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体系的离心性
——简述维也纳体系的形成与特征
【摘要】维也纳体系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解决冲突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意识形态作用于大国博弈之始。

它源出于战争，又瓦解于战争[①]，虽在历史银河中如流星般转瞬即逝，但极大的影响并促成了后世欧洲乃至世界国际关系、国际约束法制的理论化、科学化与近代化。

特别是贯穿体系其中的历次重要会议的某些决策，在奠定了欧洲部分民族国家的版图的同时，也保持了各大国多极均势的态势，更维系了欧洲几十年的和平。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看似风平浪静、依靠列强政治妥协所建立起的“终战”秩序，实质并不是捍卫和平，而是一轮大战后和新一轮大战前的喘息之策。

所以从建立之初，该体系便隐含了战争的危机。

对于该体系的探讨研究，有助于理清这一段时间内西方各大国错综复杂的联系和战争之由，而且对于把握体系中新生国家的成立历史，又有着极大裨益。

本文将通过理顺该体系形成与归纳该体系特征的方式来重点剖析其离心性的背后根源。

【关键词】维也纳体系均势国际关系民族主义多极化离心力
一、维也纳体系的形成过程——命途多舛,根基不稳
179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爆发。

它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而这两者，是国际关系史上现代民族主义的源泉。

[②]而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催生的精神优越性，与欧洲传统宗教的“普世主义”相结合，使得法国革命的民主自由思想得以输出。

这对于周边封建集权君主制国家的统治造成了质的威胁，因此各大帝国以维护“正统主义”权威为由纷纷干涉。

而英国此时完全放弃意识形态的感情，转而支持奉行敌对治国理念的帝国联盟，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也限制法国的扩张——一切现象迫使法国孤立无援，国外强邻压境，国内党争频繁，革命面临着崩溃。

直至铁腕人物拿破仑的出现，扭转了所谓不利的局势，使得法国日益强大。

但是惜其好大喜功，政治与军事上的疏忽，导致敌对一方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

为了更有效率的制裁战败的法国和鲸吞战争遗产，苦于经营另一场冲突的各大国开始继续采取联合手段，将协商制度的确立摆上议程。

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各大国之间就曾借助六次反法同盟有过接触，彼此互有顾虑。

针对战后悬疑未决的利益分配问题和多足问鼎的并立局势，没有国家敢于再用武力解决问题，于是
就有了形成体系的主观契机。

1814年9月，维也纳召开了讨论拿破仑战争后重新确立欧洲格局的大会。

除奥斯曼土耳其外，其余欧洲国家均有参与，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在这次会议上，列强显露了建立欧洲多极化均势和重新分割欧洲版图、海外殖民地的意向。

但是由于波兰——萨克森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种想法曾一度搁置，后来各大国因种种原因彼此作出让步，欧洲协调均势的体制才有了一部分可行性。

而1815年拿破仑政变事件，则无疑对其正式形成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终于，在不断的曲折过后，1815年6月9日，列强匆忙通过《最后议定书》，结束了维也纳会议。

而该条约依据正统主义、遏制和补偿三原则重新规划了欧洲，建立了所谓欧洲协调的反暴力体系，而后人根据其主要会议地点命名其为“维也纳体系”。

欧洲在体系的庇护下，换来了短暂的相对和平。

但是，由于大国强权色彩的浓重及战略利益的瓜分不均，维也纳体系自开始便呈现出一种“貌合神离”的离心“怪态”。

同时，其体系内国家在形成之前的分分合合现象，也决定了它根基不稳的分离特性。

二、维也纳体系的特征——貌合神离，虚有其表
维也纳体系的特征在其形成过程中已经渐露端倪——离心力巨大，表面上各国欲维持欧洲安定而各作让步，实际上却各自想以体系为掩护玩弄外交权术、博取利益。

可谓是“貌合神离，虚有其表”。

口说无凭，笔者认为想把握对维也纳体系特征的宏观把握，第一就必须要弄清楚国际关系学中的相关体系概念问题。

“体系”（System）一词，基本含义是：同类事物有规律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统一体。

而此词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有不同的用法。

马列用的是“国家体系”概念，西方则通用“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理论。

[③]张季良先生在其《国际关系学概论》一书中倡导以“国际关系体系”概念解释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那么什么是他所阐发的“国际关系体系”呢？它主要指各种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各种形式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统一体。

——如果以这条概念为依据的话，我觉得维也纳体系并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只能算是一个“前体系时代”或“准国际关系体系”。

而照我不成熟的推断继续下去的话，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至今都没有形成，因为他们都不具有统一体的性质，在体系的框架内，并不遵循体系大方针指导下的集体主义行动原则，且存在着内部成员的局部战争。

[④]所以我认为维也纳体系首先从概念上衡量便虚有其表，具有离心作用。

这一点说法当然只是推测，其成立性建立在我个人知识积累深浅与张先生所提理论正确与否的基础之上。

但
现在看来，二者均有不稳固性，所以只能作我个人的一点理解，不妥牵强之处，还有待商榷与改进。

其次，我认为一个“单数极并立”的体系绝对要受到更大离心力的作用，因为其内部的“对抗力平衡”极不稳定。

维也纳体系存在着战胜国英、俄、普、奥与战败国法国五强并立的均势多极现象，如果5国各自为政，体系的离心力强度可以变成1:1:1:1:1，体系必然崩溃；如果出现多对多局势，即一个体系内主事大国形成的两个集团或多个集团的对立，这个体系内的离心力强度可以变为3:2或1:2:2及更多情况，那么离心力强度也会很大（一国对多国的局面往往不会形成，因为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各国彼此均势的状态下，一个大国不可能与其他国家组成的联盟体为敌。

因此可以排除刚才1:2:2或其他出现1比多的情况。

）于是观之，将“单数极并立”转变为“双数极并立”才能减少体系内的离心作用[⑤]——这就是我在写这篇文章过程中自己斗胆总结的“单双极”推论。

具有双数极支持的体系，其制衡性与约束性将会强于单数极主导的体系[⑥]。

将此推论运用于分析维也纳体系，不难看出其间的离心力会有多大。

当时体系内法国战败欲起，俄国加速西扩，英国维持均势，普奥相争德意志诸邦霸权——五极体系出现了1:1:1:1:1的情况，因此体系的不牢固性早已深植其内。

其三，维也纳体系中藏有民族主义的肢解作用。

民族主义是许多分离主义、离心作用的根源所在。

众所周知，一场国与国战争过后，必然导致民族矛盾的上升。

况且被压迫民族无法忍受列强在一场会议上用政治的眼光来分割其归属与版图——因为在大国强权的决策下，他们心中因民族习惯形成的固有版图被不合理的人为割裂，在心理上等同于对一个民族的侮辱。

在以上各种情况的交织下，仇恨自然深化，民族主义就会有产生的温床。

于是我们不难解释1815年体系形成后欧洲的民族反抗运动：希腊1821年起义，从土耳其手下获得独立；比利时人于1830年摆脱荷兰统治；意大利人在经历了1820年、1830年、1848年无效起义之后，在1859至1871年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在普鲁士领导下，于1866年击败奥地利，于1870至1871年击败法国，建立德意志帝国。

[⑦]摧毁维也纳体系的两件大事——意大利的统一、德意志的诞生可以说都是民族主义觉醒作用的结果。

而各大强国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也确实削弱了体系中主事五国部分国家的势力，造成对外力量的不均衡，使得他强而己弱，终于以战争方式终结体系。

所以笔者觉得，民族主义也是瓦解维也纳体系的一个主要因素。

三、总结
维也纳体系形成多难，特征又显示了不稳的弊端——这些都给其长久的维持带来威胁，这也就不难猜出为什么体系内的离心作用会那么强了。

虽然其具有极大的离心性质，但是也在客观事实上为欧洲的发展作过一些好事，且开了订立国际准则的先河。

因此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还是应该投予它辨证的眼光。

这个体系所反映出的一些情况，完全可以作为现今国际关系的参考，其巨大的现实意义，还有待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学者埋头发掘。

[①]历史学术界对其何时崩溃、崩溃原因都有争论。

一种说法认为其终止于1848年革命引发的战争，另一种说法认为其终结于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

此说法来源：何炜《论维也纳体系的运作与终结》，载于《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7年第27卷第6期，总第50期。

[②]以上史实概括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89页。

[③]以上概念总结自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141页。

[④]我认为人类诞生至今只有一个“区域关系体系”——欧盟体系（欧洲共同体系）。

因为它在宏观的指导方针上存在一致性，且体系内国家间并无局部战争。

[⑤]因为双数极能更大概率的出现两方均衡的情况，即一个体系内两个集团参与国平均数目的情况。

[⑥]这只是我的一个无理推论，我可以画草图举事例另作文章分析。

其合理性将在我未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时加以论证。

[⑦]史实来源于（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