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沟通规划与场所塑造地方特性（qualities of places ）的塑造在西方社会，传统的规划活动一直侧重于对不同层次的场所进行管理，从邻里、住区到城市、区域和整体景观。
这种规划形式不可避免地反映并塑造了次级国家管治（governance ）的组织结构以及有关的主流观念，即场所（places ）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们应该是什么。
20世纪下半叶，综合规划（comprehensive plans ）、总体规划（master plans ）以及物质空间发展规划（physical development plans ）反映了整合城市系统的概念，表现了为寻求平衡关系而产生的特殊城市形态。
当时的规划任务是促进发展，对有关变化进行控制以利于减缓与这种关系的背离，纠正市场的错误，以及维持秩序对抗混乱的威胁。
这些概念现在已经被放弃，它们被认为是代表了有关地方特性（place qualities ）的“现代主义”思想和“国家经济统制论”（statist ），代表了政府在控制空间变化方面的角色是“命令与控制”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规划活动一直与我们现在要试图摆脱的过去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并不足为奇。
此结论得到后现代文化倡导者的支持，也得到市场自由倡导者的拥戴，其论点基于许多不同的主张。
有些观点认为，与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社会动力相比，地方特性无关紧要。
这一论点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认为新的信息社会使人们从对地方的依赖中解放了出来。
另一些人则通过强调概念化和控制未来方向的不可能性，从而使规划概念塑造未来的野心遭到幻灭。
在许多管治语境下，这种争论已经使得部门政策共同体（sectoral policy communities ）发展成孤立的堡垒，这些部门政策共同体往往关注于特定的职责或议题（如经济发展、住房、医疗卫生、教育、交通、农业、旅游等等）。
每一个政策共同体都与商业集团和压力集团之间有着独特的关系，很少关注其自身政策与经济组织、社会生活、生物圈系统等现实之间的交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方，并且涉及到对地方特性的理解。
由于摒弃了场所曾经是什么、可以发展成什么的战略概念以及地方内部系统关联的模式，地方特性在西方许多公共政策中已经淹没于项目设计和评估中。
同时，在20世纪中期为空间规划和土地使用管理建立的政策系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municative Planning, and Shaping Places帕齐·希利 著 邢晓春 译摘要：本文回顾了社会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沿革及其与沟通规划理论的关系，并强调了它与有关实践任务的关联，这种实践任务回应了公共政策演变中对更多地方意识的需求。
作者追溯了对于公民社会的多种诉求和社会生活能够做出更多回应的管治形式的演变，并且讨论了社会建构主义关于制度的概念、参与者和网络的重要性、结构和能动作用的内在联系，以及社会网络的文化维度。
作者还探究了管治能力或制度能力发展的意义。
在回顾沟通规划理论时，作者论述了哈贝马斯对于交往行为的研究方法可能被引入制度主义理论的观点中或者被改写。
最后，作者探讨了这些进展如何能够增进理解并形成相应的战略，用更加包容的方法推动关注地方的、整合性的公共政策发展。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communicative planning theory,with emphasis on the relevance to the practical task of responding to demands for a more place-conscious evolution in public policy. I trace the evolution of forms of governance that are more responsive to the multiple claims and social worlds of civil society and include discussion of the social-constructionist conception of institutions, the significance of actors and network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cy,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social networks. Th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governance capability or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re also explored. In reviewing comnmunicative planning theory, I discuss how Habermas ’s approach to communicative action may be reworked or positioned in 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Finally, I explore how these developments can be used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and strategies for evolving more inclusionary approaches to integrated, place-focused public policy.“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municative Planning, and Shaping places ”原载于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999, 19, 111-122；Sage 出版集团授权作者在我刊发表中译文。
作者：帕齐·希利（Patsy Healey ），参见第4页作者简介。
patsyhealey@译者：邢晓春。
jane2109@帕齐·希利① 英国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neo-institutionalism, Rhodes 1995）尽管对有关管治制度下行动者的工作做出了有价值的经验主义研究，但是与本文探讨的理论发展联系甚微。
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抨击，它们被称为现代主义者和福利国家组织结构的残羹冷炙。
随着规模庞大的国家经济规划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规划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
在公共政策中这种无视地方的演变，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如英国）非常明显，并且正在面临区域经济分析研究、环境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带来的强大挑战。
把公司体系的生产关系和增值链与公司及其人员所在地方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使用了“社会经济学”、“进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多种名称的这一学科，首先被纳入在这一框架下（Amin 和Thrift, 1994; Amin 和Hausner, 1997）。
这导致出现了大量关于“工业区”和“知识园区”特征的研究工作（Asheim, 1996; Belussi, 1996）。
第二种学科的发展受到环境保护论者的启发，吸收和利用了有关概念，正在探求以整合系统的模式来表达在地方可以发现的复杂关系。
这些研究工作不仅将经济和社会系统相联系，而且将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联系在一起。
与新制度经济学一样，这些在建立整合环境模式方面的成就是从某个场所的一种现象（例如废弃物产生和处理的循环系统或水文系统）中延伸和扩展，并且试图将对这一系统起作用的其他关系视为影响因素。
最后，关于文化地理学、女权论日常生活体验以及当代社会的社会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已将重点集中于身份认同的政治学（identity politics ）以及社会分异和边缘化的过程。
这些研究正在将地方特性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和生存体验质量的方式揭示出来。
在这种工作中，场所是一种物质和社会的空间，代表着一种生存习性，被赋予了意义和内涵，并且有多种关系交织于其中，通过这些关系可以形成并改变特定的“文化资本”（Bourdieu, 1977）。
所有这些发展都正在对分析议程和政治议程进行着重构，重新强调地方特性在公共政策中的位置。
在欧洲背景下，无论是从总体上对公共政策的关注，还是对次级国家管治组织机构的关注，都有越来越多的政策辞令提倡政策区域之间更多的整合，并且更加强调以战略方式对于地方、城市、边缘地区、有价值的景观地区和大都市系统中地方特性的变化进行管理（CSD, 1997）。
在这些压力的背后，部分是由于上述知识和思辨的发展导致了变化。
但是，由于经历了政策执行中的困难、追逐效益（通过整合如何少做多得），以及面对日益碎片化的管治来寻找途径以减少它所带来的问题等等原因，这些发展正在被推向歧路。
在很多情形下，还有一种关注与协作议程（coordination agenda ）共同发挥作用，将政策设计概念从已经确立的政策共同体的观点，转变为与工商界和市民的当前关注更为相关的形式（Harding, 1997）。
克服民主的缺失，使管治议程及其传递和扩散的节点与市民更加相关，再加上提供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这一切都需要具有对具体情况加以理解和回应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于免除某一特定管治能动作用的回应。
目前，在当代公共政策中使用的隐喻（如伙伴关系、整合、整体的、一站式），反映了对于减少政府机构破碎化的关注，至少在英国是这样。
这些关注在区域和地方层面都促进了管治能力的发展，能够将地方发生的不同方面的事务相互联系在一起，至少是建立起战略联系，即那些看上去具有重大意义的联系（Mawson, 1997；DETR, 1998）。
所有这些转变，无论是在分析还是在政策关注上，都导致了次级国家管治有关战略和场所意识（place-conscious ）进行变化的需求。
这既需要思维模式的转变，以明确在伙伴关系和整合中所强调的意义，另外也需要行为模式的转变，以使不同的政策共同体、不同类型的专业技能之间建立联系，在民主缺失的情形下，建立起管治、市民和工商界之间更为互动的新型关系。
规划队伍作为一个专家团队，具有战略性的、关注地方关系的智力传承，也有面对政策整合挑战的日常工作实践，可以为管治的重新设计做出诸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