕之迥然不同了。

目光短浅的子君个人终于抗争不过旧势力，被黑暗的社会扼杀了年轻的生命；而被组织到无产阶级先锋队伍中的林道静，把个人的命运同人类解放事业放在一起，终能“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这充分显示了时代在前进，阶级营垒更加分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更为深人，而此时趋于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也日益增强。

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过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而林道静形象的完成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摸索过程进行了总结，做出了答案。

这正是《青春之歌》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摘自张钟等：《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青春之歌》叙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何自觉地承担起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组织民众，不避个人受难和牺牲进行英勇斗争。

这是胜利者对其历史所作的确认。

这种确认，在小说中主要通过对英雄形象(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的创造来达到。

因而，尽管卢嘉川等在小说中并非主要人物，当时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时，他们的存在却是首要理由。

当然，小说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因素。

首先，它同时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故事，另外，还多少牵涉到女性命运的主题。

林道静的爱情、婚姻遭遇，隐含着复杂的女性问题。

但有关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在作品中是被压抑、被淡化，被主要当作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矛盾和转变的因素来处理的。

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永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

这一道路的叙说虽说早已做出，但在知识分子改造以获得“本质”成为严重问题的五六十年代，又是必须着重强调的。

这是这部小说的“题材意义”，是它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仍获得充分肯定的原因。

摘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关于结构，作者的手法有点凌乱。

全书的主要结构是沿着林道静的遭遇一线发展的。

然而中间又插进了一些没有林道静在场的在全书是主要的情节，例如本书第七章。

这一章写得有声有色，应当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本书是写学生运动的)，可是，由于全书的主要结构是沿着林道静的遭遇一线发展，这一章就好像是一个插曲了。

如果作者的确企图通过学生运动来写林道静的思想改造，而且以写学生运动为本书的目的，那么，作者把林道静布置在定县农村的一段故事是否必要就值得研究了。

因为这一段使得全书结构松散。

如果作者主要是企图写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思想改造，并不以写学生运动为目的，那么，作者倒实在应当考虑把林道静和工农结合一番。

结构的凌乱也反映了作者在构思时只着眼于一枝一节而未能统观全局、大处落墨。

有人批评这书的缺点是作者未能站得高些，如果“站得高些”是作这样的结构上(还有人物描写上)的解释，我以为还妥当，但如果是作者未能写出当时革命的总形势，那就是要求作者变换主题了，这未免离开了文学批评的常规了。

谈到《青春之歌》的文学语言，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作者能够表现不同场合中的不同气氛，然而她的词汇不够多，句法也缺少变化。

这就使得某些紧张的场面缺乏应有的热烈和鲜艳，某些抒情的场合调子不够柔和。

尤其在描写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作者的办法不多，她通常是从一个角度写，而不是从几个角度写；还只是循序渐进地写，而不是错综交叉地写；还只能作平视而不能作鸟瞰。

人物的对话缺乏个性。

我们不大能够从不同人物的对话中分辨出他们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教养和不同的性格。

摘自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青春之歌》是一部自传色彩较浓的小说，从杨沫关于个人早期的生活经历和走上革命道路的自述中可以得知，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闪现着杨沫的影子。

虽然，《青春之歌》是小说而不是回忆录，林道静是小说人物而杨沫是隐含的作者，但从杨沫的自述和小说叙事的比较中，可以寻觅出从个体记忆转换成集体记忆的环节，从而厘清主流话语的叙事模式。

《青春之歌》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重构作者早年的人生经验，所以把家庭作为社会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的缩影。

为了突出所指结构的意识形态性，作者还不得不对能指结构加以限定和规约，使它仅仅指涉所指结构。

其最有效的编码方式，就是对自己原生态的事件历史进行细节的虚构，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把生母改成继母，在小说形象林道静的血缘中注入佃农的血统。

由继母承担加害者的角色，便将作者的个人体验提高到了“普遍性的高度”，因为林道静生母秀妮的悲惨命运，一方面揭示了林家的罪恶，隐喻了整个旧中国的黑暗，从而使林道静背叛家庭的个人选择具有了社会性意义；另一方面也为林道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政治性的逻辑起点，自然朴素的阶级意识，对她最终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不言而喻的决定性作用。

故此，从杨沫个人早期生活历史中的生母到林道静成长故事中的继母，看似不过是一个细节的虚构，然而在叙事上却是一个阿基米德的移置。

这种移置的结果使小说的政治意义加强了，即宣谕家一国互义和阶级压迫：家长的权力是通过制度化的“家”这个装置，将阶级异己者置于死地，从而使个别特殊世界向着阶级观念的普遍的地平线扩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