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苏轼诗歌研究综述
一.研究概况
据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一文的结果显示，“苏东坡高居本世纪宋代词人研究成果排行榜第一名”。

崔海正《东坡词研究述要》（《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和《近年来东坡词研究述略》（《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两文，对20世纪初至90年代初的东坡词研究作了全面精到的评述。

之后，董希平《苏轼、周邦彦及其词研究综述》（载《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版）一文，又对1995—1996年东坡词的研究作了概括评述。

自1997年以来，借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在密州（山东诸城市）召开的契机，东坡词的研究在以前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深化。

据统计，1997—1999年3年间有关苏轼及其词的研究论文多达120余篇。

1.朱靖华教授的《朱靖华古典文学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中的《苏轼论评》一部分对苏轼的诗词进行了评析。

这些文章论断精辟、理富文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

其中《诗论》部分选取了苏轼诗议论化、理趣化、“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苏轼的诗风等特点加以论述。

《词论》部分主要围绕苏轼对词史的贡献进行论说，对苏词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梳理。

《文论》部分则是以苏轼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为核心，把苏轼在宋代散文发展中的贡献展示给读者。

另外，还对苏轼非常著名的前、后《赤壁赋》的题旨进行分析，让读者在看到这两篇赋形式之美的同时体会到它们的内蕴之美。

2. 沈松勤在深入考查北宋时期杭州文化之后，撰《苏轼判杭词创作的文化机制》（《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地方官僚以歌妓歌舞侑酒为中介的社交方式和生活习俗是苏轼在杭涉足词坛、染指词事的一个重要机制”（“而非出于自觉”）。

该文进而论析苏轼这些词作与花间词以来的应歌体不尽相同，即突破了以往词体普泛化的抒情模式，寄寓了特定的政治情怀，为后来的“东坡范式”（涵指“主体意识的强化”、“感事性的加强”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杨海明《从苏词看苏轼的人生感悟与处世态度》（《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苏轼是一位聪明睿智的文人，其聪明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成就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以及通达的处世态度方面。

杨文结合苏词中所表达的苏轼在各种人生阶段的种种情态，探寻他“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妙”所在。

苏轼堪称中国古代封建文人的生存典范。

他善于多方面吸收和发展传统文化对人生进取和独立自由有益的因素，使之完美地体现在自我的人生实践中，构建自我的文化人格，悲剧性地实现了儒家思想关于人的社会价值追求。

“出世态度人世业”，出世之心不是苏轼价值意义上的终极追求，而是
他积极进取的人生道路上的一种精神支撑。

苏轼的人生艺术无疑对其词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张玉璞《佛老思想与苏轼词的创作》（《齐鲁学刊》1997年第3期）指出，佛老思想在影响了苏轼的社会行为的同时，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

认为苏轼对佛老思想的接受持一种分析的态度，苏轼不深究佛老义理，而是“取其粗浅假说”即把握其基本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人格思想。

文章以东坡词文本程式，分析其词中诸如彻悟的人生感受、随缘自适的处世态度等表现主题，以及空灵澄澈的意境等都透示着佛老思想的影响和浸润。

任爽《略论“静空”观对苏轼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认为苏轼“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静空”观，是受佛、老中“清静无为，无为而为”的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在创作和审美上与王维“自净其心”一脉相承。

文章论析了苏轼“静空”观对其词的空灵意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饶学刚《“中秋词”——东坡超然人生的放歌》（《中国第十届苏轼研讨会论文集》）一文，继升华说、寄托说、发泄说、表达说、比兴说之后提出新论，认为苏轼“中秋词”的本意旨在对人生意义作形象而深蕴的探析；“中秋词”是超然台、明月、酒即现实、理想、人性三融汇的“超然诗”，是“三维观照、时空交错”的“东坡文化现象”。

二.研究角度
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其诗歌之“天工清新”，词赋之浩然豪放，气度之乐观豁然，无一不显示苏轼的人生境界是审美的。

无论从诗歌、词作、仕途和处世的各个方面来看，他在审美境界上所达到的高度已然没有多少人可以望其项背。

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对苏轼的评价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杨存昌、崔柯在《从“寓意于物”看苏轼美学思想的生态学智慧》中指出苏轼文学中的美学意义：“宋朝大文豪苏轼是‘一个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美学典型’,他‘思想上吞吐道儒,出入佛禅’,艺术上海纳百川,自成一家。

他提出的‘寓意于物’说,恰切深刻地阐释了人与外部世界的美学关系。

”
“寓意于物”是苏轼以其高超的艺术造诣、旷达的人生态度和深邃的生活体验所达到的一种审美的、艺术的处世方式与人生态度,也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之下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之集中体现。

”高度概括了苏轼在艺术追求和人生态度上的审美体现。

苏轼在诗、词上造诣都卓然出众，在诗歌方面，苏轼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着自己的进步，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思想和风格，他在诗歌方面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
一. 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

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

基于此,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

他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并且
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如既往地遵守“有为而作”的原则，他的《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吴中田妇叹》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现实主义名篇。

二. 主张诗贵传神。

苏轼关于诗画要传神的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在这里,苏轼本首“诗画一律”的原则,精辟地阐述了诗画创作中形似与神似的关系。

绘画过分追求形似,则不能传神;作诗仅仅满足于摹写物象,意尽句中,也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

诗画都要遗貌取神,抓住客观物象的本质特征,才能达到传神的目的,这就是诗与画共同的本质特点。

如其名作《饮湖上初晴后雨》,就是脍炙人口的传神佳作。

三. 崇尚“天工与清新”。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

他推崇感情真挚、意境清新的诗作，其“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

“美”与“自然”是苏轼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

三. 总述
综上所述，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他给予后人的是诗词中所展现的真与美，是对人生和艺术的不懈追求。

坎坷的仕途与跌宕的命运并未使他放弃对生活审美境界的探索，佛禅思想的空灵与旷达使其能身处逆境而随遇而安，对人生乐观豁达，对艺术率真执着，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近年来东坡词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更新颖的角度对东坡词进行了多侧面的深入把握，作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

但是，为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苏轼诗歌的成就，我们还应进行更加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对苏轼诗歌进行探究。