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某日见正龙老师有专文“李约瑟难题”之我见，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真可谓先言我声，故将其全文转载如下：“李约瑟难题”之我见——对于东西方科技与文化的思考王正龙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光召先生说：“中国为何没有与西方同时或前后产生现代科学技术？这一问题困惑了许多科学史专家，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这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李约瑟和科学家们对这一难题产生困惑是必然的。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道德与科技”的关系问题。
只懂得科技知识而不懂得道德修养的人，或者说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永远也不可能正确地解答出这一难题的。
物质与意识，第一第二，极难把握，圣人的理论连中国人自己也难理解，极易偏颇。
只有用孝弟这个行为习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孝弟观念习惯就是形成上下左右相互关联照顾这个观念的基础。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人类的基本特性。
一个健全的人，都是由心理和生理两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由思维技能和情感欲望两部分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
生理可以驱使心理为之服务，心理也可以抑制生理的欲望。
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具备“善”、“恶”和“非善非恶”三种特性。
完全接受了“善”的心理教育和生理的训练，就是善人，就是有修养的（无私的）人（比如古代圣贤）；而没有接受善的教育或完全接受了“恶”的心理教育和生理的训练，就是恶人，就是没有修养的（自私的）人（比如土匪强盗），甚至是邪恶、凶残的人（比如日本鬼子用活人作刺杀靶子来训练新兵以强化其残暴性）。
在世界上，只有绝对的善人，却没有绝对的恶人，受到“善”和“恶”的心理教育和生理训练的比例多少，决定着此人的善恶属性。
而“非善非恶”只是一种如一的思维方式和生理本能，这种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佛、菩萨才能如此。
如果“善”和“恶”的心理教育和生理训练都很少，那么，此人一定会顺着欲望的驱使而逐渐变为恶人。
所以说，善恶的关键在于是否接受教育，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
明白了这个原理，下面的问题就好说明了。
再打个比方：东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就好比两个人的成长过程，东方人的成长过程，是有“老师”管教的过程；西方人的成长过程，是没有“老师”管教而自由成长的过程。
所谓有“老师”管教的过程，就是在做人的原则方面进行重点强化训练，通过对“孝悌”的德育培养，就能够考虑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通过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就能够照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对历史的学习与反省，就能够顾及到眼前与长久的利益。
由于东方人具备了这些品质，做任何事情，都是自觉的行为，不需要任何人强迫或限制；由于东方人确立了这种修养，头脑就会异常聪明，而且，性情善良，对集体和将来有利的发明创造就会积极发展，对国家和子孙具有不利影响的理论和技术就坚决取缔。
所以，科技和经济就自然在修养的指导下稳步发展，有多少财物就享受多少乐趣，身心健康，没有多少令自己后悔的事情，也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都能平平安安地生活，健康地安度晚年。
从小确立的规矩和修养会指导、伴随一生。
这种有“老师”管教的过程就是东方人的成长过程。
而西方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一种任其自由发展的过程。
这种成长过程就像没人教养的孩子，是按照少数人的欲望和需求而发展的，这种发展，往往都是为个人考虑，而且，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久利益，甚至侵犯、破坏他人的利益。
西方人在年少的时候，头脑还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而且，由于极端自私，性情也就非常残暴，一旦长大成人，头脑开了窍，学习并接受了东方文明人的科技知识（由于西方人没有很高的道德观念，不可能领会并接受东方极高的道德规范，所以只接受科技知识而抛弃了东方人的道德），为了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欲望，便没有限制、不计后果地快速发展科技，但是欲望永远也得不到满足，于是便利用为满足欲望而发展起来的科技去抢夺其他人的财富，并且没有限度地开发和破环人类共同的资源，以满足他们不断膨胀的欲望。
于是就迫使东方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而无奈地“奋起直追”。
由于西方人没有教养，所以就只顾个人利益，就没有信义可言（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等到了晚年，影响人类社会的资源、生态、污染和战争问题显露出来，于是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认识到自私的错误之处，但由于恶习难改，而且，身体已经虚弱，积累了许多顽固疾病，无力挽回已经造成的损失。
因为修养是需要亲身实践，此时再注重修养的研究和制定，却又不知从何处下手，而且，傲慢自私的习气迫使西方人很难虚下心来向东方人学习，积重难返，更不愿意放下架子向东方人认错，于是就将错就错下去了。
而且，还要虚伪地帮助东方人来发展经济，但是，对东方人的“善意”中总会包藏着“野心”，这种思维习惯是很难去除掉的。
话说至此，李约瑟难题也就解答完了。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国内外各界学术人士都对此问题进行过探索，而且角度各异，有从历史的维度进行深层剖析的，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梳理的，也有从经济学观点进行分析的。
在现代，更有学者认为该问题是个“伪问题”而呼吁学者跳出“李约瑟问题”的怪圈。
此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孕育了灿烂技术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出近代科学？”也即，作为曾引领世界十几个世纪，唯一有历史延续的中华文明，为何会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对此问题的反思其实早自清末洋务运动起就已开始。
当时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解决此问题的实际方案。
那么从学理的层面上看，究竟如何解答此问题，就成为名副其实的“难题”了。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
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
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
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麽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
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
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
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